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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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 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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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继盛反严之初,即以“奸臣”称严嵩。杨先因此事被嘉靖杀掉,继之,严嵩又被嘉靖亲手搞掉。这样,否定之否定,因反“奸臣”丧命的杨继盛就成了忠臣,到隆庆时被表褒,赠衔赐谥,还在保定建了名为“旌忠”的纪念堂。这就是严嵩之为奸、杨继盛之为忠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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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31)
本来,这段故事的真正主角是嘉靖。他为保护严嵩(表面上)杀了杨继盛,然后,翻手又将当时的保护对象打倒、抄家,使得其中是非大乱。若无嘉靖在世时亲手打倒严嵩于前,后来隆庆皇帝也不便为杨继盛翻案,将他从罪人变成忠臣。所以,这里面的忠奸问题,都不过是嘉靖一手策划。照理说,改朝换代之后,清朝史馆诸臣可以不理会明代政坛的纠纠葛葛、恩恩怨怨,全面地考察史实本身,重新给出一个描述。
  然而,要命的是,清代皇帝全盘接受了明代官方关于这段公案的结论,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主张。
  顺治皇帝曾经专门指示,将杨继盛事迹写成戏剧《忠愍记》,还升了剧作者的官。请注意,这部戏剧的名称就直接取自隆庆皇帝给予杨继盛的谥号。顺治十三年,还以顺治本人的名义写有《表忠录序》和《表忠录论》,旗帜鲜明地把杨继盛树为大忠臣的典范,对严嵩则做出这样的评价:“逆臣严嵩父子,盗执大柄,浊乱王家,威福专擅,纪纲废荡。”{68}
  乾隆皇帝也多次亲自写诗或发表言论,赞扬杨继盛。他写有《题杨忠愍集诗》《旌忠词诗》等;还亲口评论道:“朕几余咏物,有嘉靖年间器皿,念及严嵩专权炀蔽,以致国是日非,朝多稗政。”{69}
  清代修撰《明史》,从1645年开设史馆,到1739年刊刻告成、进呈皇帝,横跨顺治至乾隆四朝;作为官史,它的编写,始终处在君主“明加督责,隐寓钳制”{70}之下。
  这就是为什么面对杨椿的质疑,李绂放弃争论的背景。杨椿的质疑,大部分对李绂不构成问题,比如“将五奸十罪条条剖析”,李绂当不难做到,他先前“谈辩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显然已经在这么做,而且很成功。关键是这一句:“且辨后来议恤议谥之非”,令李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这哪里是辩“【隆庆】议恤议谥之非”?明明是议本朝皇帝已有定论为非。于是,瞬间闭嘴。
  我还相信,李绂以外的史馆诸臣,不是不晓得把严嵩列入《奸臣传》,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然而,他们只不过较早明白了严嵩非入《奸臣传》不可的道理,不像李绂那样死心眼,还需要别人的开导。
  回头再来说严嵩到底奸或者不奸的问题。
  当时,“倒严”乃是一股潮流。在杨继盛劾严嵩五奸十罪之前两年,沈炼也曾参论严嵩———无独有偶,开列的罪状也是十条。沈炼和杨继盛,是“倒严”潮流中最著名的两个代表人物,事迹后来被写进明代的名剧《鸣凤记》和名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声名益噪,而他们美名传扬之时,也即严嵩遗臭万年之日。
  对此,有几点先应该交代清楚:
  第一,在古代,位居要津的官员受到同僚和下级的攻击、弹劾,是像家常便饭一样最普通不过的事,甚至从来无人幸免。严嵩既非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即以嘉靖朝的内阁首辅论,从杨廷和开始,杨一清、费宏、张璁、夏言、严嵩直到徐阶,全无例外。杨廷和那样公忠体国,照样几次遭到疏劾。杨一清被人以贪污罪名参倒。夏言被参不仅丢官还丢了性命。而荣幸地被海瑞骂过的人,除了嘉靖自己就是徐阶。因此,虽然严嵩被人骂作“奸臣”确有其事,但不是一旦被骂罪名便成立,也不是骂得越难听越表明事情真实可靠。
  第二,在挨骂的重臣里面,严嵩被骂次数最多,声势也最大,这也是事实。除沈、杨二位最出名外,起码还有几十个官员向皇帝递过控诉状。这是不是证明严嵩最坏?未必。首先,爬到高位固然显赫,但同时也要清楚,待在那儿的基本“工作”之一,就是挨骂;其次,古人一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朝政不好,枢臣必然是顶缸受过者,口水全将吐到他身上,彼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结合这两点,我们再观察一下嘉靖朝历任首辅的任期,对严嵩挨骂之多之重,当另有所感。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任用首辅十人。任职仅二三月者如蒋冕、毛纪,任职不过数年者如杨一清、张璁(断断续续,时起时落)、夏言、徐阶;唯独严嵩,入阁二十年,任首辅达十五年之久。十五年!若将挨骂次数除以任期,其实跟别人也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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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32)
第三,古代政界指控一个人,并不像今天这样严肃,说无实据要负法律责任,会被治诽谤罪。当时看重的往往是一口“正气”,别的可以不论,这口气却一定要充足,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为着这股气势,可就不在乎牺牲部分真实性了。我们经常见到,古人给政敌开列罪状,先照着某种有象征意义的数字去比画———沈炼、杨继盛给严嵩找到的罪名偏偏都是“十”项,绝非巧合。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以“拼凑”手法来构思自己的本章。里面有事实,却不必全是事实。实际上,当时就有人从第三方立场指出,“【沈炼】数嵩十罪,俱空虚无实”{71}。这话出自《世庙识余录》的作者徐学谟。谈迁也批评沈炼大有作秀之嫌:“欲清君侧之恶,以视请剑咏【秦】桧,尤为过之。”{72}杨继盛的“五奸十罪说”,已有近人苏均炜以长文{73}逐条辨析(算是替李绂做了杨椿要求他做而没有做的事),结论是:“他【杨继盛】所指控的,大半空疏无实。”文章写得很翔实,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细读。
  阐明这三点后,接着回答一个问题:严嵩是好人吗?肯定不是。自从杨廷和内阁倒台、嘉靖取得“大礼议”胜利以来,皇帝的左右便不再有正人君子。不单严嵩不算,从始至终,其他人也都不配自称正人君子。这并非对他们个人品质的品鉴,实际上,嘉靖的统治方式根本不允许你去充当什么正人君子。我们在前文已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士风大变,谀奉顺从乃是朝中基本格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不是个人问题,是风气问题。
  我们辨析严嵩头上是否应该戴着“奸臣”这顶帽子,不是为他翻案,把他从坏人变成好人,从反面形象变成正面形象。他不属于什么好人,可是,在好人与奸臣之间,还有着一个宽阔地带,不能说算不得好人就非得是个奸臣。所谓“奸臣”,是把国家的事生生给搞坏搞糟的人,或至少在这过程中起到相当关键作用的人。然而,倘若事情原本就糟糕,他无非顺水推舟以求自保,这样的人,算不算“奸臣”?其次,满足“奸臣”这个概念,还须一个条件,即弱势的君主,强势的臣子。君弱臣强,做坏事的臣子一方才能自作主张,对各种事情起主导作用。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指鹿为马”的赵高。过去曹操被骂为“奸臣”,也主要是他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嘉靖乃何许人也,他能是暗弱之君吗?人们随口将“奸臣”这样一种“荣誉”赠予严嵩时,多半忘记抑或不太了解,嘉靖其实丝毫不会留给他成为“奸臣”的空间,在嘉靖手下,大家做不得忠臣,也做不得奸臣,只有做“谀臣”、“顺臣”这么一个选择。
  因此,替严嵩一辩,真实意图根本不是为他洗污,而是要将长久地障在历史和人们眼前的那片阴翳驱开———休教一个所谓的“奸臣”,掩盖了嘉靖之恶!冤有头债有主,朱厚熜才是腐败政治、所有的不道德和沈杨之类冤案错案的真正被告。
  中国历史观中的“奸臣论”,是一种非常要不得的传统,是一块君主专制的遮羞布。它隐含着这种逻辑:功德皆归于君主,而一切的败坏、损失和危机,则统统要扔给一二“奸臣”,由他们去担受骂名。隆庆皇帝一上台,“议恤议谥”,用空头表彰和追赠官职,轻而易举抹去他老子当年对沈炼、杨继盛的一手迫害,只剩下那个严嵩,可怜地,孤零零地,数百年来伫立在千万人的唾液之中。改朝换代之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顺治到乾隆,与隆庆皇帝息息相通,巩固和加重着严嵩的罪名,让他们的“前辈”嘉靖皇帝继续逃脱干系。
  至于沈炼、杨继盛,虽然对他们不应有超越其时代的苛求,却也不得不指出,他们那样激烈地指责严嵩,客观上对嘉靖实有开脱的作用,是另一种“逢君之恶”。说实话,“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种行为历来副作用极大,对历史真相的掩盖非常严重,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疑点,即由此而生。
  离今天不太远,就有李鸿章这样一个例子。李背负着近代史头号“卖国贼”的骂名几近百年,直到近一二十年人们才意识到有重新研究的必要。李合肥有此境遇,当初言路上一班只忠于清室和皇权、不忠于时代和真理的所谓“清流”们,难辞其咎。当李鸿章左支右绌、补苴罅漏之际,这些人只会唱高调,用空洞的口号抬高自己,通过损毁实干者,来掩护将天下窃为一己之私、拒绝站到国家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实行改革的满清统治者———示弱讨好洋人的是李鸿章,丧权辱国的是李鸿章,似乎将李鸿章从地球上抹去,中国的危机霎时便可迎刃而解。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其实是说着漂亮废话的误国者。
  

嘉靖:万岁,陛下(33)
当然,严嵩和李鸿章不同。对李鸿章,有个重新评价的问题;对严嵩,则无此必要。但有一点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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