Ａ硪患椅鞣降缣ǎ�###；则具体地描述了那一天罗马尼亚街头的死伤者；说有一千人被打死。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偶尔出现几个画面；证明来自“###”、“英国广播公司”、“法国国际”的消息；大都不是无中生有。这些消息说：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上的讲话遭到听众反对；军队开枪了；群众反击了；成百上千的平民被屠杀了；军队中有人倒戈了；齐奥塞斯库逃跑了；不；齐奥塞斯库没有跑；他和他的一家人都被抓起来了……12月24日是个星期日。平安夜不平安。中国这一边；老百姓一整天都没有中南海的消息；只有李瑞环会见了一群日本人；说是代表王震的。北京人的街谈巷议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说他们可能是在为齐奥塞斯库的命运担忧呢。党中央机关报的院子里；记者们面对蜂拥而来的消息；全都目瞪口呆；他们接到社长一条指示：“凡是新华社有稿件和转载其他报纸可以解决的消息；本报记者就不要写了。”
但是罗马尼亚的记者们却格外活跃。前一天；他们让救国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在“罗马尼亚电视台”上露面；还给了足够的时间让他说话。此人宣布齐奥塞斯库的罪状若干条。在电视大楼外面；布加勒斯特的市民围成一道人墙；呼喊着“保卫大楼”的口号；阻止军队进入大楼。那以后的几天；罗马尼亚的最新事态；就是经过这个大楼传遍全世界的。事态的发展证明“保卫大楼”的口号有点多余；因为军人原本就没打算冲进去。他们已经倒戈了。到了这时候；齐奥塞斯库不再顾及给自己“民族英雄”的荣誉抹上“叛国者”的污垢；让外国军队开进来保护他；但还是没有用。反对齐奥塞斯库的人宣布他们已控制各个要点；还逮捕了那个残忍的独裁者。这件事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罗马尼亚电视台的画面上；看来不再是谣言了。
最后的结果尽管人人都已料到；但还是难以置信。第二天；星期一；齐奥塞斯库已经被罗马尼亚军事法庭处决了；在致命的一枪之后；士兵们还在不停地射击；把他的尸体打得像个巨大的蜂窝。这位几个星期以前还在接受人民顶礼膜拜的总统；显然至死都不会相信；在他的人民中间居然潜伏着如此强烈的仇恨。
这一天是圣诞节；布加勒斯特的教堂里响起圣诞乐曲；街头还有二十多辆装甲车；还有零落的枪声；不过；冲突已经结束。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这样瓦解了。罗马尼亚不是最后一个；但它却是这场悲剧中最惨烈的一幕。昔日的辉煌转瞬间灰飞烟灭；新的执政者受到新的追捧。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已经表示要为“救国委员会”提供援助。那些环绕罗马尼亚的东欧国家纷纷宣布“支持罗马尼亚的民主力量”。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沉默了两天；等到星期三罗马尼亚新政府的领导人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差不多同时；人们在电视上看到齐奥塞斯库的被称作“花花公子”的儿子；不过这一回他可不是往日那个风流倜傥的样子；而是一个囚犯———他在四天前就被逮捕了；神情茫然；面容憔悴；目光里充满恐惧。还有人发现了齐奥塞斯库弟弟的尸体；警察的验尸报告说他是自杀的。 这一连串变故毫无疑问构成了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共产党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要过好多年以后才会研究各种因果联系；在当时可没有想那么多。那时候人世间所有最复杂最微妙也最强烈的感情一起涌出：震撼与解脱、兴奋与悲伤、厌恶和同情、崩溃与新生。罗马尼亚电视台还播出了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之前在秘密军事法庭受审的场面。这位落难的独裁者否认自己下令向群众开枪；但法官仍然判他有罪。“###”坚持说；他的罪行之一是屠杀六万多人；还企图携带十亿美元逃到别的国家去。又过了一天；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这个消息。不过；它被安排在中央电视台当晚新闻节目的最后一条；放在“安康水电站下闸蓄水”、“中法合资家具企业在佳木斯投产”、“机电部评选优秀服务企业”、“科学出版基金会召开会议”、“河南现代艺术大展”、“武汉冰灯会”、“人民银行发行纪念币”这些消息的后面。也难怪报刊的领导人会沉不住气；当时就连中南海里老的和新的领导人们；也对这种局面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不动声色；说了十六个字；意思是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政治局于是召开特别会议。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王荩卿奉命去同几天前枪杀了齐奥塞斯库的新政府打交道；说中国愿意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这是80年代最后一周发生的事。那些天；北京的书店里面；那些已被抛弃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像日夫科夫的精装本文集；还摆在书架上。驻扎北京的军队奉命提高警惕；特别小心在北京西郊大学集中的地区出事。好在大学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不过；有几个大学生来到复兴门；站在那里发表讲演；围观者几千人。警察很快来了；驱散了人群。一时间；本来已经缓和下来的北京城；又紧张起来。那时候中国人的神经特别脆弱；容易紧张；一紧张就会产生联想；一联想就会神经过敏；好像射向齐奥塞斯库的枪弹也正在朝我们中国这边射过来似的。
现在历史终于走进了90年代；全世界都在闹事。没有出事的地方也在期待着出点什么事。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男人还是女人；也不论是政治家、理论家、官员、学者、作家还是凡夫俗子；都充满了政治热情；而且火气都挺大。拿很多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东欧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一句半是悲壮半是幽默的话在北京流行起来：
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现在是；“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可是；按照西方人那时的说法；这社会主义是谁也救不了啦。1月1日；90年代的第一天；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三个人互致新年问候。
戈尔巴乔夫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融合。”
撒切尔夫人说：“不；社会主义肯定要完蛋。”
中国式的流行风
对于中国内外那些研究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从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出人意料的南巡；实在是多灾多难。在这两个事件中间；有意思的事情还有很多。年岁稍微大一些的青年很快转入一套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有自己的俚语———“一边玩儿去”；“一无所有”；有发泄内心郁闷的滑稽语———“烦着呢；别理我”、“沉默是金”；有特殊的打扮———不分男女都穿长达脚面的牛仔裤；短统袜、厚底鞋；上身是一件圆领T恤衫；前胸后背印着手写体的大字：“从头再来”、“我是流氓我怕谁”等等；有群聚起来消磨时间的方式———“愚人帮”、“不喝白不喝”。整容成了风尚。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专家张涤生因此大为吃香。他领导的小组在这一年为六千九百三十三人做了整容手术；有个男人想要一个“阿兰·德龙式的下巴”；有个女人希望他照着英格丽·褒曼的样子为她做出一个鼻子。上海市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中；百分之五十的男生和百分之三十二的女生到舞厅去跳舞。圣诞夜那一天；“梦上海”夜总会的入场券每人八百八十八元“外汇券”①。和平饭店里还出了个穿着“三点式”舞衣的女郎。这些都是报纸上的新闻。不过这样的事情还是凤毛麟角的；大多数人喜欢去的地方是JJ迪斯科广场；每天晚上；至少一千个年轻人在迪斯科音乐中摇晃不停；狂欢到午夜。“卡拉OK”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也是在那时流行起来的。那一年中国已经有一百八十八家音像出版社；有五十个音像生产厂；销售了三十六万盒录像带和一亿一千七百万盒录音带；激光唱盘还很少；尺寸大小也不统一；几乎所有音乐都是靠录像带和录音带流行起来的。“卡拉OK”歌厅在六个月中便已遍布全国；上海有三十三家；广州四十多家；北京有五十家。其中最红火的要算北京的“四季歌厅”；三十块钱一张门票（当时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大约一百元）；每唱一支歌要付五元；唱得多了自然口渴；于是；一杯美国可口可乐三元；一杯日本苹果汁八元；一杯德国啤酒十元；一盘去皮切成小块的中国西瓜二十元。可你要是在遥远的陕北小县榆林的那家歌厅里；花上二十块钱；就能唱一整夜；当然你只能喝到一杯陈年老茶。
普通人在公众场合一展歌喉的欲望；实在有一种很深的社会背景。这“卡拉”两字源于日本；在日语里是“空”的意思；“OK”则是管弦乐队的英语缩写。这两个词连在一起；本意是“无人伴奏乐队”；传到中国却有了更多的含义。那时候歌厅里引吭高歌的人大都没有技巧；但却很真挚；总是声嘶力竭；总是泪流满面；完全不像现在的人们；唱起歌来有技巧而无真情。歌声也传到大学校园里。热血沸腾的大学生收起游行的旗帜和标语；解下头上的红飘带；不是回到昔日女友的怀抱中；就是埋头读“托福”；准备远走他乡了。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连找工作都成了问题。即使没有这个打击；他们也已被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重重地打了一个耳光。谁都可以看出；那里面的小林就是他们自己的未来。于是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有家报纸说；在南京；每一百个大学生中；只有三个认为“人生最宝贵的是事业”；却有五十四个说自己“空虚无聊；闷得发慌”。上海复旦大学有个博士生说：“方帽子里煎不出牛肉饼。”大家都觉得这话精辟；到处传播。看来有这种想法的人挺多；有一天这所大学搞了一次调查；题目是“学生们都在干什么？”结果发现；百分之十在闲聊；百分之十看电视；百分之七看消闲书；百分之七谈恋爱。全国有两亿五千七百五十万个“成年独身者”；大都很安分；“第三者插足”、“黄昏恋”和“四十岁的男人是野狗”一类的话题；还没有流行；《廊桥遗梦》在中年人中引起的那股躁动还要等到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