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加入会党、抢劫及其他严重侵害治安行为的嫌犯，都由审案局审理。
曾国藩的表情和举止稳重威严，与人接交，瞪着一双三角眼，眼光凝注对方，看得人毛骨悚然。不过，他优美的须髯有助于缓抚对方的不安。分手之后，他会记下对方的优点和缺陷，准确无误，说明他有一套识人的方术。
曾国藩决定重用四十七岁的新田人张荣祖。他是一名在籍的七品知县，曾国藩让他处理各种事务。曾国藩又将道员张其仁任命为总巡，任命夏廷樾和裕麟为团练委员，称为“干练”，有事参与谋议。
曾国藩招募兵勇，采用严厉的刑法整顿社会治安，是秉承了皇帝的旨意。
2月7日，阴历除夕，文宗下旨，命令张亮基、潘铎和曾国藩共同负责在湖南招募兵勇。
2月10日，大年初三，文宗再次颁旨，说自己在皇宫内日夜思考除莠安良的事情。他说，匪徒多的地方，也是良民居多，作为封疆大臣，只有铲除恶心，才能使人民不受伤害，让地方得到安宁。浏阳和攸县等地的匪徒，只有总督和巡抚认真查办，并与曾国藩一道，参照地方形势统筹办理，才能最终剿灭。
曾国藩接到谕旨，立即向湖南各个州县发出号令，要求对土匪和逃勇格杀勿论。他自己在长沙招募勇丁，揭开了严厉打击会党和其他造反武装的序幕。
凡是破坏社会安定的疑犯，解到之后，罪行一经查实，只有三种处理办法：罪行严重的立即斩首，罪行较轻的用棍棒击毙，罪行更轻的也要挨上千百鞭笞。
审案局打乱了原有的办案程序。有些嫌疑人已被州县立案，尚未就审，审案局听说了，立即把他们提来，毫不拖延，讯问出了供词，就立即正法。曾国藩不但要杀一般“恶民”，连贪赃枉法的官吏也不放过。
曾国藩认为自己为民除害，问心无愧，即使有人说他尚武，用刑严酷，缺少仁心，他也在所不惜。
由此可见，曾国藩在湖南能够有所作为，首先是因为他采取的严厉措施，与皇帝的意思非常吻合，能够挟天子之威而雷厉风行。其次是得到了巡抚和布政使的全力支持，能够放开手脚大干。他借助审案局办案，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全省。
曾国藩认为，在这次战乱之前，人们过惯了太平日子，官场作风因循陈腐，官员们脱离了民众，致使违法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他命令长沙城编查保甲，管理好户口人头。他还亲自给各个郡邑的官绅写信，告诉他们，如果发现土匪行盗，只要写密函报告省城，就可以拿出巡抚的令旗，就地正法。可以斩首，也可以用棍棒击毙，用不着再给监狱添麻烦。
1853年，咸丰三年（7）
曾国藩致力于认真考察民间的利弊，改革赏罚制度。他在文章中引用岳飞所说的“不要钱，不怕死”，作为自己的誓言，使人们对他寄予厚望。
曾国藩善于用忠诚感召人心，每当有乡下的学者来拜访他，他都是和言细语，谦恭有礼。他会耐心地听完对方陈述意见。如果提议可行，他就斟酌照办。如果提议是他不能采纳的，他也不会横加指责。对于下层的来访者，他也以礼相待。于是人人都想得到提拔，都愿意为他效力。他权衡各人的才智和特长，酌情使用，无论是聪明伶俐的才俊，还是忠厚谨慎的老实人，都能得到合适的位置，可谓人尽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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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湖南没有战事，只有团练部队进行小规模的绥靖行动。
湖南书生率领的勇丁，能征善战，骁勇无畏，已经引起朝野的高度重视。于是，当战火在湖北熊熊燃烧的时候，江忠源的楚军又被派上了用场。
武昌失守后的种种情状，由于路途不畅，经过一段时间，才为清廷所闻。文宗大为震怒，于2月3日下令逮捕徐广缙问罪，任命张亮基代理湖广总督，任命江苏人潘铎代理湖南巡抚，任命向荣为钦差大臣，统帅湖北的清军。
为了防止太平军北上，文宗又派大学士琦善为钦差大臣，带领直隶提督陈金绶和内阁学士胜保，从河南出兵。武昌的东边，则由两江总督陆建瀛任钦差大臣，部署兵力，防守长江沿岸和安徽。
清廷很久没有打过仗了，文官中很少有人懂得军事。陆建瀛虽然在文章上有些声望，但对带兵打仗一窍不通。仓促间招募兵勇，还没有集结。他先派三千军士前往湖北黄州，在武穴老鼠峡扎营，自己率领松江营的两千几百名军士溯江西上。
清军已经有所部署，密切关注着洪秀全起义军的动向。
洪秀全进入武昌之后，欣喜地看到自己已经拥有五十万大军，水师则集结了几万艘民船。他与杨秀清等人商议下一步怎么办。太平天国的王爷和将领们，大致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就在武昌建都，然后派兵向西北方向推进，取道襄樊，再向北挺进中原；另一种意见，则强调金陵是天府之地，财富丰饶，应该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再图进取。
杨秀清力主向东进军金陵，洪秀全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太平天国定下了东进的方针。
2月9日，太平军放弃武昌，全军分为水陆两路，向东挺进，目标是攻占安徽和金陵。辎重和妇幼，都乘船行进。万舟启航，长江上帆樯蔽日。林凤祥和李开芳受命统领陆路大军，沿长江两岸推进，经过黄州，挺进蕲水和蕲州。
六十三岁的林凤翔领兵攻打江南的蕲州，在城外六七里扎营，派人送信给蕲州知县伍文元，劝他投诚。信中说，天国大兵无战不胜，无攻不取。现在伍文元助满拒汉，想在城破之日，玉石俱焚，这并非天国救民于水火的本意。太平军劝众官仔细权衡，以免后悔。
蕲州民众见了这道檄文，都怪伍文元不该抵抗。一位叫汪得胜的清军营官大呼道：“现在不归顺天国，更待何时？”他率领一百人，号为义勇军，杀入州衙，取了伍文元的性命，乘势杀散清兵。林凤翔得知城中大乱，便奋力攻城，里应外合，不到一天就占领了蕲州。
洪秀全的哥哥洪仁发率领一路部队，攻打江北的蕲水，打了两天两夜，没有攻下。蕲水知县徐汝成下令死守。洪仁发派义勇队潜入城内，在城中纵火，扰乱守城清兵的军心，趁乱攻进城内。县衙仓库的十多万两白银，都成为太平军的战利品。
太平军离开武昌后，向荣便率部进入省城，召集官民，筹备善后，然后率部追赶太平军。他上奏请求征调一百多艘外海战船，即快蟹和大巴，从海上开到江南。清廷连海防也不顾了，增调上海道吴健彰率领拖罟战船，温州总兵率领头莽等战船，准备水战。接到调令的还有以练习船炮而出名的麟桂，以及水师名将李德麟和吴全美。
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没能阻止太平军的迅速东进。
武汉以东长江沿岸的湖北郡县，很快就被太平军占领。太平军的文献说：“自入湖北以后，男女来归数百万，得满清库银亦百余万，辎粮器械不计其数。”
2月18日，六十一岁的湖北人陆建瀛领着两千名标兵到达龙坪。太平军在老鼠峡将陆建瀛的前锋部队击溃，在江中斩杀翼长恩长。陆建瀛遇到逃回的残兵败将，听他们描述清军战败的惨状，随从们个个大惊失色。
1853年，咸丰三年（8）
江西巡抚张芾领兵防守九江，闻风丧胆，也率部撤走。太平军随后进占九江。
陆建瀛乘小船经过小孤山，不敢停留，经过安庆时，安徽巡抚蒋文庆邀他进城，他也没有留下，直接回到金陵，将芜湖和太平的驻军分别调驻安徽与江苏交界处的东西梁山，然后闭城防御。
2月24日，太平军攻占安庆，继续东进。陆建瀛部署在东西梁山的江南舢板和广式小艇，没能拦住太平军的船队。清军水师望风而逃，总兵陈胜元中炮身亡。
东部防线的清军如此不堪一击，清廷决定调张亮基到湖北统帅军队。清廷信任张亮基，显然是因为他在长沙把太平军阻截了两个多月之久。
张亮基知道，长沙保卫战的胜利，多亏有江忠源守在城外，并且为城防做了周密的谋划。他非常喜欢这个新宁人，于是奏请清廷让他带着江忠源一起赴任。江忠源带领四百名楚军前往。曾国藩本想留下江忠源在湖南帮办团练，未能如愿，便留下江忠源的弟弟江忠济与刘长佑和李辅朝，带领江忠源的余部一千人，驻扎长沙，听从曾国藩的调遣。
随张亮基一同前往湖北的，还有他十分倚重的师爷左宗棠。
江忠源在临行前，与曾国藩讨论长江和安徽的军事。他们认为，只有营造几百艘战船，才能取得水上的制胜权。这是湘军的两个统帅，第一次提出水师的建设。
太平军从武昌撤走刚十天，张亮基就到任了。他奏请将江忠源升任湖北按察使。左宗棠也于3月份抵达武昌。
当时，武昌居民所剩不到十分之一，官署和民舍，大半都被焚毁，街上尸体枕藉。张亮基代理湖广总督，骆秉章代理湖北巡抚，河南布政使严正基代理湖北布政使，江忠源兼任盐道，金云门代理武昌府知府，可谓人才济济。
所有公务，张亮基都交给左宗棠和江忠源办理。大家同心协力，遇事商量，有了决定，立即执行，扫除了官场积弊。江忠源和左宗棠大力修葺城郭，制造防守武器，开通商市，抚恤难民，惩治会党，缉拿在逃的起义军，筹办军粮。
江忠源接到报告：湖北有平民起事，崇阳的陈百斗，通城的刘立简，嘉鱼的熊开宇，手下兵力达到几千人。
4月份，楚军进攻通城。此地自从1839年钟人杰起事之后，潜伏着许多会党。由于湖北高官没有严厉镇压，留下了起义的火种。刘立简、罗经仁和何天进等人，发起抗粮运动。他们认为官府忙于恢复武昌，无力派兵镇压。不料张亮基派来了江忠源所部四百名楚勇和三百多名开化勇与泸溪勇。
当时，嘉鱼和蒲圻都有民众响应起义，江忠源只得将开化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