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弯处》在线阅读-第21部分-3D电子书

　　

太平余波，纷纷扰扰（2）
后来有人跟席宝田说：“大人先别急着去请功，搞不好功劳没搞到，反招来麻烦！曾国藩大帅先前已经上奏朝廷，说洪氏无遗类，大人如今说自己捉得洪天贵福，曾大人岂不是很没面子？还不如偷偷把这个小孩放了。”
　　席宝田听后默然不语，但也不敢私自放了，最后把洪天贵福送到江西巡抚沈葆桢军中，沈葆桢便在南昌将洪天贵福处死了。虽然洪天贵福比洪仁环恚群槿诗还要早五天处死。
　　李世贤和洪天贵福走散后，和手下六十骑冲出重围，最后投奔到汪海洋军中，并乞求汪海洋发兵去迎接幼天王。汪海洋派兵去找了，大概就是洪天贵福下山时看到的小股太平军，可惜机缘不巧，最后洪天贵福还是没能赶上。后来李世贤又劝汪海洋进军湖南北上，两人意见不合，李世贤想拉出人马，另立山头，结果在1865年8月被汪海洋派心腹给刺死。也有说李世贤在汪海洋战败后隐匿民间，剃去长发，隐居终身。
　　康王汪海洋最初是石达开的部下，石达开出走路过安庆时，汪海洋便率军一直跟随左右。后来石达开进入广西、云贵，山路险阻，看不到希望，大家多有抱怨。石达开见军心已乱，便在营前立下红白二旗，说：“大家跟随我这几年，万里跋涉，路途辛苦，但只要我们到了四川，大家就有好日子过了。如果大家愿意跟我进军四川的，站到红旗下；想回江南的，就立到白旗下。”
　　出乎石达开意料的是，大部分人居然都哄然跑到了白旗下。于是汪海洋拔了白旗，大声道：“想回江南的跟我走！”
　　最后，有十多万人跟着汪海洋回到江西，成为李秀成的部下。天京陷落后，汪海洋手下的太平军还有近十万人。但是好景不长，后来这部分太平军在广东梅州一带被左宗棠的军队击溃，1866年1月，汪海洋在广东伤重而死，余部则由偕王谭体元率领，但在1866年2月，这部分残军也被左宗棠和鲍超最终剿灭，偕王谭体元投崖自尽。
　　由此，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余部全部败灭。
　　长江以北的太平军余部坚持时间稍微长点。当时的扶王陈得才和遵王赖文光，本都是陈玉成的旧部，加上友军张宗禹（原捻军领袖张乐行的侄子）的军队，当时也号称有百万之众（水分太大，估计也就十万）。1864年，遵王赖文光率军回救天京，前锋已经抵达英霍。湘军在英霍将太平军挡住，派人在阵前大呼：“天京已经被攻破了，你们的天王也早死了，你们抵抗也没有用处，还不投降？”
　　众人听后愕然不已，士气一下子就低落了许多。后来这些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清兵所说的不假，当下军心大乱，有一半多人都向清军投降了。前锋主将陈得才听说幼天王到了浙江，便收集剩下的五六万太平军，但在安徽麻城被清军打败，结果引发兵变，陈得才死于军中，剩下的太平军大都散去。
　　张宗禹当时的兵力，号称有四五十万，正计划进攻开封。而开封当时有僧格林沁的十万精兵，两军交锋时，张宗禹有个十九岁的弟弟名叫小黑，骁勇无比，尽管僧王军队炮如雨下，小黑悍然不顾，率领捻军骑兵猛冲，僧王部队被冲得溃不成军，大败而逃。
　　在来去如风的捻军骑兵面前，不可一世的僧王被打得摸不着北，其本人也被冲得连自己队伍都找不到了，最后躲进了山东曹州高楼寨的麦地里。在1865年5月18日的凌晨，僧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居然被一个十几岁的捻军小鬼张皮鲠一刀砍死！
　　僧王死后，左宗棠奉命进剿捻军，左宗棠仍旧使用湘军的老办法，结硬寨，打呆仗，以困住捻军。捻军后来经过朱仙镇的时候，张宗禹等人进岳庙拜谒岳飞像，并发誓要扫除鞑虏。第二天，捻军果然大胜，于是这些人很高兴地庆祝，认为有神保佑。但后来再战遭到败绩，这些人又迁怒于神像，动手把神像的头也给削了，以泄其愤。
　　后来见形势不妙，张宗禹等人就聚在一起谋划说：“现在敌军人多势大，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也已经绝迹，我们不如北渡黄河，直捣燕京。要是成功了就夺取满清的国都，不成功，死了也无憾！”
　　

太平余波，纷纷扰扰（3）
这种冒险的做法，李自成尝试过，开始成功了，但后来还是被八旗军打败了；李开芳、林凤翔北伐军也曾尝试过，但最终败于僧格林沁和胜保之手。
　　当时捻军的形势相当危急。清军已经潮水般的杀来，当时湘军和其他军队都已经追击到这里（因为其他地方基本平定），计有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英翰、郭松林等主力部队相继赶来。正当捻军准备过河的时候，却又发现黄河渡口没有船只。正慌张之时，突然黄河结冰，捻军赶紧履冰而过。
　　但黄河结冰，捻军过得，清军也过得，而且很快就追上捻军，结果小黑战死军中，捻军队伍也被打得七零八落，大部分人都向清军投降了。张宗禹带领残部继续向北进军，1868年2月，淮军刘铭传、郭松林率军在山东茌平把张宗禹的西捻军团团围住，张宗禹投徒骇河自杀，也有说张宗禹没死，最后不知所终。
　　北伐军的李开芳，最后也是死在了山东荏平县，地点是冯官屯。
　　再说遵王赖文光。因为和张宗禹意见不合，1866年秋赖文光等率领东捻军继续留在中原淮北一带。1868年1月赖文光率军南撤到扬州，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部的追兵赶来，最后在扬州瓦窑铺被道员吴毓兰部淮军围困，赖文光本人被俘后遭杀害，东捻军残部最终全军覆没。
　　就此，太平余波，南北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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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邻不善，沙俄的鲸吞蚕食（1）
沙俄原被叫做“罗刹国”（Russia的译名），本不与中国接壤。直到公元820年，在基辅一带才建立了一个名叫“罗斯”（Ross）的公国，13世纪蒙古人西征的时候，罗斯公国分崩离析，归附于当时的金帐汗国。为了获得蒙古人授予的“俄罗斯大公”封号，罗斯公国的各王公不惜奴颜婢膝，相互倾轧，最后莫斯科公国脱颖而出，并日渐强大，最终摆脱了蒙古人的羁绊。1547年，伊凡四世正式加冕沙皇，由此，沙皇俄国走上了四处扩张的道路。
　　对于沙俄侵占中国的大量领土，清朝统治者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当然，这并不仅仅是指那些和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事实上，那些条约的签订，一来是因为大清孱弱无力受人逼迫，二来是因为统治者对疆域领土概念的盲目无知无所作为。但最关键的是，清廷将东北三省和新疆当成是满族人的最后依附之地，在非常之时留给自己的一条退路，而禁止汉族和其他民族向这些地区移民，导致这些地区人口极度缺乏，这才给了沙俄可乘之机。
　　晚清时期被沙俄割去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都是人口稀少的地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朝统治者禁止人口向这些地区迁移的错误政策导致。约瑟夫·弗莱彻教授在《剑桥中国晚清史》里不无遗憾地说：“清帝国丧失了最东北的广袤而宝贵的土地，因为清政府没有看到这些土地的价值，并且依然坚持把汉人限制在中国本土这一过时的政策。”
　　一直到19世纪后期，清政府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放开汉人迁移的限制，这才有了“闯关东”、“走西口”的移民浪潮，而这也是中国东北和西北部的人口充实化、实体化过程。
　　早在17世纪的时候，沙俄势力已经扩展到西伯利亚地区并逐渐接近了中国领土。1650年到1680年间，俄国的哥萨克雇佣兵多次侵到雅克萨和松花江口一带。当时康熙帝见来者不善，便于1685年到1686年下令清军水陆并进，在雅克萨重创俄军，双方便在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尼布楚条约》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外兴安岭以南为中国领土；在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未及划分的土地，待两国查明后，再作决定。《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额尔古纳河以东、外兴安岭直到鄂霍次克海以南的黑龙江流域，及乌苏里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领土，都属于中国的疆域。条约还特别规定，俄国在雅克萨所建的城堡全部拆除，所有俄国人全部迁回。
　　雍正帝时期，中俄之间又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划定了中俄在蒙古一带的边界。但不知何故，这两个条约把贝加尔湖一带和唐努乌梁海以北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这些原属于当时大清帝国的领土（本是蒙古人游牧的地区），划入了俄国的版图。
　　贝加尔湖自古以来就在中国范围之内，当年的汉使苏武还曾经在湖区南面（如今的乌兰乌德地区一带）给匈奴人放过羊呢。该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总面积约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海南省的面积。贝加尔湖的淡水储量，占到全球地表淡水量的四分之一。
　　再说叶尼塞河，这条大河横穿了如今的俄罗斯，但究其上游，却是发源于如今的蒙古共和国西北部。雍正帝也未免太不把这大片地区不当回事了，居然如此慷慨地将之划给沙俄，也许在他眼里，那里只是不毛之地而已。
　　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两国边界稍显平静。但鸦片战争结束后，一个孱弱的大清帝国重新展现在世界面前，沙俄意识到这是东扩的好机会，便迅速成立“黑龙江问题特别委员会”，以加紧对黑龙江的侵略活动。
　　当时的清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已经不再有昔日的威风凛凛，国内外的各种矛盾，更是纠结交错，一触即发。趁着这样的机会，俄国海军军官涅维尔斯科依带领武装人员，侵入黑龙江下游，并于1850年侵占了黑龙江出海口的庙街，将它改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
　　

来邻不善，沙俄的鲸吞蚕食（2）
庙街是中国名字，本是中国渔民沿着黑龙江出海时的停留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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