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队能得到这样的结果还是改造得比较好的原故。八军失败，龙州政权亦失败。
（九）八军开始成立时的武装约枪一千枝（内坏枪约有三百枝），组织两个纵队，每纵队两营六连，另有一挺机关枪，一门迫击炮，还有一个手枪连。
（十）以上就是八军的成败兴亡史。
二 七军的经过
（一）由百色转变到隆安之役。
一九二九年十月革命节日，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及东兰农民武装为基础转变成了第七军，转变后兴奋了右江的群众，百色、平马的群众大会到的群众非常之多而热烈，红军本身的情绪非常之好，战斗力亦甚强，在隆安作战中充分表现出来。
惟当时前委没有将中心工作摆在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上面，而决定了打南宁的行动。当时前委的估量是打南宁极有把握，桂系主力在前线没有开兵回来的可能，轻视了攻坚和敌人的力量，结果到隆安即与敌人接触，经过三天最激烈的作战，敌人的损伤虽比我们为大，我们的损伤亦不小，好几个很得力的干部亦于此役牺牲，加上作战的指挥太差，双方都成为各自为战的局面，结果是我们失败了，耗费了子弹不下五十万发。
附：邓小平起草的《七军工作报告》（3）
我们对于此次行动指出了不但轻视了敌人，主要的还是忽视了发动右江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右江苏维埃政权的错误。当时右江群众情绪虽已开展起来，但过去并没有经过斗争，始终是暴发户，纯粹由红军弄起来的。如果不注意用正确路线来发动群众，群众的情绪是不能保持下去且易走到失败情绪上去的。打下南宁固好，打不下，一失败下来则必给群众一个很大的打击。同时，当时作战完全没有运用群众的战术，单凭红军的力量，深入白*域去打硬战，处处受敌人（豪绅民团）的扰乱。如果当时作战不在隆安而在赤区的果化，很有消灭敌人三团的可能。我们更指出这次幸好在隆安失败，如果有一个小的胜利，直追南宁，有全部或大部被敌人消灭的可能。
（二）由隆安失败到向外游击时期。
隆安失败后，完全放弃了右江沿岸。平马为敌占领，我军曾一度进攻平马，但无最后决心，故未成功，乃向东兰退去。此次攻平马没有决心是一错误，因为如果攻下了平马，可以保持群众的情绪。事实上是可以攻下的，攻下后可以得敌人不少的辎重。后敌人追至亭泗与我接触，战甚烈，双方损失均不小，结果双方均同时撤退。这次军事上如果有最后决心，可以全部消灭敌军两团，因在作战中我较占优势也。亭泗作战时我军士气仍好，失败后则大不如前了。
亭泗战后，前委即讨论行动问题，决定向外游击一时期，乃留第三纵队在东兰右江工作，一、二纵队向河池方向游击。本来是一步步发展的计划，后来变更了，一直经怀远到思恩，在思恩因不小心被敌人袭击，受了一个小的挫折，后又向贵州之古州（贵州三大城市之一），结果攻下古州，子弹得到相当补充，经济也得到相当解决，士兵情绪也比较提高。本来他们当时欲直出湘南，但因未与第三纵队联络好，故又折回河池。
我们攻下古州，消灭了敌军大部（四五百人），对敌军俘虏的官兵均非常之优待，对贵州军队有不少的影响，甚至不少中下级官长，对进攻红军问题表示动摇。这是我们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来证明的。后来王家烈之始终不愿与我们接触，这也是原因之一。
（三）河池会议与回右江的决定。
一、二纵队回到河池时，我已到东兰近一月，得消息后即赶到河池与他们会面，召集了一个党员大会，报告中央指示，同时讨论到行动问题，认为：１．当时湘南驻有重兵，不易通过。２．右江群众自红军去后，失败情绪非常之深，对红军表示不满。在发展、巩固右江
工作上，需要红军回右江一时期。３．回右江可以发展第七军。４．回到百色可以解决服装、经济的问题。因此决定回右江一个短的时期，在这时期的主要工作是深入右江土地革命及发展改造红军，但总的方向还是迅速向外发展（此时是阴历五月初）。
（四）回右江后的工作。
回右江后即恢复了沿岸的城市和政权，在百色解决了敌军五六百武装。在百色仅十日，适滇军一师经百色到南宁攻桂，我军在力量上不能与敌人正面作战，故决定暂时退到平马，准备在平马运用群众战术扰乱他，打击他的一部分。结果在果化作战有五日之久，敌人损失
甚大，团长死一伤一，营长死二伤一，士兵死伤五六百。我军亦死伤官兵六十余人。但因军事技术上的缺点，没有能实现打击敌人之一部的计划，仅得到两万发子弹而已。算起来我们还是吃了亏，虽然滇军对我们再不敢轻视，攻南宁失败后再不敢与赤*域为难。 txt小说上传分享
附：邓小平起草的《七军工作报告》（4）
与滇军作战后即回师攻百色，因等大炮问题及被一个连长领导一营叛变（当土匪）问题牵延了一个时期，后百色加了兵（滇军），难攻下，故又改变，不攻百色，而在平马、田州、思林、果化一带加紧工作，相当创造右江的基础，改造七军发展七军，并在经济上准备向中心区域发展的出发伙食费。
统计在右江约有三月半之久，没有一天停止武装行动，与豪匪武装的作战简直成了家常便饭。
至于在右江的群众工作，以后专门讲。
（五）向中心区域发展问题之讨论。
回右江时即已决定在右江仅是短的时间，与滇军作战后又提到此问题，因为：1。经济未解决。2秋收快到，如果红军离开，则农民的收获必全被豪绅抢去，必使农民发生反感，并且农民分得了地主反革命的土地，必定得到了秋收才能深刻地感到土地革命之意义。故当时决定“相当保护秋收”的原则，计时九月底可出发。结果实现了这个决定，定在十月一日出发。出发之前一日，南方区代表邓拔奇同志赶到，故改在四日出发。
十月二日在平马开了一个前委会议，拔奇同志出席，报告六月十一日政治局的决议。我们接受了这个路线，决定：１．改变军队编制为三个师，留二十一师在右江作为发展一军的基础，由韦拔群同志任师长，十九、二十两师（每师两团）出发。２．因恐东兰士兵逃，同时与在桂黔边之第八军的一部联络，故大部由凌云转向河池。我及拔奇同志同到东兰布置右江工作及率原第三纵队出河池。３在河池集中全军举行全国苏维埃代表（拔奇）的阅兵礼以鼓士气，并开全体党员代表大会。
（六）河池的全军党员代表大会（十月革命节日开的）。
河池会议完全是在接受立三路线下开的，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三大口号。在此三大口号之下，消灭两省军阀，阻止南方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进攻，完成南方革命。执行此任务的红军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迅速打到柳州、桂林，向北江发展。不过我们认为，执行此路线
不是先下柳州，而是要先取得桂林，因为下桂林后才能与外面政治影响联系起来。同时估量到打柳州的困难，也必须以桂林为中心向柳州推进才有可能。不过在庆远、融县应创造相当基础，对柳州取一个包围的形势。
这次会议改选了前委，批评了过去的错误，并特别提到了敌军士兵运动的问题，组织了一个兵委，豪人同志为书记。
（七）由河池出发到攻长安。
由河池出发时经过一个鼓动，士气颇好，到怀远与敌一个小时的接触即占领了怀远，敌人退到对河与我隔河相持。当时发生一个是否攻庆远的问题，有两个意见：一方面赞成，以为在执行新的路线，应攻庆远，且很可能。反对的意见认为庆远是敌人重镇，敌必出死力守之，没有攻下的把握，如攻不下，攻回甚难，并且我们到桂林有一条大江相阻，如不迅速渡过，敌一注意很难通过。后一意见不但不赞成攻庆远，且不赞成攻融县。我及李明瑞同志是后一意见，结果通过了不攻庆远，攻否融县到天河再看情形决定。
到天河时讨论，始终以渡河问题决定不攻融县，而经三防转移敌人视线，还占长安渡河。次日忽得报告说融县有一小河可徒涉到长安，故又临时决定到融县。行不四十里，即在四把与敌接触，后面敌人追来，前后作战，前胜后败，结果在天河附近与敌相持三日之久。最后乃决定脱离敌人，仍由三防到长安，沿途均有民团相扰，到三防因天雨休息数日即到长安，其时长安已有重兵驻防了。敌人有两师，名义上六团。我们攻长安有五日之久，打得敌人胆寒，只有死守城内。白崇禧亲到指挥，斩断浮桥背水死守。后得报告敌人又加一师兵力，故决定撤退。退得非常之好，致敌不敢追出一步。长安作战的确建立了七军的威风，敌人称我军是全部的北伐老兵，但从实质上我们还是吃了亏。
附：邓小平起草的《七军工作报告》（5）
（八）进攻武冈。
长安撤退后，至福禄渡江，向古宜前进，原拟经古宜到桂林，后因古宜已有敌军教导师守对河（又一小河）无法过，乃改经绥宁、武冈到桂林。到武冈时原本决定不攻，后因得报告说只有点民团守，故决定攻城，攻下后可以解决七军的服装、经济问题（都是当时的急迫问题）。攻了四日夜，仍决心攻下，当时估量敌援兵不会来得这样快，故一切布置忽视了这一点。到第四日已发觉不当，决定重新布置，但马上接到报告说再三四小时即可攻下，因城上敌人已无子弹，我已架好楼梯也，故未改布置。孰知城尚未攻下，敌援兵已至，以致失败。此次损伤不小，士气大挫，乃向新宁退去，又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