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的。”杨度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又问，“你这次去美洲办什么事呢？”
“这次美洲之行是南海先生交给我的任务。他这一年来一直在南洋各国忙碌着，无暇远去美加一带，要我代他去一趟。他交给我的任务，一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建立保皇会，二是扩大译书局股份，集股开办商务公司，用以作为实业基础，第三是筹款。”
“成效大吗？”杨钧插话。
“这是对你们说句实话，在美加一带的华人社区宣传保皇，再也不像前两年那样激动人心了。”
“为什么呢？是孙中山他们那些革命党把地盘抢去了吗？”代懿饶有兴趣地问。
“倒也不是革命党抢地盘。”梁启超手托茶碗，不紧不慢地说话。他身着浅咖啡色团花长袍，上罩一件黑缎夹层马褂，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剪去了辫子，留着西式偏分头。他今年三十一岁，面孔显得清瘦，宽大的额头十分突出，似乎天赋的超人智慧尽藏在这突出的前额里。说起话来轻言细语，与政变前那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气势大有不同。粗粗地看起来，他不大像是一个流落异邦的政治活动家，倒更像一个沉静的学者。“还是朝廷自己不争气，弃北京而逃，已是把祖宗颜面丢尽；回銮两年了，口里喊变法，其实毫无诚意。这次经济特科‘梁头康足’的笑话，很快便传到美洲，华侨们都哑然失笑，不少原来一心保皇的中坚分子失去了对朝廷的信任，都说这样的政府保它做什么！你们想想看，如此气氛下，保皇分会能建得顺利吗？许多人有钱也不愿捐。”
《杨度》第六章 亡命扶桑（13）
“卓如，听人说，你也有革命的倾向，是真的吗？”杨度问。来到日本后，无论是保皇派的还是革命派的刊物报纸，他都看。他觉得都有其道理，又都有其偏颇，他不能完全接受哪一家。梁启超是保皇派的第二号领袖，这几年来办《 清议报 》，办《 新民丛报 》，发表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文章，使得他的声望大有超过第一号领袖的势头。日本留学生界普遍认为，梁启超与康有为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他不仅与孙中山等人有往来，甚至也赞成他们革命排满的主张，说不定保皇派内部有分裂的可能。杨度很看重梁启超的思想，他觉得自己的思想体系与梁有许多接近之处。
“不错，我是觉得革命也未尝不可取。《 系辞 》上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日中国之各党各派，未必不是从各条不同道路上，向着救国强国的目标而努力。有时，我真的觉得只有排满才能彻底救国，因为现在是民族主义最发达的时代，无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要唤起民族精神，就不能不攻满洲。好比当年日本讨幕为那时最适宜的主义，中国现在可能应以讨满为最适宜的主义。满洲不排斥，则中国无民族主义可言，无民族主义，则不必再谈什么民主民权。今年四月，我在芝加哥专门给南海先生写了一封信，把这些看法直截了当地告诉了他。”
“康先生能同意吗？”代懿问。
“他当然不会赞同。”梁启超淡淡地笑了一下，顺手将一缕垂下的长发梳好，说，“南海先生接到我的信后大不以为然，他为此写了两封公开信，登在《 南洋总汇报 》上，一封题为《 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 》，一封是《 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 》。南海先生之所以要采用公开信的缘故，是因为不仅仅我梁启超有革命排满的想法，其他弟子，包括他最忠实的弟子徐勤、欧榘甲也持这种观点，他们比我走得更远，‘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南海先生认为非再次公开阐述他的观点不可了。”
“卓如，有一个问题，我想要你实话告诉我。”杨度认认真真地对梁启超说。
“什么问题值得你如此认真？”梁启超望着杨度说，“你只要提出，我都会实话答复你的。”
“卓如，你是康先生的大弟子，最了解他，康先生不愿反满，死心保皇，除开他受过皇上的非常之恩外，还有什么别的缘故吗？”杨度挺身敛容地问道，那神情，全然是一副探讨中国何去何从的严肃态度。代懿、杨钧也在热切地等待着梁启超的回答。
“南海先生不赞成革命，力主君宪，除开皇恩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怕革命排满后引起中国的混乱而导致分裂。”梁启超不愧为康有为的大弟子，他不用思索，就以非常明白的语言回答杨度的提问，“南海先生说，今日如果推翻了皇上，则必然各省都要自立，一旦自立，则必然相争，一旦相争，十八省则为十八国。这一点，南海先生说就连外国人都看得很清楚。到那时，中国则将受制于各大国。他还说过，他自长大以来所见弱小之邦被人吞灭不可胜数。比如琉球被日本所灭，安南、突尼斯、马达加斯加被法国所灭，缅甸、波斯被英国所灭，巴称尔、土尔尼特被俄国所灭，古巴、檀香山、小吕宋被美国所灭。这些都是最近二十年所发生的事。他认为凡物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如果中国分裂，则由大国变为小国，本来就不强，那就更弱了，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外国列强所吞灭，我堂堂中华民族则不复存在。这一点是南海先生所反复论述的。”
梁启超转述康有为思想的这番话，使杨度陷入了沉思。
杨钧点头说：“康有为先生的这个顾虑也不是没有根据的，自古以来弱肉强食，鲵遭鲸吞，乃理势之然。依我看，中国既要排满，又不能分裂。”
代懿也说：“重子平时不谈政治，一谈起来，便有独到见解。我完全赞同他这句话，中国要走的只有这条路：既抛开满洲人的统治，又不造成内乱。”
《杨度》第六章 亡命扶桑（14）
杨度眼一亮，觉得他们两人的话对自己有一点很重大的启示，但他一时还不能在这点启示下形成一种思想。正在这时，梁夫人笑吟吟地进来，对大家说：“你们这些男子汉大丈夫们，一谈起国家大事来就兴头十足没完没了，好像一个个都是决定国策的御前大臣似的。不管中国今后将走哪条路，你们现在都得跟着我走一条路：进餐厅吃饭去！”
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吃完饭后，梁启超说：“今天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明天还有一个人来，等他来了后我们一起去游总持寺。”
代懿问：“这人是谁呀？”
梁启超卖着关子：“我今天不说，你们去猜吧，猜中了，明天我有赏！”
夜晚，三人睡在榻榻米上，将与梁启超有往来的人，一个个地排列出来，但到底猜不出明天来横滨的是哪一个。
四 智凡带来了八指头陀的信：朵朵莲花托观音
薄薄的晨雾中，从东京开往横滨的首班列车在奔驰着。第三节车厢靠窗边的硬座席上，坐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穿着一身硬挺的黑呢制服，一行密密的黄铜大扣，从最下一颗一直扣到最上一颗，连两排风纪扣也扣得紧紧的，寸把高硬衣领托起一张清秀的面孔，头上的黑呢鸭舌帽戴得端端正正。他直挺挺地坐着，两只手掌平放在大腿上。火车在高速前进，时有晃动，他却纹丝不动，背与靠垫始终保持着三四寸宽的距离。此人尽管眉眼稚嫩，身板单薄，但看得出，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有着标准军人气质的青年。他，就是已改名为蔡锷的当年时务学堂的学生蔡艮寅。
从上车以来，蔡锷一直面无表情地闭着嘴巴，不讲话，就连与身旁的同座者都没有打一声招呼。他微微侧着头，盯着窗外飞逝的树木农田，一眼不眨，模样很是平静，甚至冷淡，其实，他的脑海里正在波浪起伏，滔滔滚滚。
五年前，正当十六岁的小蔡艮寅在时务学堂刻苦攻读新政时，政变发生了，一夜之间中国全变了样。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徐仁铸均被革职充军，时务学堂被强行封闭，提调熊希龄押交原籍凤凰县看管，中文教习唐才常逃到日本，秘密组织自立会，筹建勤王自立军。学生们风流云散。蔡锷不愿回家乡，集合五六个好朋友来到上海入南洋公学。到上海后得知恩师梁启超在日本，他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去，辗转几个月以后，梁启超居然收到了。梁知蔡是个有志少年，尽管他自己经济十分拮据，还是想方设法凑集了一百多块银元汇给蔡，于是蔡和他的几个同学得以来到日本。
那时梁启超住在东京，大家都身无分文，租不起房子，便都挤在梁的小房子里。晚上就在地板上睡觉，早上起来把被子卷起堆在角落里，生活十分清苦。但蔡艮寅和他的伙伴们心情却很舒畅。因为他们在这里可以和梁师一起，无拘无束地高谈国事，骂朝廷，骂西太后，又亲眼看到了日本国的富强，可以在它的国土上学习它的成功经验。年轻的爱国者们，心里正燃烧着烈火般的热情，充实的精神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欢悦，十倍百倍地超过了因物资困乏而产生的烦恼。后来，梁启超从华侨中为他们募得一点钱，将他们安置进了学校。蔡进了梁任校长的大同高等学校。他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常常饿着肚子勤奋钻研各门学问。蔡艮寅这种刻苦耐劳的性格，得力于贫寒家庭的磨炼。
蔡艮寅的祖父是一个老实巴交的种田人，娶妻张氏，生有两个儿子，一家四口艰难度日。有一年宝庆府遇到大饥荒，夫妻二人在挖野菜回家的路上，见一棵枯树上吊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小姑娘衣衫破碎，骨瘦如柴，他们知道这一定是受不了饥饿而上吊的。穷人心善，很是怜悯，夫妻二人便把那个小姑娘从树上放下来，打算找块破席包好埋掉。正在卷席子的时候，张氏忽然发觉小女孩胸口有一丝热气。“还没死！”张氏惊喜地对丈夫说。“赶快把她抱回家去！”丈夫说着，便把小姑娘放到背上，一步一步驮回家。张氏给小姑娘灌了口温开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