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子盖。
后来我在高雄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小学没有毕业，卖报度日，但是他是一位奇门遁甲的能人，拜济颠活佛为师，曾开过一次堂。我先认识他的师弟，他的师弟是台大毕业的。这个人不会讲台湾话，讲台湾话无法成句，可是等到济颠活佛一上身，他讲出来的话都是四六句的文章，真是头头是道，与原先的他判若二人。有一次，他拿了一张大红纸，画了慈湖的山势图后对我说：“这个山势是一条龙脉，有老龙、大龙、小龙，那只小龙就是你。老龙的龙鬓勾着大龙的龙鬓，把他提拔起来。小龙在慈湖的另一边，头回过来向老龙致敬，老龙用一只眼睛看着你，他始终在照顾着你，但是并不把你拉起来，这是帮你的忙喔。你不要以为老龙没有照顾你喔。小龙后有一个后慈湖，大龙后有一个前慈湖，你不要以为前慈湖的水有多么好，要不是后慈湖的水流过来帮助他，前慈湖的水早就干涸了。前慈湖是你哥哥，后慈湖是你，你始终在帮助他，可惜前慈湖的水位不够高，堤坝做得太低，如果水位能够再提高一尺，对你哥哥有帮助。”我说我不能讲话，他说：“你将来会有机会的。”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堤坝崩溃了，水通通流光了，他们再造堤坝时，我就暗中跟建堤坝的人说加高一尺，使水位能够提高。
父子情深（2）
这种奇门遁甲很玄妙，我常常说以我的知识与学问不够资格说我信，更不够资格说不信，要说不信还得有相当的学问来证明这套东西是站不住脚的，才能说这一句话，我说不出来，我只能说我承认这许多事实。这几十年来，我也亲自看过许多事情，并不是假的。不过，这些事情不能走火入魔。我相信一个理论，每一件东西的本身都有一正一反在里面，而不是两件东西相对称，否则每件单独的物体不会存在，因为单阴不成，单阳也不成。
（三）学理沟通
1、道德与学术
我与父亲两人常常相互发明，在哲学基础上，父亲指导我的很多，但是也由于我能体会父亲的哲学思想，然后再从科学方法上向父亲建议，所以他也欣然接受。有一次为了一个想法———选择干部究竟是道德重于学术还是学术重于道德，我们争论了两个礼拜，最后父亲接受我的意见。一般来说当然是道德重于学术，不过，我认为在方法上一定是学术第一，不讲道德，因为我们不能寄托在道德上，我们说某人是个了不起的君子，这是从结果显示，而我们选择干部时，事前无法知道他的道德是否崇高。所以事前选择干部的依据只有学术，学是理论、术则是方法。我举了一个例子向父亲说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学无术的人，带头者道德学术兼备；另一群人则是学术超群，带头者也是道德学术兼备。前者带的这一群人虽然品德好，但不学无术，他自己虽然品学兼具，但是这也要帮忙，那也要帮忙，非常辛苦。我跟父亲讲：“那就是您。”后者的一群人是以学术取向，带头者也是品学兼具，他可以依照所属的心理趋向，让他们各尽其才，各取所需，这一群人便相安无事，所做的事情也都非常顺利。
道德确实有其绝对标准，但是大部分的人只是一个相对标准，有些人品德不好，但是他愿意在跟随你的时候把坏的品德藏匿起来。例如有一次英国政府从死刑犯中挑选四个学有专长的人做敌后工作，完成任务后，英国颁发他们最高荣誉勋章———吊袜带勋章，试问这些人究竟是有品德还是没品德？由此可知，道德一事非常难以论断，因此选择一个干部只要看他能否在工作上发挥最高的效率就行了，其他的不必多计较。
后来我的思想也慢慢成熟，同时以我数理方面的基础，加上对政治经济的了解以及对社会事物的体会，在军中也是从战斗战术的阶层慢慢往上进入战略的阶层，所以与父亲谈话时非常容易沟通。我有一位司机讲过一句话，我非常钦佩，他说：“一个人要用钱赚钱，一点本钱都没有，赚不了钱；一个人要用学问赚学问，一点学问都没有，没有办法接受新的学问。”总理曾经引用曾国藩的一句话：治学如积财。学问是一点一滴堆积起来的，不是一蹴可及，立刻就可以变成学问家的。我非常钦佩清室的皇子教育，他们的训练非常严格，文武都重视，后来是因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使得皇帝无法施展抱负，所以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无用武之地。
2。代拟训辞
在军事科学上，我帮父亲写过很多东西。我写了之后，父亲有时虽然改了几个字，但是使我领悟很多，他改得非常高明，在全篇里面加上一两句，整篇文章就完全不一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其他有关制度、吏治、立法等方面的文稿，甚至于有很多训辞都是由我捉刀的。当然，在执笔之前，我会先与父亲讨论，多半是我们聊天时我提出一个观念或贡献一个方法，父亲同意后，有时他会要我先写出来，通常我回到房间后都会连夜写出来，等到第二天早晨七点钟陪父亲散步时呈给父亲。后来我也能体会到父亲与总理许多思想观念都是在商谈讨论之下发展出来的。
此外，父亲有许多的讲稿也是我替他拟的。最早替父亲拟稿的有陈布雷、陶希圣两位先生，陶先生最杰出的两本书是《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可惜《中国之命运》的原稿被烧掉了。秦孝仪、陶圣芬、楚崧秋、萧志成也曾先后执笔；有些人则是从记录开始做起，后来都是做事务性的工作，如孙玉宣、周宏涛。周宏涛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是他祖父把他带大的，他的祖父周景琴，是总理时代第一任军需署署长，他的长相也最像他祖父。我与周宏涛是奉化县幼稚园同坐一条板凳的同学，他也是我在台湾唯一最早的同学。那时候我才六七岁，他比我小好几个月，阳历是民国六年生，农历还是龙年，所以他也是“龙会”的。
父子情深（3）
3、科学管理
有一次父亲问我：“你看我们政府的组织，最不理想的是哪个单位？”我笑了一笑说：“父亲，您真的要我说吗？我凭良心说，最糟糕的就是总统府。”父亲说：“我与你有同样的看法，你倒是提一点糟糕的方面来说说。”我说：“总统府的职务责任是哪一方面，就应该根据这个责任来决定它的组织，我发现到现在为止，总统府的总体尚未定型。这是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说，以方法论来说，总统府管档案的人与当年在南京国民政府管理档案的是同一个人，他虽然满脑袋都是档案，但是对于档案的管理没有科学方法可言，全国没有一致的编号。从总统府归类、编号，到每一个县市政府，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办法。父亲现在要调某一个档案，如果那位管档案的人在，他很快就能找出来；如果那个人不在，别人根本无从找起，就是因为档案没有统一的编号。从总统府的档案到父亲身边的档案，您的机要秘书都没有用科学方法来管理。举个最小的例子来说，为父亲管理相片的人没有按照时间排列，我提供他一个方法，写上年、月、日、时，再加上地点、事项说明，如此相片管理就很有规则了，结果他连这些都没有做成档案管理。”父亲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很有感触，他说：“你到德国之前，我告诉你要注意德国的军制，果然你这几年对于军制的知识与运用一直扩大到整个行政，很好很好，你还是继续注意。”
（四）治疗打嗝
民国六十二、三年间，有一次父亲连续三天三夜打嗝，无法入睡。荣总的医生开药给他吃，又给他吸氧气，都没有治好打嗝。后来又要父亲吞砂糖，刺激喉咙，也不见效果。其实打嗝就是横隔膜痉挛所引起的，我到官邸时，看父亲打嗝不止，就问父亲：“父亲信不信得过我，我用气功试试看。”那天父亲刚好坐在一把藤椅上，他说：“你现在还行吗？”我说：“现在我虽然已经退火很多，但是如果时间稍微久一点，也许还可以。”他听了就说：“好，你试试看。”我就把西装上衣脱下，解掉领带，把手放在父亲的横隔膜上面，过了一会，我问父亲有没有感觉一阵热气透进身体里面，父亲回答有，而且还感觉到很微细的震动，我就说：“那就行了，请父亲忍耐一段时间。”在治疗的过程中，我的右手累了就换左手，左手累了就换右手，前后进行了半个钟头的时间，父亲的打嗝就治好了。
（五）无限哀思
父亲过世以后，他的遗体暂存于荣总冰库，当医护人员将父亲的遗体从冰库移出来时，有专人帮他洗澡、化妆，最后要帮他穿上衣服。按照传统，这件事应该是由长子来做，但是哥哥不懂这个规矩。我跟哥哥说：“你先把衣服套在你身上，从里面一件一件加上去，不要扣扣子，然后整个取下来，由我扶着父亲，你帮父亲穿上衣服。”哥哥说：“我们一人套一个袖子吧！”我说：“不，这是只有长子才能做的。在身上套衣服，也只能由你来套。”后来哥哥就按照我说的方法做，替父亲将衣服穿上，然后由里到外将扣子扣好，最后扶着父亲的身体，让父亲躺平。这一切事情都是在荣总怀远堂进行的。父亲的遗体也是安置在怀远堂，摆置遗体的地方不大，仅仅够摆一张小床，再加上一张椅子，天花板上面有一盏小烛光灯泡的灯，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守了一夜。当父亲的遗体还安置在怀远堂时，哥哥没有来守灵，连后来父亲的遗体安放在慈湖时，他也有两夜没有替父亲守灵，我则是从头到尾守灵，一夜都没有离开。那一阵子，我不知道哪里来的精力，整整一个月顶下来。那时候我是战争学院的院长，父亲过世后，我没有请丧假，晚上守灵，白天还到学校上课。而且那时候我的课排得很密集，重要的课程都是我自己来教，因为刚开始教官训练得还不够，特别是将官班，都是我一个人教的。那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