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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邓小平起草的《七军工作报告》（10）
赣南指导机关的同志能力甚弱，需要派一人去作
中心，才能将赣南工作创造起来。
四 个人的回忆
我们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中有很多的错误，据我现在的回忆感觉到主要的有：
（一）过去七军的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的错误路线，结果常常是处在被动地位。在右江时攻滇军之役，攻武冈之役，攻连州之役，均是这样的错误。没有以发动群众为中心（不一定占领城市）而是以军事为中心。因为有了这样的中心错误，就不能不一路处在被动地位，到处站不住脚，一直跑到赣南。至于沿途是不是注意发动群众呢？是注意了，但因有这一中心错误，实际上是忽略了群众的工作。
（二）是不是应该离开右江呢？离开右江是否反对了巩固苏区的路线呢？我以为不是的，应该离开右江，因七军留在右江的作用太小，且留右江给养等等都发生困难，并且我认为七军的错误还是在出来太迟了。同时七军到江西也是对的，因为在武冈失败后，在环境及本身的估量上，须要到江西与苏区发生一时期的联系，以休养补充，当时七军太残破、太疲劳了，不过由右江到江西，应该一路执行正确的发动群众的路线，而不是一直跑到江西。对于在北江发动群众，创造一个巩固苏维埃区域，我认为这一决定是不正确的，梅花一带对湘粤影响固大，正因为如此，敌人之注意力亦大，敌必不惜一切来进攻，在七军本身力量及群
众未起来之际是无法占住的。当时七军的需要实在应迅速到江西，果如此也不会有梅花之损失了，因梅花之役在该地工作的决定之下不能不打的，固然侦察不好也是一个失败的原因。
（三）集中攻坚的错误，七军是深刻地感觉到了。几次的攻坚都是我们失败，向柳州、桂林、广州进攻更成了“左”的空谈，过去的事实是证明了。
（四）过去七军历史上向来有轻视敌人的观念，因之屡次上当不小。隆安、长安、武冈、梅花作战都是犯了这个错误。
（五）七军本是和平转变来的，转变后的改造工作非常不够，致有三次叛变事实之发生，都是旧的基础（包括兵油子）没有肃清的结果。党及政治工作仍有很多缺点，党的领导仍是薄弱，不能在紧急关头打破官兵的失败情绪。这固然干部太缺乏是一原因，但工作方式不够更是主要原因，当然还有七军路线之错误所形成的困难之反映。
（六）右江的错误是富农的路线，以致土地革命没有深入。固然当时是加紧了反富农的工作，但工作方式错误，没有动员全军的党去进行这一斗争，结果工作推动不来，仍然成就了富农的路线。
（七）八军的失败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同时我认为当时八军应该早坚决地向右江推进。固然龙州对外影响很大，但是一个保守不住的地方。
（八）侦探工作太差，好几次都吃了这个亏。
（九）敌军士兵运动做得太少，特别是对桂系军中的兵运，是一很大的错误。
（十）七军是坚决地执行了立三路线，碰了不少钉子，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假使六月十一日政治局决议达不到七军，是否我们可以避免立三路线的错误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七军的基础是，一部分是转变过来的旧军队，一部分是斗争未深入的农民，这便是便利于立三路线发展之基础，过去攻南宁正是犯了这一错误（立三路线并未到七军），并且我们未得到六月十一日的决议即已决定向中心区域发展。我相信即使立三路线没有传达到七军来，七军一路仍是会犯不以群众为中心而以军事为中心的错误，这仍然是走到了立三的路线，这也是我感觉到的。
（十一）以上是我个人感觉到的主要错误。①
①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９日*在上海给*中央写的报告。
2。
在江西根据地，王明路线夺了毛主席对红军、对苏区的领导权，反对什么邓毛谢古路线。我算一个头头，叫“毛派头头”。
我们在瑞金工作的时候，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地的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后来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①
在江西根据地，王明路线夺了毛主席对红军、对苏区的领导权，还反对什么邓毛谢古路线。我算一个头头，叫“毛派头头”。 这件事一般人不大知道。我能在被打倒后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没有什么秘诀，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也是乐观主义者。①
①毛毛：《我的父亲*》上卷，第２９５页。
①１９７７年９月１４日*会见河野洋平为团长的日本新自由俱乐部访华团时的谈话。
3
。 长征路上“跟到走”。
问：“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答：“跟到走！”①
①毛毛《我的父亲*》上卷，第３５３页。
附：邓小平同毛毛等谈长征时的经历
父亲告诉过我们，他那时编《红星》报，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只有两个人，所以从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都要他自己亲力亲为，那些手写的标题，是他写下后，由别的同志在木头上刻下字模，再印到报纸上去的。父亲说，《红星》报许许多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乃至许许多多重要文章、社论，都出自他的笔下。我曾经把中央档案馆汇集的《红星》报册拿给他看，请他辨认哪些文章是他写的，他一挥手，说：“多着呢！谁还分得清楚！”
。。。。。。
遵义会议后，父亲随部队四渡赤水，再渡乌江。
有一次，父亲对我说，那种和敌军兜圈子、打奇袭的运动战方式，好比“猫捉老鼠、老鼠捉猫”！
父亲的意思是说，强大的敌军欲“捉”红军，不想却被红军引得昏头转向地团团打转，结果反倒被红军一再重创。大猫想捉小老鼠，反倒被小老鼠着实地捉弄了一番！
在懋功，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父亲遇到了与他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傅钟。他们两个人一起在法国，又一起在苏联学习，交情可不算浅。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来，兵强马壮，实力雄厚。傅钟那时候在四方面军任政治部主任，颇有点权，他看见他的老战友的马死了，便立即慷慨解囊。
父亲说：“过雪山后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样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
父亲说，直罗镇战役打响了以后，他和罗荣桓等人在一个山头上“观战”，突遭敌人一股部队来袭。敌人火力密集，十分危急。他身上穿的那件傅钟送给他的狐皮大衣，给子弹打了好几个洞，万幸的是人没有负伤。正在危急之时，原红七军的一个连冲了上来，解了围。
父亲常说，他做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打了几十年的仗没有负过伤，很不容易。①
①毛毛《我的父亲*》上卷，第３２６、３５４、３５７—３５８、３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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