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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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 第1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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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石垒里面,曾国荃下令日夜发炮轰击地保城。
  7月3日,李祥和等将领对石垒发起攻击,占据地保城,在上面修造炮台,俯瞰城内。从这里开炮轰击城堞,很容易将城墙轰塌。
  曾国荃担心军心懈怠,突生变故,又催促李臣典等部在炮火密集处悄悄挖掘地道,环城排列队伍,形成十几道阵线,把湿芦苇堆积起来,在上面覆盖沙土,堆得与城墙一样高,扬言要通过土堆登城攻击,以此迷惑太平军,使他们防不胜防。
  长沙人吴宗国为了测定挖掘地道的方位,冒着弹雨冲到城下测量,为地道工程提供了准确的数据。
  进入7月以后,久旱无雨。曾国荃在露天下祈祷,然后说他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一条龙。他是否真的看见了龙,自然是个疑问,但是大雨倾盆而下,为他的说法提供了可性度。
  7月18日,地道挖掘成功。当夜,曾国荃正在睡觉,似乎听到有人叫他,突然惊醒,好像被人催促着,奔到地道口,向部队报警。
  果然,当晚李秀成率部出城袭击湘军军营,派军士携带火蛋焚烧芦蒿,伍维寿和彭毓橘分别出击,才避免一次火灾。但是邵阳人郭鹏程在潮阳门外中炮身亡,终年三十四岁。李臣典腰部中弹,伤势严重。
  7月19日,曾国荃命令围攻部队一百个营全部进入战斗状态,令朱式云起草了一份命令,告诫各部,并悬赏募集敢死队,在城墙倾塌时率先入城。这道征集令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曾国荃召集将领们签署军令状,朱洪章署名第一,武明良署名第二,刘连捷署名第三,李臣典、伍维寿、谭国泰、沈鸿宾、张诗日和罗雨春依次署名,九位将领誓死先登。
  中午,曾国荃下令引爆地道里的炸药,将城墙炸崩二十多丈,砖石如雨一般落下。李臣典身带重伤,与诸将率部争先登城。朱洪章率所部长字营、胜字营和焕字营,共一千五百人,从缺口首先冲入,太平军仓促从城头抛掷火药,倾盆而下,爆击湘军。朱洪章所部士卒死亡四百多人,总兵王绍羲等将领阵亡。湘军敢死队被迫稍稍后撤。

1864年,同治三年(18)
彭毓橘和萧孚泗杀掉几名退后的军士,敢死队又拼死冲锋,从城墙缺口杀了进去。朱洪章令部队团团结阵,旋转前进,冲垮一排排太平军。他和沈鸿宾、罗雨春等人的部队从中路攻击,在天王府以北。刘连捷、张诗日和谭国泰等部从右路攻击,沿台城杀向神策门。适逢朱南桂等部搭梯攀城攻入城内,便一起攻取仪凤门。左路分为两支,彭毓橘的慎字营从内城杀向通济门,萧孚泗等部夺取朝阳门与洪武门,将防卫城墙的太平军全部斩杀。此外还有罗逢元等部从聚宝门杀入,李金洲所部从通济门杀入,陈湜和易良虎所部从旱西门和水西门杀入。
  李秀成领兵奔向旱西门,被陈湜所部阻挡,便掉头奔向清凉山,藏匿在民房里。
  黄翼升的水师攻夺东关,乘胜杀到旱西门,与陈湜等部会合。至此为止,天京的九座城门全被湘军攻破。
  天已黄昏,太平军四散逃走,有的出城,有的返回子城防守。
  夜半时分,太平军纵火焚烧天王府,突围而出。黄润昌等部站立在龙广山的露天之下,袁大升等部沿着城南巡逻,遇到逃跑的太平军,便过去拦截,斩杀几百人。
  伍维寿、张定魁和黄万鹏等部向东南追击太平军,抵达淳化和湖熟,擒杀李万材等几百人。伍维寿以提督记名。
  留在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大部分自焚,或者投入池水和井水。
  洪秀全的儿子洪福瑱年方十五六岁,太平军残部带着他奔向天京东南方安徽境内的广德。这个少年本名天贵福,所刻的印章上称为洪福,下面刻了“真王”二字,从左向右排列,别人误将两字合为一个“瑱”字,所以称他为“洪福瑱”。湘军将领也误读了这两个字,于是在奏折和诏书中对天王之子都是如此称呼。
  太平军纵火焚烧城内的王府,为了“不留半块烂布给清妖享用”。 曾国荃传令关闭城门,不许太平军出逃,同时扑救天王府的大火。火灭之后,找到两方玉玺和太平天国金印一方。萧孚泗的吉字营搜捕到天王兄洪仁达和忠王李秀成。
  按照曾国藩的说法,金陵一役,杀死太平军十多万名。所有在天京的王爷、主将和天将,以及天国的大小官员三千人,都死在乱兵之中。天京城内的居民,仍有几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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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天京的湘军成了一支强盗式的军队,如同一群贪暴的豺狼,大肆抢劫,把钱财一抢而空。然后放火焚烧,大火七天七夜不熄。萧孚泗抢走了天王府的金银,举火一焚,毁灭证迹。一座保存着中国古文化的六代繁华的东方名城,全部毁在他们手里。
  他们在大抢大烧之后,便大肆杀戮,连老人和幼童都不放过。士兵们搜抢妇女,四十岁以下的女性无人幸免。一些老年人身负刀伤,有的被砍十几刀,有的被砍几十刀。全城都是受害者的哀号。连两三岁的幼童也被诬为孽种而斩草除根,士兵们杀来取乐。
  本地的老弱百姓,不能挑担,又没有地窖可以躲藏的,都被狂暴的士兵们杀死。
  江浙是天下财富最集中的省份,而金陵作为十朝古都,由太平天国经营十多年,金银财宝堆积如山。曾国荃的部队在这里得到的钱财,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
  关于金陵的浩劫,曾国藩和官文在联合上奏给清廷的折子中说:这次攻克江宁,十多万太平军没有一个人投降,甚至聚众自焚。李秀成在其供词中则说,金陵被攻占之前,全城军民不过三万多人,太平军一万多人,而且大部分已是病饿交加,能守城的不过三四千人。李秀成是天京保卫战的总指挥,他提供的数据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李秀成被俘后在木笼里写的《自述》中提到,金陵城内有圣库一座,里面都是天王的私藏,天王的长兄和次兄还各有宝库一座,传说里面装的都是稀世珍宝。
  曾国荃下令攻城时没有宣布纪律,当曾国藩得知弟弟纵容部下烧杀抢掳时,便对他加以训斥,而他辩解道:立功的将士太多,清廷拿来奖励的官职太少,而且其中很多只是虚职,五个实缺,有一万多人排队等着,那么,这些大兵吃什么?拿什么养活老婆孩子?
  听了弟弟这番话,曾国藩只好叹息说:“凡是带兵的人,都免不了中饱私囊,我无法禁止别人的这种行为。”他无法要求别人做圣人,只好独善其身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864年,同治三年(19)
抢来的财物要运送回家,湘军水师的上行船,大部分都为湘军运送赃物。曾国荃规定,士兵托运的行李,水师无权检查,只有他的监察部门可以检查。他委任的监察官员当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受了几坨银子的贿赂便放行,大家皆大欢喜。
  早在攻打吉安时,吉字营的士兵就用马队护送赃物回湖南;打下九江以后,大部分将士走水路运赃;后来不敢明目张胆地用水师的船只运了,就雇用民船运送。攻克安庆以后,有的将士甚至与洋船搭上了线,将金银珠宝一箱箱运到城陵矶,在那里有专门的保镖取货,再将赃物护送回他们的老家。 
  前面说过,湘军将士的薪饷本来就很丰足。他们在外面打仗,个个都有银子捎回家。营官周凤山带兵不到三年就发财了。水师统领彭玉麟在湘军攻克金陵时,就拥有了六十万两银子。可见,在湘军中只要当了点官,带了个“长”字,就会很富裕了。胡林翼在论及湘军对军官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时说:“不宽博,不足以养廉耻。”
  在曾国荃的部队里,官阶越高,越是贪心,军营中流传着“顶红心黑”的歌谣。上梁不正下梁歪,当兵的就去搜刮老百姓。参将、游击和都司一类的军官所得的饷银,加上他们一路掳掠的银子,平均每人都有了十二万到二十万两的积蓄,守备、千总和把总平均收入则有七万到十万两,就连一个普通的小兵,饷银加上掳掠所得,每人也有二万到五万两银子。难怪湘中地区出去当兵的人,家家盖起了大瓦房,购置了几十上百亩的田产,喂了好几头水牛。
  乡下人子女多,送一两个去打仗,就算死在战场上,家里还有儿子延续香火,做父母的不在乎。在这种观念驱使下,尽管湘军将士在前线每天都有大量的伤亡,但补充的兵员仍然是源源不断。
  湘乡大坪人章合才,1856年从军,到打下金陵时,因战功而当上了提督,大肆搜刮江浙的民财,然后用船运回湖南。他在衣锦还乡时,先将财物用船运到涟水码头,然后动用一百多辆独轮车,从银田寺码头起运白银回到老家。银子多得不知如何花,就在乡间建起一座豪宅,共有四十九个天井,一百零八间正屋和两百间外屋,占地六千亩,其气势可与荷叶塘的曾侯府邸媲美。陈湜耗银一百万两建庄园、购田地,被人称为“陈百万”。 
  曾国荃的部属带着大量银子还乡,互相攀比奢侈,有的一夜输掉几万两银子,把一个本来注重农耕和文化的湘潭搅得乌烟瘴气。
  吉字营五万将士的烧杀抢掠疯狂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连友军都看不惯了。曾国藩当然是明白这种情况的,“升官发财乐呵呵”,是他这支部队的动力。他在1857年给皇上的奏折里公开宣称:湘军的将士认为军营是图名图利的场所,把打仗当作日常的事务。
  湘军大将李续宜也向曾国藩陈述过他的看法:作为一位名将,没有十万两银子的收入,他不会出来打仗;出来之后,每个月又要另外给他一万两银子供他花销。
  湘军攻进天京时,曾国荃无法约束部属的行为。湘军将士们将抢来的金银珠宝和江南女子一船一船地运往湖南,连曾国荃自己都觉得局面难以控制了。湘乡至今还有这样一个传说:一千多名江南美女被掠送到湘乡之后,至今下落不明。经纪人拿着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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