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知道寄信的人是我的老朋友柯岩和陈刚同志。
这时候，中央戏剧学院的《杨开慧》剧组到长沙演出。这个戏的编剧是乔羽和王树元，都是我的老朋友。我禁不住到剧场买了一张票去看戏。后来我和乔羽重逢时，他告诉我，当时他要求当地文化部门接待他的人帮助找到我，但被拒绝了。那时人们还和右派划清界限。
就在这时，戏剧舞台掀起的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怒潮势不可当，它极大地促进着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
我工作过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和演出了《枫叶红了的时候》，这是刺向“四人帮”的第一支锋利的投枪，对“四人帮”的荒谬绝伦的政治欺骗，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青年作家苏叔阳创作的《丹心谱》，它把愤怒揭批“四人帮”和热情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结合起来，深深地感染着观众，造成了极大的轰动。
而这时，一个有着特殊重要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正在北京举行。
它们汇聚成了浓郁而清新的时代气氛。凡是从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无不深深地吐出一口气，仿佛卸掉了压在胸上的一块沉重的巨石。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结束了，“四人帮”的文化专制砸碎了，意识形态不再是冰冷的铁板一块，这些都在告诉我们，新时代的序幕拉开了。我站在历史的转折路口，心中满怀希望，但不知道未来究竟怎样。只有到了1978年的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举行，一个光明的前景才展现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
当1979年春的信息传来时，我既有一种复活的喜悦，又有一种不知所措的茫然。
我是带着深重的创伤，从底层的压抑中抬起头，走回我的戏剧工作岗位的。我离开这个岗位已经二十五年，我要怎样重新找回我的感觉？怎样追上时代的步伐？
我提着一个小衣箱回到了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是那样热诚地欢迎我，真使我感动。我见到了许多伤痕累累的老朋友，又结识了许多朝气蓬勃的年轻同志。中国剧协刚刚恢复，正赶上文化部要举办一个中国戏剧史上规模最大的戏剧展览来庆祝新中国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的工作由文化部副部长吴雪负责，他欢迎我参与献礼演出工作，安排我参加评论组的活动，并编辑《会刊》。于是我住进了崇文门的那座新建的高楼“向阳饭店”。在我的生命史上，又一次获得了全身心地投入剧场、了解戏剧、感受戏剧、学习戏剧、同戏剧的蓬勃实践相结合的宝贵机缘。
当我走进吴祖光的家，重又见到我的受难的朋友们时，我们禁不住拥抱着痛哭起来。新凤霞大嫂在“文革”中伤残，不能再登台演唱了。祖光却端起酒杯对我说：“忘掉那些伤心事，抓紧工作，把损失了的二十多年补回来！”老作家的精神鼓舞了我，他正在写剧本《闯江湖》，新凤霞也在发愤地写作。
我见到了老作家陈白尘，他曾是我工作过的剧本创作室的主任。他在“文革”中戴着一顶“叛徒”的帽子，受尽了苦难。但他没有在恶势力面前屈服。我们见面时，他递给我的，是他刚刚写完初稿的剧本《大风歌》。
使我难忘的，是见到阳翰笙老人的情景。在首都剧场的休息室里，拄着手杖的老前辈看到站在面前的我时，他的眼眶里忽然涌满了眼泪，他丢掉手杖，一把抱住了我，声音颤抖地说：“这些年，你受苦了。”
我认识了年轻的剧作家苏叔阳，当我赞扬他的剧作《丹心谱》时，他感情真挚地向我谈到我的好朋友、当时处境极端困难的“右派”田庄，对他创作《丹心谱》的帮助。
田庄是我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也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右派小集团的主要成员。他是一位修养很高的电影评论家，极富艺术才华，而又最为不幸。打成右派后，他的境遇艰难。他患了肝炎，还被逼着干重活。他在北影厂担任剧本编辑，热诚地帮助许多年轻作者修改剧本。最使人悲伤的是，1979年初，也就是在我回北京之前，田庄接到北影通知，我们的右派小集团问题得到改正，要他立即到党委在改正书上签字。他骑上那辆破自行车，飞一样地奔去，又兴高采烈地奔回家。但是就在这天晚上，他忽然呕血，呕了满满一脸盆，把他的妻子和小女儿吓坏了。他的身体终于崩溃了。我回来后，赶到医院去看他，这使人欣喜的重逢，竟又成为令人悲痛的永别。田庄只活到五十岁。他死后，苏叔阳、张锲等几位在困难日子里得到过他无私帮助的作家，联名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副刊上，我一边读一边哭。
1979年的春天，是一个悲欣交织的春天。
那蓬勃进行的戏剧展演，那一片从未有过的繁荣兴旺的创作景象，那一个个新的剧目激发起的强烈的社会反响，使我每一天都处在一种昂奋的精神状态中。
而那个春天里频繁地举行的为在“文革”劫难中屈死的老干部们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又使我心情沉重，悲叹不已。
除了戏剧界为田汉先生举行的隆重的悼念会之外，最令我悲叹的是文化部的三位与我有着密切关系的副部长的命运。一位是徐光霄，他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曾批示对我严厉处置，送去劳改。“文革”后他进了监狱，被迫害而死。另一位是陈克寒，他在1957年“反右”运动批判吴祖光右派罪行的大会上，宣布给我戴上极右分子帽子。他在“文革”中被逼跳楼自杀。还有一位刘芝明副部长，他是“二流堂”“小家族”右派集团的专案组长，1958年“反右”运动结束时，由他代表党组织向我们宣读政治结论书和处分决定。不幸在“文革”中他反被诬以包庇“二流堂”右派分子而遭受惨无人道的鞭打，被迫害而死。为他举行平反昭雪的追悼会的那天，是一个阴雨的日子，我怀着忧郁的心情赶到八宝山公墓礼堂，默默地望着他的遗像，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伤感。
在这些日子里，我常被一些历史的联想所激动。因为我有幸参与了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盛大也最重要的两次戏剧展览，它们对我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次是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1944年在桂林举行的“西南剧展”，我那时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对戏剧充满向往的少年。这个剧展最有力地展示了中国剧人的爱国热情、不屈意志和战斗精神，它对我的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次就是1979年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而举办的为期一年零一个月，共演出剧目达一百三十七台之多的“献礼演出”，它标志了中国戏剧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同时又是我经历了二十五年的坎坷岁月之后，重又获得艺术生命的一个新的起点。我重归剧坛的这一年已经四十九岁。
两次戏剧展览相隔了三十五年，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环境里举办的。但我作为一个亲历者，不仅看到了这三十五年间中国戏剧的历史发展，而且感受到了它们之间的精神联系和艺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西南剧展”是由田汉、欧阳予倩、熊佛西、瞿白音等进步戏剧家在党的领导下举办的，那时民生艰困，国土破碎，日寇正步步紧逼西南。在这样的情势下，爱国的剧人们从各地聚集桂林，演出一出出激动人心的抗日救亡的戏剧，用戏剧的艺术力量鼓舞人民。我至今还记得剧展开幕式那个晚上的情景。一千多人聚集在一个破旧的戏院里，首先由欧阳先生报告筹备经过，接着由国民党官员致辞，最后田汉先生讲话。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份在抗战中死难的戏剧工作者的名单，念着一个个的名字，请大家不要忘了他们。这时会场里已听到哭声，气氛是那样地庄严而又热烈。这次剧展进行了整整三个月，近三十个剧团演出了四十多台剧目。我记得许多剧团的大哥哥大姐姐都挤睡在地铺上，啃着一块大饼，没有一个叫苦的，他们在舞台上生龙活虎，扮演着各种角色。那些日子，桂林的市民们都拥向剧院，整个城市被一种浓郁的文化气氛所笼罩。我，一个少年，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和戏剧精神的感召中成长起来。
三十五年之后，我又参与了一个更盛大的戏剧展览，我又投入到了一个激荡的时代浪潮之中，强有力的戏剧精神又一次赋予了我新的生命力。
我写的第一篇剧评，发表在《红旗》杂志上，题为《思想解放的艺术花朵》，是评论话剧《报春花》的。这个戏创作于1979年春天，它真是一朵新时代的报春花。作者崔德志和我是同代人。他把多年郁积在心中的愤懑，通过一场尖锐的戏剧冲突倾泻了出来，激起了万千观众的强烈共鸣。他塑造了一个默默无闻勤奋劳动的青年女工的形象，她在工作中创造了奇迹，但她在生活中却受人歧视。就因为她的爸爸是“历反”，她的妈妈被划为右派。长期在中国流行的“唯成分论”“血统论”，把一个人的出身当作判断一个人的价值的主要标准，不知使多少中国人受到压抑，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造成了社会多大的不公正！现在《报春花》冲击了多年统治着中国的这种旧观念，怎能不激起广大观众的欢呼呢！
记得老作家陈荒煤看完戏后，很激动地对我说：“这是一个关系到千千万万青年的命运的大问题啊，它是我们的戏剧创作中还从没有表现过的题材和主题。”
在我参与编辑的几十期《会刊》中，发表了各地来京参加演出的人员及时写的大量的戏剧评论。它们评价了每一个参演的剧目。像当时最受好评的现实题材的话剧《救救她》《权与法》《未来在召唤》《向前向前》《这里通向云端》《撩开你的面纱》《婚礼》《姑娘跟我走》等等，和这些现实性极强的戏剧作品同时出现的，是另一个创作潮流，一大批话剧作品塑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