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信，党完全有能力把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改造好。
无论怎样讲落实政策，大前提是坚定不移的：尽管同样是在红旗下长大，但是对剥削阶级子女与出身好的子女，不可能一视同仁。他们要想进入到革命队伍中，就必须进行艰苦的改造，没有人告诉他们，这种改造到什么时候是尽头，但很明显，上山下乡，当普通劳动者，是进行改造的最好途径。
为了宣传这一政策，团中央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树立了一批勇于改造自己，走革命道路的剥削阶级子女的典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鱼姗玲。
鱼姗玲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父母都在香港。1962年她从上海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父母几次三番要她回香港读几年外语，但她认为自己是个共青团员，不愿意到香港去。她曾回忆说，在去新疆前的那一年除夕，姐姐为她准备了丰富的饭菜，但她一点也吃不下：“我感到自己的精神十分空虚，为自己的生活过得毫无意义而痛哭起来……”1963年6月，她决定报名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家里知道后曾竭力劝阻，她母亲特地赶到上海，对她说：“考不取大学也不要紧，只要你不到外地去吃苦，家里就是养你一辈子也可以……”她想，妈妈是爱我的，但母爱也是有阶级性的。她不愿走“离开党、离开革命，过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的死胡同，终于冲破家庭重重阻力，来到塔里木的农一师胜利十七场参加劳动。她克服了生活过不惯、劳动吃不消等困难，到新疆几个月之后，她曾作出总结说：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4）
我深深地感到，听党的话，不贪图舒适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走革命的道路是完全走对了。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其不平常的变化……劳动使我的生活过得十分充实、十分有意义，不像过去那样空虚和无聊，我从心底里感谢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鱼姗玲：《从娇姑娘到边疆建设者》，《中国青年》，1964年第11期。
几乎所有升学落榜的青年，都有过她曾有的苦闷。“###”前上海这批资产阶级，从整体上说，旧有的生活方式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心底仍残存着昔日那种优越感，他们一向是将到外地劳动视为畏途的，更何况是遥远的新疆。不仅是他们，就是一般的上海市民，也都是一谈“新疆”就色变的。作为第一批踏上这条艰苦道路的青年，鱼姗玲的确不易，这是她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到疆仅短短几个月，还未及品尝到人生的另一面，她心里充满自豪和喜悦，是很自然的事。第二年，周总理在新疆发表讲话以后，鱼姗玲这一典型，其意义已不比从前，而迅速升级了。她不久入了党，在当时，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是改造得最有成效的标志。8月23日，《中国青年报》以《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坚决跟党干革命——鱼姗玲改造思想进步快光荣加入共产党》为题，对她进行了报道，同时发表社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她被团中央树立为全国的知识青年典型。
鱼姗玲后来的道路并不平坦。“###”爆发，她又成了“资产阶级的狗崽子”。她所在的农场，一度只剩她一个女知青，但她咬牙坚持下来，“###”结束后中央于1979年召开最后一次知青座谈会时，她还是33名代表之一鱼姗玲所在的连队，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最偏远的农垦十四团场九连，到1979年为止，她在那里已经生活了16年。她“###”时被打成“黑典型”，遭到批判，排长的职务也被罢免了。当时垦区内武斗严重，生产停顿，生活困难，知青们纷纷返回上海，伙房也关闭了，她顿顿吃包谷馍馍就凉水，却不肯回上海。棉花该收了，她动员职工去收。1979年有记者去时，她已重新担任九连的副指导员，虽有孩子拖累，身体非常瘦弱，却主动要求兼任学校的英语教师，但她所在的单位却仍不同意将她登报，说她“###”时犯过错误，影响不好。那年2月，她所在团场的知青曾###要求返城，有人劝她当上访团团长，被她“严辞拒绝”了。参见：《她没有玷污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新疆青年》，1979年第4期；《鱼姗玲没有玷污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
这些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青年入党、当模范的事例，确实打动过相当多单纯的、向往革命的青年的心，但这毕竟只是他们中极少数的几个人。
且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一命题本身的荒谬性，仅就这个前提下引申出的这一言论来看，就是漏洞百出的。首先，尽管这个理论的始作俑者极力否认，但它确实是建立在十分反动和落后的血统论之上的。当时和后来的事实早已证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同样表现在出身于“红五类”的青年身上。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年选择人生道路时，决定的力量都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而绝不可能是早已陈旧不堪的“父死子继”。其次，尽一切可能将各个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中的优秀人才吸引过来为己所用，这是一个政权具有自信心、具有生气的标志，何况是对甘愿追随自己的朝气勃勃的广大青年，更没有要排斥、冷落的道理。再者，人为地将社会分成等级，在历史已进入20世纪60年代的时期，其反动、落后和不合潮流，已不必详说了。而当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政策，除了理论上的错误以外，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打江山坐天下”的思想，即觉得老子抛头颅撒热血打下的江山，就该让自己的子孙享受的思想，在有些人的潜意识中确实占据了重要地位。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5）
结果是，在这种政策之下，别的青年尚可以“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这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则几乎是除了下乡别无选择的。绝大多数青年在下乡前都有过鱼姗玲所曾有过的那种空虚、悲观的精神状况，如一位家长所说：
儿子生长在资产阶级家庭，沾染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高中没毕业就休学，早晨睡到快吃中午饭才起床，放下饭碗就出去，在外边胡吃乱花，逛到深夜才回家，我成天为他的出路发愁朱洛筠：《我儿子走上了光明大道》，《天津日报》，1965年7月1日。。
直到将他送往边疆，这位母亲才算松了口气。
在“###”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这类所谓“剥削阶级子女”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1962年秋天成都组织的第一批下乡插队知青中，有半数以上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1966年2月从成都到西昌农村插队的知青中，据一个女知青回忆：“仅仅因出身不好而被拒之于学校门外的，在我场知青中约有百分之六七十夏晴：《抹不去的岁月》，《知青档案》，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1963年上海动员知青去新疆，在近2万名赴疆青年中有近2000名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据上海市团委的报告，其中有些资产阶级分子对这一运动的态度是很好的。虽然当时上海市委提出对资产阶级子女以教育为主，不勉强动员，但在大学已对他们关闭了大门，不下乡就只能去港澳或留在家中当“寄生虫”的情况下，许多爱国的、满怀理想的青年，还是毅然走上了支边的艰苦道路，其中很多至今留在那里。
他们与一般社会青年不同，有不少在校时品学兼优，不乏像遇罗克那样有头脑、有才华的青年。曾有负责知青工作的安置办公室干部回忆说，“###”前每送一批青年下乡时，其中最出众的几个，往往就是这类人。他们很多人是抱着替父母“赎罪”的想法下乡的，但在乡下所受的歧视，往往比在学校时更为严重。
“###”时期因写《出身论》而在青年中引起强烈震动、最终也因此而遭杀害的遇罗克的遭遇，在当时出身不好的青年中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
遇罗克的父亲原是水利电力部华北电力总局的工程师，母亲是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1957年双双被划成右派，当时遇罗克15岁，他的操行一下子就从“优”变成了“中”。1960年夏天，遇罗克高中毕业，虽然他的文理两科成绩在班级和年级里都是拔尖的，报高考志愿时他还是只敢报考地质专业，以为报考这个冷门也许比较容易用优异的成绩掩盖父母的政治问题。结果，发通知那天，班上只有两个学生什么也没接到，一个是有盗窃行为的学生，还有一个就是遇罗克。后来有人查看了###存档的成绩单，证实他考得确实很好，但因操行是中，而未予录取。
遇罗克此时家境已经十分困难，父亲去劳改，剩下一家六口，全凭母亲几十元钱的工资度日，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他决定边准备功课，边参加工作。他觉得去农村能更好地了解社会，更好地锻炼自己，就响应号召，自愿上山下乡。1961年春节前夕，他下到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一个菜园小队，成为北京最早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之一。他被社员选为记工员，与社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劳动之余，他同几个境遇相似的伙伴刻苦攻读，此时他对自己的前程，还抱有些许幻想，“少年幸遇读书风”，就是他那时写下的诗句。他所居住的那间拥挤的宿舍，虽然终年人来人往，附近电井抽水声很少间断，粪池气味熏人，夏秋蚊蝇肆虐，读书之风却经久不衰。夏天，为了在灯下静坐读书，他穿起老蓝布###，将裤角、袖口掖紧，外加一盒清凉油。1962年，大学扩大招生的消息传来，他和伙伴们非常振奋，以为作为社会青年去报考，就不会再有人作梗。他积极应考，考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传来蒋介石企图###的消息，征兵开始了，他又立即报名，“大学不要，我们上前线去，战斗会证明我们有一颗赤子之心！”然而，他们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新打击落到旧伤口上，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