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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还清楚地记得朱老师给他们上语文课的情景，他讲过《史记》，讲韩信成大事前忍受胯下之辱，讲荆轲刺秦王的毅然悲壮，“风潇潇兮易水寒……”这个年龄的吴建民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许多有作为的人成长的故事，大都来自《史记》，许多人生的道理，也来自《史记》，比如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引用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就出自《史记》作者司马迁的手笔。而引发吴建民对《史记》兴趣的人，就是朱老师。
随着年龄增长，吴建民好学的动力已经不是父亲的“做人要有本事”，“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而是新的时代倡导的为了祖国的强盛，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读高二时，他的各门功课成绩已经列在班级前茅，还被推选为学习委员。
除了语文外，高中的物理、化学、数学、外语老师水平也相当高，教学的效果都非常好，所以学生们学起来也很有劲。吴建民一度物理学习比较突出，还当了物理的课代表。
与学业并进的，还有政治。1954 年12 月，吴建民加入了中国共青团，还不到16 岁。在那个时代，对于个体的人生而言，政治上的进步似乎是头等重大的事情。不光当事者自己很看重，周围的人也会给予十分的关注。
吴建民向父亲提出要一点钱，买一点糖果、瓜子什么的，让同学与他一起分享政治进步的喜悦，但父亲很干脆地拒绝了。那时吴家的经济条件很不好，除了“参干”的哥哥外，家里还有五个孩子，一家唯凭父亲操持旧货店小生意的蝇头小利供养。但当时的吴建民还体谅不到父亲的苦衷，他甚至错怪父亲对自己成长过于淡漠，伤心地哭了。直到几年后，他更成熟了，才改变了自己的这种错觉。
是母亲悄悄地塞给了他几个钱，最终没有让他在精神喜悦的时刻，因为物质的匮欠而留下遗憾。在孩子的眼里，母亲是最靠得住的，怪不得歌也是这么唱：“世上只有妈妈好。”
1955 年，高三也读完了，面临高考要填志愿，要考虑将来到底做什么了，可16 岁的吴建民显然还没有心理准备，还没有成熟的思考。
拿着五花八门的大学介绍，他看着哪个都觉得新鲜有吸引力。
矿业学院好啊，一辈子都在野外跑，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多好！地质学院也不错，祖国需要石油啊，他还记得父亲的汽车没有油时，改造成烧木炭的情景。学林业也很好啊，出没在大森林里……一切都那么浪漫，想入非非是青春的权力。
因为自己的物理也不错，吴建民还想过在物理学方面更上层楼。他通过阅读一些人物传记，了解了居里夫人、爱因斯坦，感知到物理对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最知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有物理系，他又把北大、清华物理系作为自己的升学志向。
那个时候，有些大学是优先招生的，如国防方面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另外有一批被选拔去苏联留学的，也提前被招到了留苏预备部。而吴建民则刚刚把复习的侧重转向物理。
有一天，班主任朱老师在路上碰到吴建民，在问了他关于报考的想法后，建议他填报北京外国语学院。朱老师分析说：你各门功课都好，成绩比较均衡，特别是老师还说到吴建民的长相和仪表，认为他如果学好了外语适合搞外交。最后，朱老师好像是经过深思似的加重了语气：“你就填这个学校吧。”
但吴建民对老师给他指的这条路并不那么情愿，学外文也就是当当翻译而已，可翻译在他的记忆里，并不是什么让人肃然起敬的角色。相反过去在电影里看得比较多的是日本翻译官，除了给人拎皮包，更多的是为虎作伥的形象，想到这就不免要皱眉头。
然而，在吴建民心目中，朱老师又是位很有威信的老师。既然朱老师这么认为，自己似乎应该听从。自己已经是团员了，要服从组织，听老师的话，没什么价钱好讲，就这么定了。他没有想到这么一定，定的不止是他的大学，而是他的人生。
复习又从学物理转向了学文，这种不断的转换，显然是不易在考试中体现出最佳水准的，当年究竟考了多少分他早已没了印象。终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来了，说明考试的成绩还不错。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吴建民的心就飞了。家太小了，南京也有点憋屈了，他渴望更广阔更新奇的世界。不知道这其间有没有父亲的遗传影响，父亲在去国赴葡萄牙的时候，年纪比他现在也大不了太多。
1955年高中毕业到北京上大学，离家前与母亲和弟弟妹妹的合影。
对他的离去，母亲有些伤感，因为两年前，哥哥吴建国因为“参干”走了，到了一个家人许久都不知晓的地方，上了军事干部学校。妈妈由于过度思念，几度产生了幻觉，半夜醒来，仿佛听到长子“妈妈！
妈妈！”的呼唤，就爬起来开门，可开了门却发现门外什么人也没有。
好容易对家里没有老大适应了，老二又要远远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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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谈恋爱的条件（1）
他依然清晰记得在月台上来回踱步的情景/哥哥一直是家里的骄傲/马克思曾说过：“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门武器。”/学习法语的人，应该是幸运的/他没有谈恋爱的条件/在吴建民打点北上行装的一天，母亲跟他说：“二卡，你快走了，想吃点什么？”改善一顿伙食，是农耕社会遗传下来的平民表达深情的方式，母亲以这种传统方式，寄托了对远行儿子的深深挂牵。
由于生活境况一直不是太好，平日欠缺荤腥的吴建民对母亲说：“我想吃牛肉……”
维持生计是成人们更重要的任务，所以上火车那天，为吴建民送行的是大弟弟和大妹妹，他们把二哥送到了汽车站。分手的时候好好的，但吴建民后来听家人说，回家后弟弟、妹妹都哭了。
独自扛着行李铺盖，吴建民登上北行的火车。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从南京站刚一出来就进了码头，然后分节上轮船，要轮渡到长江北岸的浦口，才能再回到铁轨上。火车在港口上轮船，要等待一个多小时。
在那一个多小时里，吴建民在月台上踱来踱去，毕竟是16 岁的少年，第一回离开父母亲人，离开熟悉的家，一种从未体会的离情别绪，一点一点笼罩住心头，以至于怅然若失。在接到通知书后、在初登火车时曾经闪过的投身更广阔世界的激越，刹那间竟荡然无存。
吴建民说：“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当时在月台上来回踱第二章步的情景。”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唐人刘方平那首离别诗所勾勒的离别景观与人内心辗转低徊交相浸润的难忘画面：“华亭霁色满今朝，云里樯竿去远遥。莫怪山前深复浅，清淮一日两回潮。”
在赴北京前，吴建民曾给在北京的哥哥写信，哥哥已经从四川江津防化学校，升入在北京的防化兵指挥学院。哥哥一直是家里的骄傲，从小学习成绩好，被母亲树为其他孩子的榜样；早早就入了共青团；“参干”进了江津防化学校，还在那里立了三等军功，街道居委会都来上门报喜……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有哥哥来接是最让吴建民慰然的了。
不巧的是哥哥任务缠身，没办法来火车站。但哥哥考虑得很周详，他给北京火车站写了一封信，说他是军人因公务不能接弟弟，请车站帮助照顾，并预付了10 元钱。
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的社会风气真好啊，火车站很尽责地做了安排。吴建民记得他到站一下火车，就听到广播里喊他的名字，让他在某处等。他到了那里，见到了车站上的人。他们告诉吴建民说，车站根据他哥哥的请求定好了旅馆，随后叫了一辆黄包车送他前往。
第二天，吴建民在天安门广场，找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接人的牌子。
在老同学的帮助下，他乘汽车进了外语学院。
那个年代，讲究让革命来选择自己，做革命的螺丝钉，人生的志愿1961年出国前与哥哥在一起。
并不由本人自己选择。这对当年的吴建民倒是很合适，因为上外语学院就不是他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究竟选什么专业他心里根本还没有什么成见。学院代他做了选择，分班的时候，把他编到了法文班。
现如今学外语选什么语种，背后有一大堆想法和掂量，但当时的吴建民却没那么多复杂的推敲。母语之外的任何一个语种，对他都是同样的陌生，都距离他此前的生活很远。对学习产生兴趣，并潜心努力，是在学院对学生进行了专业思想教育之后。
学院对新生开了一门专业思想教育课，专门教育新生端正学习态度，讲述学习外语的重要性。笔者还记得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曾说过：“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门武器。”想必会用做外语专业教育的经典语录。总之教育结束了，学习目的明确了，学习劲头也就来了。
在外语学习初期，吴建民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他的老家南京地方的口音，近似于江淮语音，“l”“n”不分。受方言影响，他常常把“啦”念成“呐”。而在法文中，“l”和“n”特别多，它的许多冠词全是发“l”的音。为了发好“l”的音，捏起鼻子来“啦啦啦啦”地练，的确很苦的。法文还有个小舌音，用得也很多，可一般中国人发不出这种音，也没有捷径可走，依然是花大量的时间苦练。
下大力气苦练，使吴建民过了发音关。其实吃苦耐劳的功夫，他从读高中对学习的意义比较清晰后，就逐步培养起来了。
那时大学里的星期天只供应两餐饭，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所以在星期天吴建民像平日一样，从来不睡懒觉，锻炼后就到教室里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