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言发迹，与张璁、严嵩等一般无二，俱以善窥帝意、巧为逢迎而进。张璁内阁时期，夏言被嘉靖当做制衡张璁的因素予以培植，夏言心领神会，很卖力气，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表现比张璁更积极，更乖巧。“帝制作礼乐【指更改郊礼、文庙祀典及庙制等，参前文】，多言为尚书【礼部尚书】时所议。”“谘政事，善窥帝旨，有所傅【附】会。”“帝每作诗，辄赐言，悉酬和勒石【献上唱和的诗，而且把它雕刻在石头上】以进，帝益喜。”｛80｝慢慢地，争宠中夏言胜出，位极人臣。
但夏言性格里，有一致命弱点，就是胜利了便骄傲，得志便忘形。当然，这是很普遍的人性弱点，当年张璁亦然。另外，他们两人还犯了另一个共同的错误：对嘉靖的宠信，真的相信，并真的以为自己立下了大功，理所当然要被皇帝倚重。这比前一个错误更要命。他们不知道，来自嘉靖的宠信，纯粹是其权术的一部分。首先，嘉靖一贯拉一派打一派，在亲手树立某人威信的同时，立刻着手引入可以牵制、削弱他的力量，过了不久，就用后者打倒前者，使后者取而代之，然后再培植新的“捣乱分子”。这手法几十年不变，他从不曾真正信任过任何人，或者说，他对某人的“信任”，不过是基于对另一个人的不信任而已。其次，嘉靖深得《老子》“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81｝的真味，看上去的宠信，对他来说始终是加速其人败亡的绝佳手段。他甚至纵容和鼓励志骄意恣、自我膨胀。他用各种小动作来强化权臣被无限信赖的感受：大幅度地升他们的职，授予铸有特殊表彰词汇的小银章、赐诗，故意单独说一些私密的贴心话……他就这样诱导别人，让他们忘乎所以。很奇怪，张璁、夏言本来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却都不曾识破，都上了当。他俩大红大紫后，犯了一模一样的毛病：颐指气使，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从而为自己快速倒台铺平道路。
轮到严嵩上台，这才终于出现了一个将嘉靖心思看得比较透的人。
对付严嵩，嘉靖的手法没有改变，仍旧拉一派打一派，仍旧“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对前者，严嵩无可奈何，嘉靖是怎样培植徐阶充当对立面，对他实行钳制，他尽收眼底，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小心周旋。他之所以能逃出张、夏模式，任首辅达十五年不倒，关键是做人。在某种意义上，嘉靖遇到严嵩，才是棋逢对手。嘉靖心法阴柔，严嵩也深谙知雄守雌之道。嘉靖设的圈套，严嵩一概不钻，很早就远远避开。
或者吸取了张、夏的教训，或者严嵩本人的处世哲学使然，总之，严嵩是唯一发迹前后做人没有明显变化的人。之前他夹着尾巴，之后也没有“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依然低调，甚至愈加谨慎仔细。
嘉靖不视朝，隐居，但耳目遍布，经常派人秘密打探诸臣的动静虚实。夏言和严嵩是他的重点关注对象。每次得到的情报，都反映说严嵩退朝后深夜仍在工作，特别是精心地为皇上写青词，而夏言却往往呼呼大睡。也许严嵩有“反间谍”知识，买通了内线；也许并非伪装，而确实是很小心地对待差事。
嘉靖：万岁，陛下（36）
至少以下记述，不是出于事先伪装：入阁后，严嵩“年六十余矣。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朝夕直【工作、值班】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帝益谓嵩勤”｛82｝。尽管史官用了所谓“春秋笔法”，语涉讥讽，暗示终于爬到高位，使严嵩产生一种与其六旬高龄不相称的亢奋；但我的解读却是，实际上，严嵩深知“高处不胜寒”，为此他打起精神，终日悚慎，未敢稍怠。鉴于他的表现，嘉靖特颁发银质勋章（“银记”）一枚，上铸“忠勤敏达”四字。
严嵩的戒备是全方位的。夏言败后，有一年多时间，内阁只剩严嵩自己。在别人———例如张璁、夏言甚至徐阶———恐咸求之不得，严嵩却坐卧不安。他主动请示嘉靖增补阁员，后者则不予理会。总之，不论嘉靖内心究竟在想什么，他让严嵩独相一年多。其间，严嵩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丝毫没有翘尾巴。当他再次打报告请求恢复内阁建制，嘉靖很满意地加以批准，同时还将人选定夺权交给严嵩。严嵩不曾上当，他谦恭地表示，这件事只应“悉由宸断”，“伏望圣明裁决……非臣所敢议拟”｛83｝。
试探与反试探，一直在嘉靖与严嵩之间不露声色地展开。嘉靖二十九年，嘉靖借生日之机，表示要加恩于严嵩，封他为“上柱国”。严嵩感激涕零然而却坚定地辞谢了。一切只因那个“上”字，严嵩在谢恩疏里这么说：“《传》曰：‘尊无二上。’‘上’之一字，非人臣所宜居。”｛84｝这不是严嵩神经过敏，事实证明，他洞若观火。嘉靖闻奏，果然高兴，表扬道：“卿敬出心腑，准辞。”
对嘉靖，哪怕一个字眼，也马虎不得。他就是这种人，抠着每一个字眼来猜忌别人。叙至此，不妨顺带交代一下杨继盛被杀的真正原因。杨之死，不死于攻击严嵩，而死于其劾章中如下数语：“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85｝这些言语，不啻说所有人咸知嵩奸，独嘉靖不知，“世人皆醒尔独醉”。而“或召问裕、景二王”一句，尤令继盛死定。其时，太子亡故多年，嘉靖仅余裕王、景王二子，但他迟迟未再立太子，除了对原太子的偏爱之情，身边道士的“二龙不相见”理论起了很大作用，使嘉靖颇有二位王子与己相克之疑（对前太子的早夭，他大约也会用这理论来反思，甚至视为一个例证）。杨继盛提到裕、景二王，实乃忌之大者，休说嘉靖可能怀疑他与二位王子有什么勾搭，就算不这么疑心，单因“添堵”的感受，嘉靖也不能饶他。
十五年的“信用”，是用十五年的恭顺、防别人所不防、忍别人所不忍，以及十五年的竖起耳朵夹紧尾巴换来的。如此而已。
可以说中国式君主专制，造就了严嵩这么一种畸形政治人格，也可以说严分宜真正吃透掌握了在朝为臣及折冲官场的不二法门。
他的信条就是“柔弱者，生之徒”，“坚强处下，柔弱处上”。他聪明的极致，不在于对君上足恭、巧言令色，充分满足其虚荣心和统治欲，而在于对政敌、同僚甚至下属也不惜示弱。
严嵩步入领导核心层之初，夏言如日中天，但嘉靖以其惯用手法，故意炫示对严嵩的欣赏之意。严嵩料定皇上的青睐，必招夏言嫉恨，因此，虽然论到科第出身，他的资历其实比夏言老，但他把姿态摆得非常低，“事之谨”。一次，严嵩特为夏在家中设宴，专程登门诣请，夏言却连见都不见。且看严嵩的做法：他返回府中，并不撤宴，竟跪在为夏言准备的座位前，展开事先写好的祝酒词，如对其人，照旧念一遍。事情传到夏言耳中，“言谓嵩实下己，不疑也”。｛86｝
嘉靖二十一年，嘉靖又玩“坐山观虎斗”把戏，先将夏言赶跑，随即命严嵩以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再过两年，把首辅位子也一并交给他。一退一进、一去一升之间，夏言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像只涨红了肉冠的斗鸡。另一边，严嵩屁股还不曾将首辅位子坐热，翌年底，嘉靖突然重新召回夏言，再把首辅之职交还给他。这样一种挑拨离间，令夏言视严嵩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且他完全错误地解读了嘉靖再任其为首辅这件事，把它看成自己固宠的信号。于是，他变本加厉地排挤严嵩，“颇斥其党”；不仅如此，还搜集严子世蕃的罪证，欲予严嵩致命一击。严嵩闻讯，二话不说，认栽服输，率子亲赴夏府，“长跪榻下泣谢”。在严嵩，忍辱纳垢，不耻此行；在夏言，要的则是虚骄心理之满足，亲见对方摇尾乞怜，便觉人生之莫大享受，“乃已”。｛87｝严嵩龌龊，夏言假公济私也很丑陋，彼此彼此；但若论官场角逐，夏言确非严嵩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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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万岁，陛下（37）
勇于示弱、抑己扬人，是严嵩在官场打拼的看家本领。不单对皇上如此，对夏言如此，就连对位在其下的徐阶，也可以低回眉目。在其政坛生涯晚期，徐阶上升势头明显，出于对嘉靖的“政治操盘技巧”的深刻了解，严嵩非常清楚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为此，他完全置显赫的身份与地位于不顾，就像当年对待如日中天的夏言一样，也在家中专为徐阶摆了一桌。席间，他把家小一一唤出，让他们罗拜于徐阶之前，自己则捧起酒杯，说出这样一番话：“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乳哺之。”他明知徐阶乃自己死敌，口吐此言，并非心中真存指望。但“巴掌不打笑脸人”，示弱总不会错，有朝一日真到徐阶得势之时，念及今日，下手当不至于太绝。
由这许多的细节，我们无从去想象通常是势焰熏天、不可一世的大权奸的形象。所谓权奸，可以低三下四、忍气吞声、乞怜哀悯吗？在嘉靖滴水不漏的掌控下，严嵩远远没有达到权奸的地步，也不可能成为权奸。他只是一个小人兼蛀虫。在权力核心的二十年中间，他总共就做了两件事：第一，竭尽智虑保全其身家性命；第二，利用职权去捞取一切可能的利益。他从不具备虎豹豺狼的威势和力量，他仅仅是一只提心吊胆而又机灵的老鼠。而耗子的胸腔，无法长出一颗强悍的心。
严嵩一生的悲喜剧中，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重要角色，此即严世蕃。严氏夫妇育有二女一子，世蕃是严嵩膝下唯一独苗。但他对于父亲的意义远不止乎此。此人体肥貌丑，不仅是独苗还是独眼龙，但聪明异常，博古通今。严嵩才学，在政界已属翘楚，可比之世蕃，竟多有不及。嘉靖在中晚期统治采取神经战术，把政治变做语言游戏，而以隐语大师自居，绝少把话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