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旋景象，就这样，连续四天才陆续走完。张凤翼带领大军躲在坚城之内，目送敌人在他眼皮底下招摇远去。最后，居然是一位监军太监刘景耀忍受不了这种侮辱，带着自己的部下，杀出城去，据说，他们颇有斩获，袭杀了一百多个敌兵，并抢回来了一些人口、牲畜和物资。
战后，为了害怕皇帝追究责任，恐惧已极的兵部尚书张凤翼与蓟辽总督梁廷栋相继服食大黄麻求死，并陆续死掉。让人完全无法明白，他们既然知道难逃一死，却为什么不愿意选择轰轰烈烈地战死在沙场？
在与皇太极的博弈中，最有喜剧色彩的一幕出现在洪承畴前一任蓟辽总督身上。
这位总督名叫吴阿衡。当皇太极派遣的大军打进长城时，他和总兵吴国俊正在为皇帝派来的监军太监邓希诏举办生日宴会。监军太监直接对皇帝负责，并且掌握着钱粮、辎重、火器等等。因此，前敌将领没有人敢得罪这些皇帝身边来的人。
在生日宴会上，吴阿衡总督和邓希诏监军酒逢知己千杯少，约定在场者每人都必须干满一百杯，为监军祝寿。结果，喝到中途，传来清军破关入侵的紧急军报。吴阿衡总督很有点儿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将风度，他镇定如常，派总兵吴国俊前去御敌。然后，仿佛根本就没听过那十万火急的军情，仍然坚持必须喝完一百杯、决出胜负方可罢休。
最后，终于胜利喝完一百杯的总督，于酩酊大醉之中，居然还没有忘记敌人已经打进来了。于是，烂醉如泥的总督被部下扶上马，一路趔趄着杀向前敌。最后，稀里糊涂地死在乱兵之中。那位倒霉的总兵吴国俊也战死在疆场上。
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5）
就像我们到目前为止所不停看到的那样，两千多年的帝国史告诉我们：每当我国皇帝的龙椅上坐着的是一头猪时，皇帝的部下中不是猪的那一部分，就会被迅速淘汰出局，比如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等等；剩下来的人们就会集体表现得比他们的万岁爷陛下更像猪，比如这位吴阿衡总督。使人们具有充足的理由，由衷地感叹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成语的精当准确。这种局面要想扭转，常常需要帝国将自己的能量耗尽，或者上帝出面干涉，譬如令那头猪死掉，才有可能做到。不幸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学会如何防止这种情形出现。经常的情形是，一头猪死掉后，新上来的还不如前面那一位。在前任打下来的让人觉得已经糟不可言的基础上，后来者时常有本领坏得超出人们的预期，坏得更加离奇，使人们一再感受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恐惧。中国人以一代代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政治构架和人生准则——譬如宗法制度和孔孟之道、三纲五常等等，为猪们甚至更坏的畜生大模大样地走上龙椅，铺设出了一条康庄大道。于是，这个民族和社会，常常需要为此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就这样，皇太极以筑城义州为开端，开始实施对锦州的持久围困。他先后派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铎率兵围困锦州，随后，又加派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轮番围城，以期达到长围久困万无一失之目的。
这种围城和攻坚对于双方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当时，大明方面的锦州主将是素有名将之称的祖大寿，在他的指挥下，锦州城防守严密，粮饷充足，致使清军打得十分艰苦。甚至一度被包围的明军尚未动摇，围城的清军反而粮草不继，逼得清军前敌主帅多尔衮为防备城中的明军突然冲杀出来无法收拾，不得不下令全军后退三十里，以便兵就食、马有草，并命令军中将领带部下分批回沈阳休整。这就在事实上解除了对锦州的包围。皇太极知道后，极为震怒，下令严厉处置。多尔衮根据大清家法，自请死罪。最后，皇太极下令削去多尔衮的和硕睿亲王爵位，降为郡王，罚款一万两白银，夺两牛录处分。随后，皇太极的命令被迅速执行，锦州城外被清军加筑了一道围城，与杏山、松山、宁远的联系被阻隔掐断，锦州成了孤城，陷入了真正的危机之中。
崇祯皇帝接到祖大寿的求援报告后，命令洪承畴前去救援，解锦州之围。洪承畴提出，若没有十五万兵马，没有足够一年的粮饷，则根本不能谈战守之事。崇祯皇帝同意洪承畴的见解，责成有关部门按照洪承畴的要求，为他调集军马钱粮。
公元1641年，即大明崇祯十四年、大清崇德六年三月，洪承畴率领从全国各战区调来的八员大将、十三万人马出山海关，赴宁远，并以此地为前进基地，向松山、杏山推进，志在解锦州之围。
洪承畴的战略指导思想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宁远——塔山——高桥——松山——杏山——锦州，一步步向前推进，最后与锦州连成一气，内外呼应，一举击败清军。当此时，祖大寿派遣军士从锦州城中逸出，来到洪承畴军中，传话过来，请洪承畴千万不可浪战，就是不要轻易交战，务必要以战车为营，徐徐逼近是为上策。不仅两位前敌统帅不谋而合，北京城里的皇帝和帝国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的首长们也都赞同。十三万大军，充足的粮草器械，上下一心，此种战法应该是最为可取的制胜之道。
这种战法给清军造成的困扰十分明显。其前敌主帅济尔哈朗力图以野战打破明军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多次发起大规模的攻击，均告失利。甚至驻扎在山顶上的三军营地和指挥部一度都被明军夺占。削夺了亲王爵位的多尔衮，此时也在军中戴罪立功，他率军冲击明军营阵，也不利而退。在多尔衮向皇太极的报告和后来大清帝国官方史籍中，对这些失败予以掩饰，轻描淡写地说是：“累经攻战，微有损伤。”但在朝鲜使臣写给国内的报告中，却透露出了一些真实的信息，曰：“清人兵马，死伤甚多。”（《李朝实录》，仁祖十九年十月庚戌。）另外一则史料记载，在盛京沈阳的皇太极听到前方传回来的战报后，“忧愤呕血”，表明前线清军遭遇的打击相当严重，甚至可能几近崩溃。后来，读我国史籍时，之所以对这场大会战总是有一种云遮雾罩的感觉，除了史学工作者们的缘故之外，也与明军松山前线最高统帅洪承畴、锦州驻防最高统帅祖大寿后来投入满清阵营有关，对于自己当时的赫赫武威与武功，他们没有可能予以表彰，恐怕要避之唯恐不及才对。
松锦之战：洪承畴的悲喜剧（6）
于是，八月十四日，皇太极带病率军驰援。史书记载说，皇太极从沈阳出发，昼夜兼程，六日夜奔驰近六百里，来到前线。本来，原定三天前出发，因为严重的鼻衄，只好宕后三日。到十四日，他实在按捺不住，下令启程。弟弟阿济格等人愿意率兵先行，劝他治好病再说。皇太极说：“要是有翅膀，我恨不得马上飞去。”遂率军纵马出征。史书记载说，一路上，皇太极持续流着鼻血，以至于要手里拿一只碗接着才行。据说，这种情形持续了三天多方才略有好转。
皇太极与洪承畴短兵相接了。
在此前后，明明占据着有利形势的大明军内部，却偏偏自己乱了阵脚。原因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帝国最高军事首长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和皇帝本人，越来越不喜欢洪承畴的战法，他们希望洪承畴速战速决，一鼓作气打他个松锦大捷出来。
他们派到洪承畴军中一位督察代表，直接对兵部尚书负责。这位国防部长代表名叫张若麒，他的职位是五品的兵部职方司郎中。此次，派到前敌的名义是“赞画”，我们可以把这个名目理解成是“参谋长”或者“总策划”。谁知，这位并不知兵的“参谋长”，却有两大特点，其一是热情特别高涨，可能是因为身后站着国防部长的缘故，他“收督臣之权，纵心指挥，而督臣始无可为矣”。（《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就是说，参谋长不太拿司令官当回事儿，到处指手画脚，使司令官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其二是他对这场战争持特别乐观的态度，并喜欢程度颇大地夸大有利的情势。
他可能太想尽快建功立业了，于是，大军每前进一步，这张若麒都要日夜向北京报喜告捷，并满怀信心地保证，只要再打一次胜仗，则锦州之围即可立解。他还告诉北京的大员们，如今，前线的敌人方面，粮饷不继十分困难，他们的骑兵每天只能吃两顿饭，而步兵只能吃上一顿。因此，一再要求国防部长和皇帝密令洪承畴尽快出战，打一场风卷残云般的大战硬仗。没有人知道这个报告内容的真实程度。但是，只要阅读报告的人相信就足够了。
于是，同样渴望辉煌政绩的国防部长，写信给洪承畴，说：阁下受命出兵快一年了，饷银花了不少，而锦州之围至今未解，不知道阁下准备怎样面对圣上寄予的厚望和满朝文武的期待。主忧臣死，清平之夜扪心自问，想必阁下心中也会觉得不安吧？
皇帝显然觉得自己的国防部长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改变了对步步为营战术的赞同，密令洪承畴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进兵。洪承畴没有办法了，他没有能够坚持住，他不敢冒违旨抗上的大风险，他只能奉命而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五，陈新甲。）大明帝国决策层缺少统揽全局之头脑、眼光，缺少持之以恒的政略、战略原则，给这个国家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了任何奸臣的奸计和内外敌人的打击。或者，反过来说也同样可以成立，正是因为决策层素质的缺失，方才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局面。
当年，辽东战事初起时，指挥萨尔浒大战的大明前敌统帅，就是由于皇帝限期破敌的严厉指令，从而无法顾及天气、地形等诸多因素，匆匆拟定战法，匆匆出兵而导致全军覆灭；皇太极第一次兵临北京时，素有名将之称的蒙古族大将满桂，身受重伤，也是在皇帝一再催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