朱棣将明朝首都改置北平，姑不论其他，先自根本上动摇和改变了朱元璋的基本国策。要知道，他是打着维护“祖制”的旗号（指责朱允炆当政后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兴师问罪、夺取权力的，但实际所做，恰恰对朱元璋最核心的治国方略加以反动。过去有句话说，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的惯用伎俩———朱棣所为，正此之谓。
朱棣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从迁都念头萌动到最后实现，他做了无数小动作，掩人耳目、后台操纵、暗渡陈仓、缓慢推进，总之偷偷摸摸、费尽心机，充分展示其伪诈的天性与天赋。
第一个小动作：永乐元年新年刚过，正月十三日，礼部尚书李至刚伙同几个人进言：“昔帝王起，或布衣平天下，或繇【与“由”通】外藩入承大统，而于声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中都之制，立为京都。”｛130｝这番话前半部分基本生拉胡扯，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把自己的出生地搞成京都，也就是朱元璋比较自恋，曾以临濠为中都。李至刚等几个马屁精便搬出这一点，请求将北平升格为京都。这李至刚，洪武年间就受过处分，建文时期又因事下狱，做官记录差得很。朱棣上台后，由于李至刚“为人敏给”，“善傅【附】会”，颇得朱棣青睐，做到礼部尚书，“既得上【朱棣】心，务为佞谀”，“朝夕在上左右”，“甚见亲信”——— 《明史》在一番描述后，特地强调他“首发建都北平议”，作为此人“善附会”，“务为佞谀”的实绩。｛131｝综上所述，可以肯定李至刚的建议绝非出于他本人，而是朱棣亲自授意的结果，甚至极可能安排李至刚做礼部尚书即是为了让他来提这样的建议（这类事由礼部尚书来提，最名正言顺）。李至刚建议一上，朱棣便即照准，“制曰：可。其以北平为北京”｛132｝。于是，朱元璋拟定的“北平”地名，悄然变做“北京”———闻名遐迩的“北京”一词即于该日诞生，而从此明朝变成两京制，南有南京，北有北京，终明一世皆如此。只不过，眼下第一京都和事实京都是南京，到后来则相颠倒，北京变成第一京都和事实京都；朱棣玩的是障眼法，先用两京制遮掩他已经决定定都北京的打算。
第二个小动作：当年五月，朱棣再次在廷议时提出“北京，朕旧封国，有国社国稷，今既为北京，而社稷之礼未有定制，其议以闻”｛133｝。这是什么意思呢？试探。朱棣欲借修订北京祭祀礼仪，给其以和南京同等规格，来观察群臣的反应。结果，礼部及太常寺两个职能部门专门开联席会议讨论此事，形成的主流意见是坚决反对：“考古典之制，别无两京并立太社太稷之礼。”｛134｝因为是集体讨论，李至刚一个人也无法左右大家的主张。不过，朱棣本亦不曾指望顺利通过，他只想探探虚实，看反对程度究竟如何。事实证明，反对者相当之多。这样，他也就知道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了。
第三个小动作：在动议提升北京祭祀规格碰壁后，朱棣弄明白的是，以合乎礼制和公开的方式推进北京的建都，阻力极大；他决心搁下这些“虚文浮礼”的争论，绕开规范化操作的途径，暂不触及北京的名分问题，采取实干方式，直接营建北京宫殿———既然北京是第二首都，造座宫殿以备“巡狩”，不算过分，没有不合礼法之处。至于规模如何，除了朱棣自己，无人知道；因为先期的准备工作是不事声张的，由朱棣专门委派几个大臣去办，并且与他单线联系。整个计划的实施经过如下：永乐四年八月，由淇国公邱福挑头上奏，“请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135｝。又是一位铁杆心腹出面———邱福乃朱棣死党，叛乱起事之时首夺北平九门，后来武将受封，邱列首位———显然又系由朱棣亲自授意。邱奏当即获准，北京建宫殿之事就此“立项”。
伪君子朱棣（38）
第四个小动作：朱棣愉快地接受了邱福的“请求”，却并不着急动工。足够有耐心是此人的最大特点。为登上皇位，他忍了几十年，忍到老爸驾鹤归西，然后在朱允炆着手削藩时他又一忍再忍，忍至后者对他失去警惕才突然发难。即以迁都这件事论，从永乐元年他在廷臣那里碰钉子，到今天邱福提出造宫殿，四年过去了———尽管他日思夜想，却足足忍了四年！忍，对他不是难事，相反，他每每在忍中“阴”着把事情做成。此刻，他又祭出这法宝，“阴”着开始了北京新宫殿的营建。为什么要“阴”着？因为有个秘密不可早泄于人：北京新宫殿的规模将远远超出南京。如大张旗鼓地把一切做在明处，群臣马上会意识到，这么一座新宫殿不可能为所谓“巡狩”而建，一定是迁都的信号。因此，事情应该偷偷开展，“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一则争取时间，二则届时万事俱备，给大家来个木已成舟，不接受也得接受。所以，邱福提议之后，表面上没有动静，暗中朱棣却派出几个官员去执行特殊使命———采木，新宫殿需要数量巨大的上等木材。工部尚书宋礼被派往四川，吏部右侍郎师逵被派往湖北、湖南，户部左侍郎古朴被派往江西，右副都御史刘观被派往浙江，右佥都御史史仲成被派往山西，“督军民采木”｛136｝。这几个人在那里一呆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直到紫禁城开工。
第五个小动作：与此同时，甚至更早一点，朱棣就有计划地增加北京人口。据《明实录》载，他至少先后十余次下令从各地移民以充实北京。盖因“靖难”之乱首起于此，头三年燕军与政府军之间的争夺也集中在这一带，人民或因惊惧或因避祸而逃亡甚多。朱棣既然心存以北京为首都之念，就必须增加其人口，使这座城市有相应之规模，并为即将展开的浩大工程建设预备充足的劳力。这些移民中，有普通百姓，也有就地转业的军人，更有相当数量的罪犯。也许因为普通百姓的移民难度较大，而罪犯则可强行安置，甚至罪犯自身也觉得被发往北京屯种是意外之喜，所以永乐年间以移民重建北京时就形成这样一个思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相关的记录：
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朱棣上台的头一年】九月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丈量】地，以处民之以罪徙者【因犯罪而流徙的人】。｛137｝
永乐元年八月己巳，定罪囚北京为民种田例。……今后有犯者，令于彼耕戍，涉历辛苦，顿挫奸顽。｛138｝
永乐元年十一月戊戌，谕世子曰：朕念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故法司所论有罪之人，曲垂宽宥，悉发北京境内屯种。意望数年之后，可以助给边储【指边防军需】，省馈运之劳【人力物力取诸本地】，且使有罪者亦得保全。｛139｝
【永乐五年十月】己丑，谕刑部尚书吕震，凡戍边，各从南北风土所宜。闻北人苦炎瘴，其改佃北京，全活之。｛140｝
从这些记载来看，北京之于永乐年间的中国，颇类乎澳洲之于19世纪的大英帝国，是安置罪犯并有赖罪犯而发展起来的土地。当时北京在三四十年内，接连遭遇两次大的战乱（元亡和“靖难之役”），连朱棣都说“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可见凋虚之极。而重建北京，即以罪囚为生力军：先派人去丈量土地，以待发配至此的“罪徙者”；然后制订“罪囚北京为民种田”的正式法规，同时规定经司法部门审定有罪之人，“悉发”（全部发往）北京境内屯种，到永乐五年又以“照顾”的名义指示刑部，将以往流放在南方的所有北方籍罪犯，统统转来北京开荒。虽然我们无从得到罪囚移民的官方数字，但从以上谕旨来看，这一政策既是全局性的，又是持续性的，可以猜想这个过去叫“大都”、“北平”，而重建后叫“北京”的地方，其人口来源，罪囚恐占相当比例。这个做法的实际好处显而易见———这部分人，身处人生绝境，将他们输移北京、由囚转民，确如朱棣所料他们会有因朝廷降恩“得保全”、“全活之”的感恩戴德心理，正堪驱策，在即将开始的巨大工程中充当苦力。
伪君子朱棣（39）
第六个小动作：朱棣利用巡狩、北征等名义，开始用更多的时间在北京居住，有意冷落南京，削弱它的政治地位，使权力中心实质性地北移。资料显示，从永乐七年起，至永乐十二年，朱棣的活动中心一直是北京。《寓圃杂记》说：“及上【朱棣】登极，即广旧邸【从前的燕王府】为皇城，频年驻跸。当时群臣不知睿意所向，屡请南还。因出令曰：‘敢有复请者，论以妖言。’”｛141｝他用这个办法让人们渐渐习惯北京成为一个发号施令的地方。
第七个小动作：永乐五年七月，徐皇后病逝。这同样成为朱棣的一个机会。他毫不犹豫地将未来的皇家陵寝定在北京，以展示终将迁都北上的决心。《太宗实录》载，徐皇后临终之时，留下这样一段最后遗言：
近闻皇上将巡狩北京，意愿从行，将请恩泽及之，而吾今不逮矣，尔能体吾心，九泉无恨！｛142｝
她说：“闻知皇上就要去北京视察，本来是想跟着去的，好离皇上近些，如今我是不能追随皇上了，倘皇上能念及此意，那就死而瞑目了。”这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徐皇后为了与朱棣寸步不离，要求葬于北京。不是说皇家夫妻就不可以卿卿我我，但朱棣并非其人（朱棣后宫的情形详后）。考虑到他一贯喜欢在历史中造假的癖好，这段本就别扭的情节看上去很可能是编造的。那么，替徐皇后编造这样几句“临终遗言”意义何在？盖因皇家陵寝，总在国都附近，以便奉祀。徐皇后之死，意外地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朱棣可以通过确定陵址来为将来迁都北京做铺垫。这点心思，明代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