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教育形式的单一化
50年代的宣传媒介在谈到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问题时，一再劝告人们不要一切依赖政府，一切依赖国家，因为国家不可能对毕业生采取将一切都“包下来”的办法，但是，人们的这种依赖思想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正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切都由国家负责、由国家安排的做法，给了人们这样的幻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从头说起（3）
国家确实想将一切都包下来：工矿企业最好都由国营，学校则一律改为公办1952年###发出指示，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据有关方面统计，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全国有私立中学1412所，教职员工34000余人，学生53万余人，占全国中学学生总数的26％强；全国有私立小学8925所，教职员工55000余人，学生160余万，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3％强。接办工作虽计划到1954年完成，但实际上1956年才基本结束。，不如此，又如何保证人才的质量尤其是政治上的可靠性呢？以往的学校有国立，有私立，有社会团体乃至教会兴办的学堂，也有乡村百姓集资的私塾，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各取所需，毕业后也自找门径。这种情况当然有其弊病，它不仅使家境贫寒的孩子难以得到入学的保障，也常常使学有所成者陷入“毕业即失业”的窘境。于是，国家包办一切，让百姓“生老病死有依靠”，就成为人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这在当时，的确曾起到过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当公办学校面临国家经济困难或教育需要压缩整顿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低潮时期的时候，没有为数众多的民办学校来帮助缓解压力，就立刻会对社会形成直接的冲击。
对“###”之前的情况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种教育上的大起大落并不是孤立的，它不过是经济发展大起大落特点的一个反映。由于它与经济上的波动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一旦发生摇摆，幅度就特别大。尤为严重的是，当教育上的调整将大批不能升学的青少年压入社会的时候，却也正是经济处于低谷的时期。工矿企业、机关单位，处处超编，到处都向青年关闭大门，单一的经济和单一的办学体制，不具备自行调节压力的能力，国家就想到了农村。
1953年，也就是建国的第四年，这样的危机第一次出现了。
解放之初学校迅速增加、学生入学人数持续增长的势头，造成了不少新建学校一味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贪多求快，盲目冒进的问题。###遂于1953年提出“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导致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中小学招生人数的突然下降。大批未能升学的青少年，面临失学的精神痛苦和就业的实际困难，思想混乱不安，也在社会上引起一场波动。由于被整顿的大多数是解放后在农村新建的中学，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尤其是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的问题就比城市中更为严重，而他们成批地、自发地涌入城市谋求出路，使已经被就业压力和粮食紧缺问题压得喘不上气来的城市更加难以承受，动员他们回乡遂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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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
落后的农业拽住了工业起飞的翅膀，这个问题从1953年开始尖锐地显露出来。
国家采取的解决途径，从近处说，是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涌入，减轻城市粮食供应以及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从长远说，是发展农业生产，当时摆在第一位的，是解决粮食紧缺的危机，采取的方式，是加紧推行农业的互助合作运动。
对互助合作运动的评价，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但上述解决农业问题的措施，都与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有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1953—1954年间的教育整顿，压力更多地是在农村。农村中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与1951年、1952年等年份相比，明显增加了。如山东省莱西县，1951年和1952年两年高小毕业生共3390人，升学和参加工作的除外，留在乡里的是1310人；1953年毕业3518人，留乡2438人；1954年毕业3514人，留乡3028人。再如热河省（后来归入河北省），1952年暑期全省高小毕业生为16894人，未能升学的9000人；1953年高小、初中毕业生33757人，有25404人未能升学。当时全国各地农村的情况，大抵如是。
很多青年都把升学看成自己唯一的出路和前途。升学考试之前就已经有人声明：“考不上学校，就去考海军——投水，投空军——上吊，或是投陆军——流浪”周立波：《王秉源和韩文恭》，《中国青年》，1955年第20期。。一旦落榜，痛不欲生。一个青年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这样写道：“8月5日晚上，一个沉痛的不幸的消息无情地来到了——我没有考上学校，我用了极大的耐力，才制止了眼泪的涌出，可是眼眶已经潮湿了。到现在写信时我的手还在发抖。我无法安定下来，因为它关系着我的青春，甚至我的一生……”他表示：“我宁愿在城市里拾垃圾，也要走出农村！”魏巍：《创造幸福的家乡》，《中国青年》，1955年第22期。这种现象，其实至今仍比比皆是，人们并不会感到陌生。
考不上学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第一愿望就是去城市寻找工作。在大量向城市流动的农村人口中，他们一直占据着很大比例。但这一时期城市的控制措施，却使他们的期望成为泡影。许多回乡青年，甚至后来被树立为先进典型的回乡青年，都曾有过四处托人找工作而不得的痛苦经历。总之，问题的严重，还不仅在于学校的压缩，而更在于就业机会的减少。在这里，经济的原因是占第一位的。
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劝阻他们不要盲目流入城市，动员他们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如今我们很难断定这一做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抑或只是权宜之计，但实行日久，便成为一个固定的模式：凡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一旦未能升学，就应该回乡去当农民，参加农业生产。
当然，事情从来不是绝对的，当经济发展再次出现高潮的时候，城市又会为他们提供大量就业的机会，于是大量已经回乡务农的中小学毕业生会再次离开农村，1956年、1958年的情况就是这样。此外，当干部、参军、女青年嫁人，也会使部分青年离开家乡。但总的原则是确定了，而且在此后几十年没有改变。
这里，“回乡”二字，是问题的关键。家在农村又未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只能回到自己的家乡而别无其他选择。毕竟他们只是农民中的一部分，国家对待他们的基本原则与对待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国家不也是动员他们回乡吗？
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2）
然而，读过书的农民与大字不识的农民，又无论如何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农民送子弟读书，一向有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取更好的出路，说到底，是为了脱离胼手胝足的田间劳动和贫困落后的农村，做“人上人”，这是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历来的传统。解放初期工业、教育各方面的迅速发展，尤其使农村青年对自己读书之后的前途抱有过高的期望。
不过，也不能把青年希望脱离农村，一概归结为落后的传统观念。人的才能不同，对职业的爱好不同，对自己的期望也不同，为什么除了回家乡务农以外不能有别的选择呢？受过教育的青年，谁又甘愿终生只看见头顶的一方天？后来团中央组织的青年志愿垦荒队，之所以每在农村组队，总会有超出预期人数成十倍的人报名，抛开其他原因不谈，很多农村知识青年，正是要为自己争取一个选择的机会。
历史上就已存在的城乡间的不平等，由此而在农村中的这些小知识分子身上突出地体现出来。本来城市与农村青年受教育的机会就不平等，此时又由于在毕业之后不能升学而更明显，城市青年尚有等待和选择的机会，而农村青年却因只能被动员回乡这一做法而人为地加剧了。
然而，上面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个人有个人的理，国家也有国家的理，国家需要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从理论上说，这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改造农村面貌的根本途径。农村永远需要有文化的新农民，而且多多益善。从实际情况来看，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这种需要的确显得十分迫切。
1951年年底开始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到1953年已经有很大进展。据当时公布的资料，当年全国已经有43％的农户被组织进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内。这样一种组织机构与个体农户不同的是，它需要大批的管理人才，这是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的农民胜任不了的。因此国家向青年发出呼吁：“今后建设农村需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生产队长、会计和技术人员，需要千千万万的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新的事业，首先参加这个斗争的始终是青年”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积极参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农村青年的光荣任务》，《中国青年》，1954年第6期。。国家希望知识青年回乡能至少起到三种作用：“首先是进行文化上的传播；其次，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所需要的成千成万的具有各种文化水平的初级办事人员，也将陆续得到解决；再次，农业技术水平也会随着他们的宣传、介绍而提高”李之钦：《谈高小、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问题》，《中国青年》，1955年第16期。。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看到介绍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的材料《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时，针对该乡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后所发挥的作用，写了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