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京皇居前的楠木正成像：楠木正成为日本镰仓时代末至南北朝时期的名将，在足利尊氏建立幕府时，他拥护南朝后醍醐天皇，成为建武新政的捍卫者。因勤王之功，在日本明治以后被尊称为“大楠公”。他成为护卫皇室的象征而立马于皇居之前。足利尊氏建立幕府的过程波折重重，在消灭北条时行后，足利尊氏开始在镰仓培植自己的势力，这就引起了后醍醐天皇的不满，于是，天皇派出了*军，*军却在骏河和箱根两战两败，足利尊氏占据了京都，天皇逃到了比山。也许是胜利来得太快了，足利尊氏在京都还没站稳脚跟，就遭到天皇军队的围攻，一再失利后，不得不将京都拱手相让，逃到九州。第二年三月，足利尊氏卷土重来，击败楠木正成和新田义贞两人，再次进入京都，拥立光明天皇，同时将后醍醐天皇从比山上“请”了下来，囚禁起来，逼迫其将代表皇权的三种神器传给光明天皇。
后醍醐天皇传位后不久便南逃到吉野山，另立朝廷，日本开始出现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所以室町幕府从一开始就处在时刻面临战乱的局面中，正是这种局面让室町幕府成为八岐大蛇。
这条八岐大蛇的八个脑袋就是“关东公方”和“三管四职”。这后面有很复杂的关系，我们先从“关东公方”说起。
在南北朝对峙的局面下，幕府的所在地就设置在京都，一来京都靠近南朝，便于幕府及时对南朝的动向做出反应，二来控制京都有很深刻的舆论意义。但京都地处日本的中央，幕府设置在京都，对北方关东地区的统治就有点鞭长莫及。镰仓以来，关东就是幕府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足利尊氏采用的办法就是派次子足利基氏统领关东的武藏、甲斐、伊豆等十州，这一统领的据点设在镰仓，所以称为“镰仓公方”或者“关东公方”。这就是室町幕府这条蛇身上的第一颗脑袋，而且这个脑袋硕大无比，几乎和身子等长，长到了畸形的地步。这个脑袋的麻烦之处还在于，它长了两颗毒牙。关东公方的政务协助者为“关东管领”，一般由上杉家世袭，上杉家分为山内上杉家和犬悬上杉家，我们所说的两颗毒牙就是这两家。关东管领由这两家轮流世袭担任，关东的势力也分为三股：关东公方的直属“奉公众”；山内上杉家势力和犬悬上杉家势力。两颗毒牙咬到舌头，就会危及脑袋的安全。应永二十三年（1416），犬悬家的上杉氏宪就不满关东公方重用山内家的上杉宪基，发动了对关东公方的叛乱，幕府出于自己的利益支持公方，这场“上杉禅秀之乱”就以关东公方获胜宣告结束，山内上杉家的势力开始膨胀。幕府也从中看到了这两颗毒牙的作用，便极力拉拢山内家。在此后的关东战乱中，山内家这颗毒牙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应仁之乱（2）
另外七个脑袋就是“三管四职”。三管四职的由来还要从镰仓时代开始说起。镰仓幕府建立以后，幕府中央设立了政所、侍所和问注所，政所辅助将军处理政务，侍所则是负责幕府的警备工作，问注所是司法机关。室町幕府建立以后，也把这样的机构设置沿袭下来，设置幕府的管领和侍所，原来的政所和问注所重要性大大下降。而关键的部门：管领和侍所都由有力的守护大名世袭担任。其中管领一职由斯波、细川、畠山三家守护大名轮流担任，称为“三管领”，侍所的首长所司由赤松、山名、一色、京极四家担任，称为“四职家”，两者合称为“三管四职”。实际上，“三管四职”不只垄断了幕府官职而已。
室町时代的守护与镰仓时代不同，这一时期确立了“守护领国制”，大大增强了守护的权力。镰仓时代，守护只有地方治安和军事的权力，对于庄园和公领，守护能干预的方面极少。在室町时代，中央赐予守护种种经济权力，比如“半济”，本为“免除年贡一半”，后来蜕变为授予守护征收一半数量年贡的权力。守护逐渐侵蚀原本的庄园和公领的自主权，进而演变成守护大名。何况室町时代的守护由任命逐渐转变为家族世袭，这更进一步加强了地方权力。国司的行政职能逐渐被守护所取代，守护成为地方的领主。将军对守护大名势力的扩张从一开始的竭力抑制到后来终于无可奈何，室町幕府逐渐成为一个松散联合政权的首脑，将军的权力只在直属领地里有效。
“三管四职”就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守护大名，他们不但垄断了幕府官职，在地方上也各树一帜，拥有雄厚的实力。幕府在决定重大事件的时候，往往要召开“重臣会议”来征求强力守护大名的意见，甚至将军职务的承袭也要获得守护大名的首肯。
就这样，在幕府这个身子上，按上了关东公方这个大脑袋和“三管四职”七个小脑袋，八个脑袋各有打算各怀鬼胎，同时，脑袋里还毒牙丛生，随时准备互相噬咬，甚至危及身子的安全。室町幕府就是这样一个怪物，一条奇特的八岐大蛇。
二、义教之死
如上所述，室町幕府在建立之初，就埋伏着种种危机。这条怪异的“八岐大蛇”迟早会吞噬到自己。而嘉吉元年（1441），将军足利义教的死及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大变故，则是这条“八岐大蛇”自我吞噬的一次集中大发作。
足利义教是室町幕府的第六代将军，他幼年出家，正长元年（1428）还俗，在他的哥哥足利义持死后就任将军。事实上，足利义持在将军继承人选上并没有完全的决断权，他的提名还必须经过“三管四职”这些重臣的同意和支持。因此，他索性把提名的权力推给了重臣会议。在管领畠山满家的主持下，决定由出家的足利义教还俗担任新的将军。
义教的死，事实上和义持义教两代将军的“削藩”政策有着深刻的关系。在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代，南北朝的局面结束了，以 “三管四职”为代表的守护大名却已经尾大不掉。于是，从足利义持开始，幕府就着手采取行动，而足利义教的措施更激烈，他把手伸向了权势熏天的“三管四职”家。
室町幕府时代，地方守护大名一般固定由一家世袭。足利义教采取的措施，就是干预这些守护大名的承袭，或者用中央派遣的重臣取代原有大名，或者在守护大名家族内部另择人选来代替原来的继承人。足利义教企图综合使用这些方法来“削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应仁之乱（3）
“三管”之一的斯波家也不能幸免，斯波家在足利义持时代就开始凋落，义教拉拢“三管”之一的细川家，打击另两家。永享四年（1432）斯波义淳辞任管领后病重，根据将军的命令，义淳之弟义乡自寺院还俗出任家督。为限制管领职权，义教还拿出原有的“御前沙汰”制度，由将军从奉行众中挑选参与最高决策会议的人选并亲自主持会议，“御前沙汰众”就在此时成为幕府的最高决策机构。
接着，义教又把手伸向“四职家”，他先后介入了山名、京极两家的家督继承，选拔自己中意的人担任家督。足利义教把这一系列移形换影的手法使用得炉火纯青， “三管四职”等有力守护大名基本上被整了个遍。
同时，足利义教对其他的反对势力也是下手毫不留情，永享五年（1433），他为了惩罚寺社势力，一把火烧了比山延历寺的根本中堂。延历寺是日本佛教天台宗的圣地。日本佛教高僧最澄于唐贞元二十年（804）随遣唐使抵达浙江明州的县港，然后前往天台山学习佛法。最澄返国后，选择了与天台山风景相似的比山建立了延历寺，并于日本大同元年（806）上表《请新加法华宗表》，从而正式创立了日本天台密宗。延历寺历来不但是一个佛教寺院，还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日本国内的军事力量从来不敢对延历寺动手，一是因为不能动，因为它是一个佛教圣地，一动，就等于冒着被老百姓戳脊梁骨的危险；二是因为不敢动，因为它手里还有一队颇有实力的僧兵。而足利义教则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动上一动。凡是惹怒他的人，都由于他睚眦必报的性格而惶惶不可终日。时人对这位将军如此评价：“万人恐怖，切莫言哉！切莫言哉！”
整完了“三管四职”，足利义教就向大脑袋“关东公方”动手。在“上杉禅秀之乱”后，山内上杉家成为一枝独秀的力量，和关东公方公然分庭抗礼，关东的地方守护也因此分为两大派：支持关东公方的“奉公众”和支持山内上杉家的势力。幕府就从这两雄对峙的局面中渔利，拉拢山内上杉家对付关东公方。在将军足利义持死后，关东公方足利持氏认为自己才有权继承幕府将军，于是，幕府和关东公方矛盾激化。足利义教甚至亲自到骏河，借口游览富士山，跑到关东公方家门口耀武扬威搞军事威胁。同时，足利持氏正在收拾“上杉禅秀之乱”以后的烂摊子，甚至以*上杉余党的名义，侵犯幕府在关东的直属势力“京都扶持众”。足利持氏收拾烂摊子的结果有两个：一是关东公方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力资源，实力暴涨，引起了幕府和山内上杉家的不安。二是山内上杉家发现自己已经不可避免要和关东公方起冲突，导致双方走向公开决裂。永享十年（1438），关东公方足利持氏发布征讨山内上杉家的上杉宪实的命令，足利义教这个枭雄一见到这样的机会，又怎么可能放过？立刻决定支持上杉宪实，派兵参战。幕府成为上杉宪实反抗公方的靠山，关东的“京都扶持众”在接到幕府的*令后纷纷加入，关东公方战败，足利持氏在永安寺自杀，关东公方从此一蹶不振。“永享之乱”的最大受益方是幕府，关东地区此后继续战乱，却已经无法和中央对抗了。
应仁之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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