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在那个时代，未得到上级领导的指派，与不友好国家的外交人员来往，特别是单独来往，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一条铁律。因此当这一情况被报告到国内，吴建民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嘉许。全国青联方面更是欣欣然，他们派驻国外的人员在不寻常的情况下经受住了考验。
为了说明那个年代人们对没有上级部署的外交接触是多么的谨慎小心，不妨费些篇幅在这里回顾两桩中国外交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事件。
在20 世纪60 年代末，美国与苏联的争霸日益加剧，急于从越南战争泥潭中抽身，同时感到新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已不可小觑，美国总统尼克松多次表示决心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希望美中关系能够解冻。他与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一再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小沃尔特·斯托塞尔尽快向中国人传出美国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的信息，美国国务院甚至指示斯托塞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以最快速度给中国人递话，“即使追到厕所也在所不惜”。
1969 年12 月3 日，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和翻译景志成应邀出席在华沙科学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在展览会上，景志成发现中美华沙会谈的美方联络秘书西蒙斯与另一美国外交官在说着什么，手指还对着他们指指点点。他们猜测美国人可能要耍什么花招，决定活动结束后迅速离开。而就在他们离开时，美国人却紧追了过来。
当事人景志成这样回忆说：西蒙斯领着那个人追上来，指着另一位介绍说：“先生，这是我们大使。”景志成怕别人发现，他们没有停下脚步。被介绍是大使的人随即用波兰语说：“我是美国大使，我想会见你们代办先生。”景边走边答说：“我转达。”这时李举卿已走出大门，景也加快了步伐。美大使紧追不舍，继续说道：“最近我在华盛顿见到了尼克松总统他说他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这时李举卿已走得很远了，景为了甩掉美国人，又说了句“我转达”后急速离去。
其实此事根本谈不上什么接触，景志成总共也就说了两遍“我转达”，事后景志成又马上向上级做了汇报，可他的内心却十分忐忑不安起来，“怀疑是否中了美国人‘圈套’，使我深深陷入困惑之中。”由于美国人当时误把李举卿认做中国驻波兰使馆的临时代办雷阳，而且12月11 日，又是雷阳受命与斯托塞尔会晤，故而此事长时间被称为“美国大使追中国临时代办雷阳事件”。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外交的独特节奏（6）
另一桩发生在1973 年5 月7 日，中国驻希腊大使周伯萍在与希腊外交部商议完马卡雷佐斯副首相访华事宜返回使馆途中，看到附近街道警哨、车辆都比平时多，好像有重要外事活动，就要翻译查一下是怎么回事，翻译回使馆遂去找值班的人询问。值班的人刚学英语，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张请帖，大使名叫科威克，第一个字母是K，他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的请帖，也没注意时间是次日中午，见到翻译就问是否从科威特使馆的招待会回来。翻译因而认为途中所见是科威特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再看请帖上时间是12 点到13 点半，此刻离散场只剩10 分钟了。他匆忙找大使说科威特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有请帖邀大使参加。因时间紧迫，周伯萍来不及看请柬，未假思索就决定立即赶去。
科威特大使馆在中国使馆西北，但司机未去过，也不知道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就在中国使馆东南方，结果糊里糊涂开进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刚到希腊任上的周伯萍还不熟悉各国在希腊的外交官，把站在门口迎送客人的以色列外交代表当成了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一下车就匆匆忙忙与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迟到原因。
此时恰有《纽约时报》一名记者在侧，问周伯萍来这里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翻译把“这里”译成“雅典”，周伯萍没注意到这是个很不寻常的提问，而只认为是记者寻衅而已，就简单驳斥了几句。美国记者对中国大使的言行一头雾水，可周伯萍并没有理会，在与荷兰、墨西哥等国大使寒暄，并与以色列外交代表告别后才离去。
《纽约时报》随即发出中国大使到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的消息。而周伯萍在第二天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才从罗马尼亚大使处得知此事。当时阿拉伯国家都敌视、痛恨以色列，对有关以色列问题特别敏感。为防止事态的扩大和复杂化，中国使馆一方面采取紧急措施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各国使节说明中国大使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系使馆工作上的差错，丝毫不意味中国外交政策有任何变化，力求尽快最大限度地消除错误影响；一方面马上向国内报告错误情况并做出检查。
周伯萍随后即接到外交部电话通知：什么话也不要说，立即回国。
据说周恩来闻知此事非常恼火，在国务院办公会上说：“美国出了水门事件，我们出了雅典事件。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特大丑闻，必须严肃查处！”总理办公室用外交部名义发出通报，认定此事性质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整个通报措辞严厉。
周伯萍再次写了书面检讨，同时驻希腊使馆也写检讨分担责任。外交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经讨论拟出报告，认为周伯萍所犯错误严重，但考虑其态度正确，认识较好，建议免予处分，暂时在国内学习一段时间。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同意”。
5 月24 日，有周恩来批示的外交部报告以及所附周伯萍和使馆的检讨，送到了毛泽东手上，他挥笔圈掉了报告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等语，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还把报告所说周伯萍对错误认识“较好”改为“很好”。
毛泽东的圈改，根本改变了外交部报告对此事错误性质的判定，也使周伯萍的处境大为好转。这就是“中国大使误入以色列使馆事件”，也被称为“雅典事件”。
早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伊始，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就一再向外交人员强调：“外交授权有限，外交大权在中央。外交工作出了错，造成的损失收不回来。”他的另一段话：“我们外交工作的任务之一是跟帝国主义，重要的是美帝国主义作斗争。外交和军队是斗争的两个拳头。外交人员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要有敌情观念，深刻保持警惕……要有严格的纪律，外出必须两人同行。事先要请示，事后要汇报。”也被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奉为圭臬。因此吴建民拒绝苏联人邀请吃饭一事，在外1965年离开匈牙利之前在使馆院子与韩克华大使（中）和同事林迈珠（左一）。
交系统绝非小事一桩。
中国常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只有一个代表，一个翻译。除了本职的翻译工作外，代表要见什么人，都由翻译负责联系。到其他国家开会出差，也是由翻译去办理签证，查看航线怎么走，订机票。代表请客吃饭，翻译点菜，还要帮助端盘子。请客人到中国代表处来交谈，泡茶、倒水也是翻译的事。客人走了，还得刷洗茶壶茶杯盘子。这些看来都是小事，但其中有很多人际交流的学问。
吴建民刚到布达佩斯时，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是柴泽民。他走后，继任者是曾经任湖北省副省长的韩克华，他和“雅典事件”的主角周伯萍同时进入外交界。他来到匈牙利后，经过接触和观察，感觉匈牙利的党和政府并没有紧随苏联旨意敌视中国，相反私下里透露了愿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信息，因此他很希望能更多地展开工作。
韩克华在与各国使节的晤谈过程中，感觉到担任翻译的吴建民的外交潜质。因为那时当翻译还有个任务，就是做记录，对方讲了什么，中国大使讲了什么。这个记录做得好坏，是很能反映人的才具的。他知道吴建民是外交部借调去团中央的，出于展开工作的需要，他给外交部打了个报告，提出想让吴建民到驻匈牙利使馆工作。
此时吴建民在世界青联的工作和他本人的表现，已经得到全国青联的充分认可。他们闻知韩克华打报告的消息，也很想留住这个青年人才，据说甚至动用了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名义，给外交部打报告要求正式调吴建民到团中央工作。
一个年轻翻译，使馆也要，团中央也争，显然是个人才。两边的报告先后送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那里，他做的决断也很干脆：“回外交部。”孰不知他正是一位喜爱人才，也善于使用人才的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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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毛泽东（1）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第一次走近毛泽东那一刻，唐闻生紧张得几乎虚脱/周恩来说：“小冀你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吧。”/“对这种大国沙文主义，我都主张整一整……”/“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吴建民于1965 年8月离开了布达佩斯。
他走得很匆忙。在匈牙利将近四年，他竟然还没有花点时间，浏览一下布达佩斯的城市风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占满了他的生活，连他在这里掌握了第二、第三外语，其原动力也主要源自斗争的需求。离开世界青联总部，就回使馆，活动的范围就在这两点一线，而且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如果星期六晚上能放个电影，就很让人高兴了。”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环境，使年轻而活跃的吴建民能把全副精力投于学习外语。
其实从坐落在班促尔街的中国使馆走过几个路口，就有街心花园，春暖之后草木葱茏，花卉斑斓，雕塑掩映其间；狮子桥如巴黎的凯旋门一般威严壮观，横跨蓝色的多瑙河；匈牙利议会大厦的设计匠心独运，造型别致美观……在闹市区的“三一五”广场，耸立着匈牙利著名爱国诗人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