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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能传入日本，与西欧的变革息息相关。新航路的开辟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为欧洲人在日本传教提供了可能。随着教皇子午线和《托德西拉斯条约》的签订，西葡两国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成为在东方传教的主角。
耶稣会是当时欧洲天主教传教的急先锋，他们试图把天主教的福音传播给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欲望比当时欧洲任何一个宗教团体更为强烈。所以，耶稣会也当仁不让地担负起首先将天主教传入日本这个东方岛国的重任，而完成这一重任的，就是耶稣会创立者之一：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de X*ier，1506—1552）。
方济各·沙勿略为西班牙人。1540年，他以国王钦使和耶稣会东方传教团首脑的身份从葡萄牙出海前往东方，在马六甲遇见了流亡的日本浪人弥次郎，后者向他介绍了自己的祖国。于是在1549年，方济各从印度的果阿起程前往日本，同年8月抵达日本最南端的鹿儿岛，通过弥次郎见到了当地的大名岛津贵久，并成功获得了岛津的传教许可。事实上，岛津贵久对天主教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和“南蛮人”（日本称从东南亚转来的葡萄牙人等西方人为南蛮人）贸易的巨大利润上，所以他对“南蛮人”的传教士也加以礼遇。方济各得以在九州南部开展传教工作，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传教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在弥三郎的协助下，许多天主教术语被以日本本土的佛教术语加以生硬地解释。不久，本土的佛教徒就意识到这个外来的充满排斥性的宗教的威胁，于是岛津贵久开始转变态度，决定禁止天主教的继续传播。
在这样的打击下，方济各决定前往京都寻求天皇的支持，以获得在日本全国的传教权利，并借此扩大影响。这个道路充满艰辛，应仁之乱以后的日本处于兵荒马乱的时代，传教士奇怪的面貌和衣着也成为沿路人取笑的对象。但艰辛的付出并不意味着有丰硕的成果。天皇和将军的权威在应仁之乱以后已经损失殆尽，何况风尘仆仆的方济各根本连天皇的面都没能见到。方济各的上京之行一无所获。他在挫折面前翻然醒悟，改变了依靠天皇的想法，决定折回山口，求见在中国地区权势熏天的大名大内义隆，他以“南蛮物”闹钟、火枪、八音盒等新奇之物获得了大内义隆的好感。出于对“南蛮”贸易的渴求，大内义隆成为天主教在山口传播的保护者。有了官方的支持，加上传教士本人的魅力，天主教在山口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551年，方济各又接受了府内的大名大友宗麟和当地葡萄牙商会的邀请前往府内，开辟了府内传教点，大友宗麟本人因为“南蛮”贸易和火枪技术而对天主教情有独钟，后皈依天主教。九州北部成为日本天主教的主要传播中心。
同时代的世界与日本（2）
方济各于1552年病死于中国上川岛，没能实现进入中国传教的梦想。但他的活动使天主教成为当时日本有影响的宗教之一，日本战国的时代也因此被称为“切支丹”（Christian）世纪。
1563年，著名的传教士弗罗伊斯（Luis Frois，1532—1597）到达日本，他通过和田惟政与当时最有权势的大名织田信长会面，并成功取得了信长的信任。信长利用天主教来打击佛教敌对势力，利用天主教来获得和“南蛮”人贸易的利益和装备军队所需要的枪支。日本天主教因此得以大发展。在这短短一个世纪里，天主教传播的迅速实在令人咋舌，信徒疯狂发展到数十万人之多，上到手握兵权的大名，下到为衣食所迫的贩夫走卒中都有皈依者，北到北海道，南到鹿儿岛都有信徒。京都、安土、府内等地成为天主教发展的主要中心。
然而，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如同昙花一般，只灿烂了短短一个世纪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和日本的两代统治者：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对天主教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丰臣秀吉本人并不喜欢天主教的“一夫一妻”主张，对天主教说不上有什么好感，所以不会像对洋枪和贸易有着浓厚兴趣的织田信长那样支持天主教的传播。在获得日本政权后，丰臣秀吉于1587年发布了著名的《伴天连追放令》，宣布日本为神国，故天主教违反天下御法度，是为非法，所有传教士二十日内必须离开日本不得再来。但允许和“南蛮”人保持商业上的往来。事实上，在这一著名命令后，天主教禁教还不是很严厉，丰臣秀吉当然不想丢掉和“南蛮”人贸易的巨大利润，也不希望引起切支丹大名的叛乱，因此对西班牙圣方济各会的传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就在此时，庆长元年（1596），发生了“圣菲利浦”号事件，从而引发日本天主教史上著名的“庆长大殉教”。
1596年，一艘西班牙商船“圣菲利浦”号遇海难飘到土佐，增田长盛作为日本方的使节上船处理，扣押了所有船员。在审讯时，船长供出了西班牙人是如何利用天主教作为先锋，在取得当地的信任后建立殖民地的。这一供状让丰臣秀吉惊恐万状，他早就担心天主教徒会像国内的“一向宗”一样造反。现在他看到了天主教更大的威胁，毅然决定全面禁教。第二年，他把各地的天主教信徒和传教士26人逮捕，处死于长崎。
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后，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再次放松了对天主教传教的控制。圣方济各会等天主教修会的传教士再次进入日本进行传教。庆长十八年（1613），伊达政宗甚至还派遣家臣支仓常长出使罗马，觐见教皇。但就在支仓常长前往罗马的时候，日本国内却发生了大变化。新教国家荷兰的崛起使德川找到了不利用传教的贸易对象。而导致德川幕府禁教的导火线则是“冈本大八事件”。庆长十四年（1609），信仰天主教的大名有马晴信手下人与葡萄牙商船船夫发生械斗，造成流血事件。为报复，有马晴信申请将该船击沉并向幕府邀功。他重金贿赂家康的近臣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希望能通过他获得家康的赏赐，恢复有马家的旧领地。冈本大八却是个贪官，收了钱就中饱私囊不给办事。有马晴信就找到他上司本多正纯，双方一对质，本多正纯对此事愕然不知，事情败露。冈本大八伪造家康的朱印文件诈取钱财，被处以火刑；有马晴信被流放后责令自裁。元和六年（1620）又发生了“平山常陈事件”，平山常陈是一艘“朱印船”的船长，是拿着德川幕府颁发的许可证“朱印状”从事海外贸易的，在外海被英国船只俘获并与英荷船只一同被拖进了日本平户港。平山常陈遂向日本官方控诉英国人的“海盗行为”。不幸的是，在他的船只中搜查发现了两名西班牙传教士，这就使事件的性质变化了。因为传教士已经被幕府禁止进入日本，而英荷作为新兴殖民国家，与西葡两个传统殖民国家在亚洲有着利益冲突，他们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英荷与西葡互相攻讦，令幕府大动肝火。两年后，将平山常陈与其船员一并处斩，并开始大肆搜捕天主教徒和传教士。元和八年（1622）八月五日，幕府在长崎将55名教徒分别判处火刑和斩首，史称“元和大殉教”。嗣后，幕府厉行禁教并宣布锁国。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同时代的世界与日本（3）
但天主教在战国时期的传播速度使它在日本民间有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从家康开始的德川三代将军的野蛮禁教引起了民间的不满。宽永十四年（1637），在天主教的传播中心九州北部爆发了天主教徒的大规模起义，史称“岛原之乱”。岛原当地的农民以天主教信仰为旗帜，共推天草四郎为首领，德川幕府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终于在荷兰人的协助下把起义*下去。这次起义，也让幕府看到了天主教信徒力量的恐怖，于是更坚定了幕府严格执行锁国政策的决心。天主教信仰从16世纪中叶开始萌芽，到此逐渐衰亡，犹如昙花一现，在创造了一个辉煌的“切支丹世纪”以后退出了日本的历史舞台，天主教信仰也从此转入地下，直到明治维新前夜。
二、铁炮传来
天主教的传播在16—17世纪的日本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天主教，日本战国史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景象。相比天主教在同一时期在日本的近邻中国那有限的影响力，天主教在日本可以说是如鱼得水，这和日本的文化特性和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同一时期的日本和中国有明显的不同，一方处于“应仁之乱”以后天下大乱、“礼崩乐坏”，一方却是大明王朝举国一统、盛世安康。这一乱一治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天主教这个外来的西方宗教在这两个和西方文化格格不入的东方国家的成功程度。当时的日本处于乱世，人们正处于迷惘和混乱的状态，日本传统的佛教派系林立，在内耗中不断流失信徒。日本的普通民众也正过着兵荒马乱，流离失所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突然出现在日本人的视野中，它的信仰体系简单易懂，提倡博爱世人和众生平等，这就使天主教很快为日本的普通民众所接受。天主教传播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贪他人之财，不可恋他人之妻”的信条感动了一大批下层群众，使他们找到了心目中理想的“乌托邦”。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大明王朝，儒学的影响在这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国中已经根深蒂固，科举又给了儒家文人一条和平的通向社会最高层的道路，很难使他们放弃有前途的儒学而去接受西方新来的天主教思想。何况中国民间还有代代相传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信仰，可以说，中国老百姓的脑袋要比日本人的复杂得多，所以，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要取得突破也要困难得多。尤其是在那个国泰民安、人心安定的时代，似乎还没有引发一场思想界大变革的前兆，无论是上层的文人学者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