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大学里的星期天只供应两餐饭,有更多的时间学习。所以在星期天吴建民像平日一样,从来不睡懒觉,锻炼后就到教室里看书。在这个时间教室里通常就他一个人,非常宁静,他看书、做笔记,学习的效果很好。
在近代文学的历史上,法国的文学可以说放射着最为耀眼的光芒。
从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夏多布里昂,到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梅里美、乔治·桑、大仲马、小仲马、福楼拜、左拉、都德、莫伯桑、凡尔纳、法朗士、罗曼·罗兰……特别是这些作家都是多产的,他们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如同他们的名字一样响亮,铺天盖地地遮盖住了那一时段的世界文学长廊。面对如此丰富的语言文学宝藏,学习法语的人,应该是幸运的。
但吴建民回忆说,他读大学时能看到的法文原版书并不多,但他还记得当时看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莫伯桑的《俊友》,对冉阿让、杜洛瓦等主人公也留有深刻印象。他说:“开始看的是中文的,学习到一定程度后看了原文,发现看中文和看原文味道不一样。人物更活灵活现,人情味也更浓重。”吴建民比较喜欢雨果的作品,他从中感觉出雨果希望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世界。
然而在大学期间,吴建民看得更多的,还是学校里发给学生的讲义。这些讲义都是学校自己油印装订的。他所看到的一些有吸引力、有意思的外文故事,也主要来自于讲义。由于经济的原因,吴建民没钱自己买书看,甚至连买做笔记用的本子的钱都不够。
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必须做大量的笔记。他就把高年级同学用过不要的讲义拿来,把油印的那一面翻在里面,用针缝在一起做笔记本。
当没有其他干扰的时候,能塌下心来学习,尽管生活比较艰苦,但会感觉过得很充实。
学习法语对吴建民来说,真的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所以最初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是只过了一年,成绩就慢慢赶上来了。在这以后,他的各门功课都是5 分,包括第二外语。
吴建民说他在大学之所以能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学习,还在于他没有在此期间谈恋爱。之所以没有谈恋爱,一是年纪小情窦未开;一是因为没有条件,班上的女生年纪都比他大。
他有个很要好的同学,后来到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这位同学学习也很努力,成绩非常好,吴建民一直跟他摽着比着。
可后来有一段同学谈恋爱了,学习成绩就受到了一点影响。恋爱和学业有时好像是彼此对立的,因此没有恋爱的人就占得了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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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放”转为“反右”斗争(1)
进入下半年,“鸣放”转为“反右”斗争/大学团委停止了吴建民等人团支委的职务/批判的矛头,更多的指向了他自己/“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面对成人社会的纷繁事物,大学告诉了吴建民复杂/但大学的校园并不平静,在这里发生的事,也并非全关学业。1955年他刚刚进校园,就赶上了批判胡风的运动。16 岁的吴建民还不知道胡风是何许人,也从没看过他的作品,批判实在不知从何说起。但他是团员,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就通过听广播、看报纸,看人家是如何批判。这是他第一次参与政治运动,学习使用批判的武器。
1957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要求广大群众响应中央号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批评与建议。当时对此有个专用名词,叫做“鸣放”。
吴建民班上有个同学,给学校领导写了一张大字报,其中有首讽刺打油诗,吴建民还记得有这么几句“我们的领导劳苦功高,左手马列主义,右手十字架一条”。当时也没有搞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这几句话相互间有怎样一种关联。
进入这一年的下半年后,整风运动转换为“反右”斗争。那位同学的打油诗成为反面典型,被上纲为右派言论,讽刺党的领导,这位19岁的青年受到批判。
当时吴建民已是班上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他不但要参与,还要走在运动的前头。但他连同团支部的其他成员显然不太称职,他们根据平日和这位同学的接触、生活,感觉他不像右派,也不像有些大字报写的那样内心对中国共产党有多少仇恨。
后来大学团委采取了断然措施,停止了吴建民等人团支部委员的职务,将他们班同其他班合并在一起搞运动。写打油诗的同学真的被打成了右派,本来那位同学的学习是很优秀的,可从那以后他的人生就非常不幸了。
班级合并后,吴建民跟大多数同学一样,也参与了对那位同学的批判。虽然他内心并没有想明白,但总觉得党是伟大的、正确的,领导总比自己高明,跟着党和领导的思路走是没错的。他初期对这位同学的看法,已被认为有右的倾向,所以他必须尽快跟上形势,转变立场。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吴建民回忆起这件事,颇有感触地说:“我当年真的挺幼稚,这是我一生中每想起来就感觉不安的一件事。”其实青年时大多数人都犯错误,青年时的幼稚又属于那种最可以原谅的错误,而当你对你的某些举止真正地感到不安后,你就会格外警惕,不再做令你心灵感觉不安的事情。
也是在“反右”斗争中,由于吴建民进大学后在学习上一直很刻苦,成绩优良,因而有白专之嫌。于是他批判的矛头,更多的是指向他自己。1958 年,学校开展向党交心的运动,批判个人主义,他写了张大字报,题为《个人主义和我》。
他自我解剖说,仔细检查起来,自己有成名成家的思想,努力学习是为将来当外交官做铺垫。当外交官可以周游世界,在周游世界之后,他可以当作家,把周游世界过程中看到的东西都写出来。对人生有如此美好的设计,本不是什么坏事;但换一个角度就和个人主义联系起来了,成了丑恶的东西,这难道也是辩证法?
反正吴建民当时就这样对自我分析了一通,别人看了也对这种意识批判了一通。可当更多的人都进入自我剖析状态后,吴建民发现有他这种念头的人并不在少数。
只要你细细推敲,###,其实是和经济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总是和经济体制的选择,经济道路的选择,经济政策的选择,经济进程的设计搅在一起。反右斗争还在进行着,中国经济的大跃进就开始升温。
大跃进期间有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有大兴水利的会战,有为建国十周年献礼的首都十大建筑的建设高潮……北京的各大学都组织学生们积极参与,但参与了劳动,就挤占了学习的时间,这是简单的加减法。
不论是什么运动,只要是党号召的,党倡导的,吴建民都积极参加。因此把吴建民往白专范畴里算,真是挺委屈他的,他在政治上,一直是很主动地向组织靠拢的,坚持不断地给组织写思想汇报。
“鸣放”转为“反右”斗争(2)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系里的党支部组织同学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劳动,跟工人结合。大家热情很高,连星期天也不休息。身子板有些单薄的吴建民,劳动起来很拼命,还被推为劳动小组长。
修十三陵水库的大会战,学校也组织去了,吴建民在库区劳动了一个星期。挑土石筑堤坝,箩筐有大有小,他总是拣大筐挑。不管天降不降大任于你,“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总是一个人的成长、成熟、干事业所不可或缺的,这同样是增长知识的过程。如此看来,这个加减法又不简单了。
人生于社会,总有一天要面对成人社会的纷繁事物,大学告诉了吴建民复杂。这里不再像小学和中学时,只要解决好学业的问题,单单是靠埋头刻苦学习一切就迎刃而解,老师就欣赏你,同学就认可你,你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有了几分骄傲的资本。
在大学,你还要睁大眼睛看窗外的事,你面前时常有异议纷纷、歧路条条,却再没有老师或什么人能时时为你指点迷津,并替你偿付错误的代价。你必须自己思考、比较、做出抉择。这,是进入大学以前的他过去从未感受到的。
因此他才开始有了迷惘,有时会不知所措,有时会做出错误的回应,并为此长时间地感到不安或耿耿于怀。但无论如何他必须面对,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人生之途走下去,开始用自身更多的实践和碰撞来体验生活,依然继续。好在和大多数人的境遇一样,上苍并不轻易赐予莫大的福祉,也不随意地出手残酷一击。
“中国需要体育,就像一个结核病患者需要治疗一样。”/秉持一种正确的观念,对坚持一种行为,是有力的维系要素/除了学识的长进,感觉到人世的复杂之外,大学期间的吴建民,还收获了一些有益的副产品。这些副产品在平时好像不起眼,但在某些特定的时候,则会显现不寻常的意义。
刚进大学有一段时间,学校不太管学生的作息时间,可以睡懒觉。
后来风气变了,学校抓起了作息制度,要按时起床,还推行了一段集体晨练。虽然这个集体晨练校方没有善始善终,可就在这段时间里,吴建民已经养成了习惯,自己坚持了下去。
吴建民说他能够有意识地坚持锻炼,还在于大学期间有幸听了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马约翰教授的报告。马约翰教授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体育的奠基人,是他在20 世纪20 年代就呼吁“中国需要体育,就像一个结核病患者需要治疗一样。”30 年代的他就指出体育除了能健壮人的体魄之外,还能“培养人的性格——勇气、坚持、自信心、进取心和决心”,“培养人的社会品质——公正、忠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