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纬国口述自传- 第35部分

升级
我当少将长达十余年，父亲要升我为中将时，我向父亲婉辞。原因有二：一，在未###之前，没有心情升级；二，如果升迁慢，我还能多当几年军人，因为上将是特任官，一当了三星上将之后，就会与政治有所接触，我个人不想与党政业务有任何接触，因为一接触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产生，到那时候，我不论表达意见与否都不好。父亲非常同意我的看法，所以我就做了十几年的少将与十几年的中将。那时候我还向父亲说了一句赤裸裸的话：“蒋家的下一代，有一位政治家就够了，不要再有任何人去搅合。”
　　民国六十四年，就是老太爷故世那年，我升上将。原本他要升我为上将，我没有答应，我跟父亲说：“希望父亲把这个人情留给哥哥，而且我做军人做到中将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上将是个政治官，所以一开始父亲要升我为上将时，我不愿意。后来我是在父亲过世后那年在哥哥任内升上将的。我升上将一事，老夫人、何应钦将军都有帮忙，因为那年我六十岁，如果再不升上将的话，就要退役，我退役对哥哥不利，人家会有批评，所以就升了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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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支风波
近几年来，每当有一点###的可能时，管区警察就会借故把我的自卫手枪（左轮38）拿走。第一次的理由是知道我有一把奇特的手枪，想拿去看看，起先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计谋。以后他们又假借替我检查武器的理由，把我的手枪拿走，这种情形已经发生过好多次。起初我也不疑有他，后来我才发现，每次有选举或其他特殊状况时，管区警察就会把我的枪拿走。
　　我是个武器收藏家，有许多很珍贵的武器，政府规定一个人只能有一把自卫手枪之后，我就把这些武器都放进联勤总部的陈列馆，馆内角落有一个柜子，放的就是我所收藏的武器。我有空时，就到联勤总部去看看它们。
　　我不是编制内的总统府资政，每个月只能领两万两千元的车马费，总统府也没有派随身护从给我。有一些顾问、资政虽然有汽车与随从，但是都是使用原单位的车辆与人员，而不是总统府编派的，如果没有人提出抗议，这些人也不会受到处罚。
　　从前我住在天母时，住处有宪兵守卫，冬天时我替他们增购冬衣，雨天时替他们买雨衣，而且我的住处与宪兵排本部有一段距离，我还替他们买摩托车、脚踏车，过生日与节日时，还要请他们吃东西。我的收入实在不够照顾他们。虽然在规定上我不用如此照顾他们，可是我不能不照应他们。起先我不要宪兵护卫，民国六十七至七十年，王永树当国安局长时，他跟我说：“纬国兄，你的侄子那儿我都派了卫兵，你的住处不派，人家会骂我。”他跟我说了第三遍后，我才答应，所以他就派了两个卫兵过来。后来我搬到山上之后，宪兵队就和我商量，原来的宪兵排驻在地在我家附近，房子不好，而且交通也不方便，既然我正在盖新房子，能否在我家前面多盖三间，让宪兵队能够移过来，一方面他们也住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我家也可以受到保卫。所以现在变成好像是他们派了一个加强班，有十几个人住在我家前面，实际的情形是我供应住的地方给他们。他们现在有一间储藏室、一间卧房、一间厨房以及一间小型康乐室。这些宪兵虽然住在我家前面，但是并不是我家的卫兵，所以我仍然要有一只自卫手枪。但是每当我特别需要自卫手枪时，他们就把我的手枪拿走。
　　一个军人最大的羞耻就是缴械，除非是战俘才要缴械。欧洲至今还保留一个古风，在战俘营里面，一个被俘虏的指挥官仍然被允许保有指挥刀（佩剑）。我当了一辈子的职业军人，临了还要一年数次的缴械，我百思不解。国安局无法管到“国安会”秘书长的头上，如果没有政策性的指示，他们不会这么做的，而且这几次都是由警局出面，而不是国安局出面。警局不是我的指挥关系人，实在没有理由来替我保养及检查枪支，而且时间经常在一二个星期左右，第一次时间最长，后来还有一次把我的枪弄坏了，一打开之后，左轮的轮子居然掉下来，装不上去，结果我拿到联勤去修理。这种事情实在无从追究。由警局出面让我缴械，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侮辱，连这一点的尊敬都没有，实在是使人无法接受。
　　我查问了一下，登记个人私枪的有十二个人，但是个人有私枪的不止十二人。这十二人是守法的好人，我是其中之一，其他十一位是否也被缴械，我并不清楚，但是我是受到这种对待的，动不动就要我缴枪。而且他们并没有说出缴枪的真正理由，这是我在经历过几次经验之后所分析出来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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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素质（1）
民国二十一年，我在东吴念书，住在苏州。一二八事变发生时该地很容易受到波及，所以我就暂时离开苏州到湖州去，在湖州待了两个多月，上海平定之后我就回到苏州。那时候的苏州火车站乱糟糟的，我下火车时发现有很多士兵，有一个兵拿着步枪上了刺刀，走过来搜查旅客。我从火车上下来，带了一个小铺盖，就是把一条被子叠好卷起来，再用绳子绑好，这个兵要我伸手进铺盖摸一摸有没有东西，我心里想：是你检查我还是我检查我？既然是你要检查我，你反而要我把手伸进去摸一摸，即使有东西，我还会告诉你吗？我问那个兵为什么不自己摸呢？他就“啪”一个巴掌打过来，说：“让你自己摸是给你面子！”所以我只好把手伸进铺盖去摸一摸，摸完后，他把手一挥说：“走了。”我也就走了。之后，我看到很多旅客的行李都是被打开的，弄得乱七八糟。我体会到部队里的阿兵哥平时受够委屈，当兵这个职业也不好玩，有那么一个机会能够在火车站检查别人，当然会耀武扬威。另一方面这一次我所看到的军队，与我在广东所看到国民革命军完全不一样，使我对军队的认识又增加了一层，同时对社会的认识也增加了一层。
　　民国三十一年，我坐陇海线的夜快车从潼关回新安，胡宗南将军有事找我去研究。我喜欢睡在上铺，因为臭虫都在下铺，不过他们分配下铺给我，我也就坐在下铺。火车还没开时，进来了一位少将，我就站起来向他敬礼，我敬完礼还没坐下，他就说：“上去。”我心里想：“我买在下铺，你叫我上去，我还求之不得呢！”于是我就把上衣脱掉，挂在上铺，这么一挂，就露出我的配枪来———一把银色的白朗宁，是我去部队临走时父亲送给我的。那位少将一看到我这把手枪便问我：“你这把手枪哪里来的？”我说：“我老人家送给我的。”他又问：“他也是军人吗？”我说：“是。”他说：“我看一看行不行？”我说：“行。”便把手枪拿出来，退下子弹后交给他。他看了以后很喜欢，说：“我跟你换一把怎么样？”他的手枪也是白朗宁，不过已经生锈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弹再装回弹夹，把弹夹也给他，并且说：“对不起，我只有这一个弹夹。”他说：“好了。”意思好像是你还罗嗦什么，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枪放在我的枪套里面。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了西安，胡宗南将军派熊副官来接我，这位少将也认识熊副官，见了他便恭敬地问：“你来接谁？”熊副官说：“我来接蒋上尉。”说来好笑，这位少将跟我换枪时也没问我的名字，他又问：“在哪一车？”熊副官说：“就在你后面。”后来这位少将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等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有人来报告：“外面有一个少将跪在门口不肯走，要求见上尉。”我就赶快出去把他扶起来，他把枪还给我，我也把枪还给他，并且请他不要介意。我跟他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这把枪任凭谁见了都会喜欢，将军如果喜欢的话就带回去用好了，没关系。”他说：“那不行，以后见了老太爷怎么说。”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另外一次是我从西安回到潼关时发生的。白天火车很挤，虽然是对号快车，但是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很多人带了行李，往走道上一放就坐在行李上头。火车开车后，我看到一个上校自彼处挤过来往前走，没多久又看到他从前方挤回来，第二次经过我的座位旁边时，我就站起来问他：“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他说：“找位子啊。”我就说：“请坐吧！”他看了一看我，就“啪”一巴掌打在我脸上，很生气地问我：“刚才我过来时你看见了没有？”我说：“我看见了。”他说：“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上校，刚才你是从我背后过来的，等到我看见你时你已经走过去了，我以为你在找人，及现在看你又挤回来了，所以我特别问一问。”没想到他又“啪”的一巴掌打过来，说：“你罗嗦什么！”意思是你还不让位。其实我已经站在旁边，我说：“你请坐。”说完就到厕所里坐在马桶上。
　　

军人素质（2）
后来列车长来查票，车厢里有认识我的人就跟列车长说：“那位上校刚才打了蒋纬国。”列车长就问：“那蒋纬国呢？”那个人说：“他现在坐在厕所里，他的位子给了那个上校。”列车长就跟那位上校说：“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没有票，列车长一方面要他补票（那时候能叫军人补票已经算是进步了），同时告诉他刚才那个上尉是蒋纬国。他听了以后，等补完票就跑到厕所门口“嘣”的一声跪了下来，并且再三地道歉。这一来反而把我吓坏了，我挨揍时并没有被吓，反而觉得很正常，但是看见了一个上校跪在我一个上尉面前，我可受惊了，就赶快把他扶起来。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谅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娘在，好像我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似的。我把他扶起来后请他回到座位上，我还是坐厕所里，他坚持要我回到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