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农村，要求各地对知青不得歧视，不得压低工分，不得因观点分歧而刁难、###或撵知青回城镇，还强调知青即使被打成反革命的，也应返回农村，就地###。会议发出了《给全省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一开始，就有知青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也有一些知青已经“非法地强行把户口迁回城市”，公开信将这些账都算在了四川省委和李井泉身上。同时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强调用办学习班的办法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当代四川大事辑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
11月24日，周恩来再次强调，对返城知青问题，一定要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办事。他说，上山下乡方针是正确的，是主席定的。要动员他们回去，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为了将青年尽快动员回边疆和农村，在1967年，上海等地的接待单位曾采取过为支疆青年代购直达车船票的办法见《国务院关于支援内地、边疆建设的职工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回原单位的路费问题给上海市革委会后勤组的复电》：“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原单位的路费，自己能够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确实有困难的，也可以由接待单位代购直达车船票。所需费用，如果本人归还有困难，可由所在地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开具证明，由接待单位报销，1967年2月27日。”，结果有的知青钻了这个空子，或利用公费多次往返于新疆和上海之间，或将车船票私自倒卖，然后仍然滞留上海。还有的以为在新疆的同伴带东西为名，骗取支边青年家长的财物。因此到1967年11月，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各地都停止了这种做法，要求返疆知青凡能自己解决的，一律自己解决。
知青的返城行动和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抗争，事实上至此已经失败了。即使有的组织还不肯立刻解散，他们也改变了原来的宗旨。但是，在社会仍处于大###的形势下，任何通告也不可能真正奏效，绝大多数知青并没有立刻返乡。直至1967年底，当“###”期间毕业的三届中学生已经开始酝酿上山下乡的时候，仍有不少“###”前的老知青在城市游荡，他们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回到农村。如上海闸北区新疆路街道干部称：“我们街道前几年中支边青年受新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煽动，不少人返回上海，至今不归，有的人已经成了十足的逍遥派”。这些知青自己，则有的仍不服气：“动员我们支援新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想再拖拖看，“我们是要回去的，但是要再等待一段时间”；还有的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我们现在准备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也有一些则找借口，说是要留在上海，学习上海的先进经验，以便回去更好地战斗。据说，他们中有人已被一些坏人带上了邪路，沾染上了流氓阿飞习气；有的家长纵容子女在沪逍遥，要子女寻找对象结婚，幻想在上海安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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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城风的平息（1）
1968年，中央又一次对他们采取坚决行动了。这已经是最后一次，因为由红卫兵席卷起的新一轮上山下乡大潮已开始进入高潮，“老知青”留城不归，已明显是“逆潮流而动”了。
仍有些组织不甘心失败，典型的如湖南的“省无联”（全名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据当时文章批判说，这个组织是由三种反动力量组成的，一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指刘少奇）和陶铸的黑爪牙，一种是彭德怀的死党，还有一种，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文章说：“他们与全国许多地方的反革命势力勾结，妄图在湖南打开一个缺口”，“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宣传，有行动，有反动‘纲领’的”《湖南日报》社论：《精神抖擞，心明眼亮，彻底摧毁“省无联”》，《湖南日报》，1968年2月3日。。这个组织印发名为《衰亡中国》的刊物，提出上山下乡是“修正主义运动”的观点，还号召继续革命，建立非官僚机构的公社。从他们的纲领来看，这是个极左派的组织。
当时中央提到，对这个组织提出的纲领必须批判，因为这个纲领在一部分工人、青年人和学生中，特别是在上山下乡知青中有影响，有些知青进入了这个组织。1968年1月这个组织被取缔，《衰亡中国》也被列为反动刊物。
2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工交、财贸、农林三口军代表、领导干部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时发表讲话，强调了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有一个与工农结合的问题，上山下乡，不仅要动员青年，这是毛主席的路线。他说，有些青年乱说还要回到城市，不想下乡上山，说下乡是刘少奇的黑线，那是错的，连我们机关都要做（下乡上山的）准备。这段话的意思十分明显，在当时的情境下，上山下乡已经是大势所趋。
广州市从1月份就着手这项工作了。1月19日，广州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协商小组联合发表了《致逗留广州市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及家长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广州毗邻港澳，地处国防前线，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所以对于策动和指挥打砸抢抄抓的少数坏头头和混入群众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定要采取专政措施。信中要求至今仍逗留广州市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根据去年10月8日中央文件精神，立即主动地撤销各种组织，要求各革命群众组织都不要吸收下乡知青参加，还要求知青家长不要再组织什么家长造反组织《南方日报》，1968年1月29日。。
上海市是动员知青返回农村、边疆的任务最艰巨的城市，从1967年初开始打击经济主义开始，动员工作就迄未停息。这一攻势一直持续到年底，也就是新一代的知青即“###”期间的在校中学生也几乎下乡殆尽时才告终止。
2月23日，《文汇报》在报道支疆返沪青年回疆一事时发表编者按，说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表示要坚持支援边疆、支援农业、支援内地的革命大方向。文章说：
盲目返沪的支边青年们：你们受骗了，应当反戈一击，“杀”回新疆去。如果有人硬要拖住你们的腿，唆使你们赖在上海，那么，必须擦亮眼睛看一看，他究竟是什么人？革命的家长都要以革命为重，教育返沪的子女立即返回新疆，如果再把他们拖在身边，实际是把子女拖到资产阶级那一边去，是害了他们。 。 想看书来
返城风的平息（2）
25日，该报又进而发表答读者问，把知青下乡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都归咎于“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身上。针对有的青年“我们返疆若受到歧视和打击报复怎么办”的问题，该报轻飘飘地回答说：“相信广大群众会正确对待的，决不能因为害怕打击就不返回原地。”有的青年问，支边青年如果不愿意返回新疆，是否可以到江西、安徽等地的乡下务农，回答是否定的。该报一再强调，中央的有关通知和通告已经明确规定，坚决逗留城镇不走的，不予落户，“原调出地区和单位，对于从内地和边疆自动回来的职工，一律不得安排工作”。在断绝他们回城之念的同时，警告各群众组织不准拉他们参加什么“小分队”、“联络站”的活动。
除了造成浩大的宣传攻势之外，找出一些特别活跃或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作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阶级敌人、坏分子”，予以严厉的###，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做法。
街道里弄干部一直首当其冲。虽然从上年年初开始，上海市革委会就一再制止知青们将斗争矛头对准他们，但看来收效甚微，这些人还是不断遭到批斗甚至殴打。如普陀区的“部分革命群众”提到：“今年以来，发生好几起殴打里弄干部的事件，有时挑动一些觉悟较差的支疆青年家长出场挑衅，有时唆使一些流氓阿飞充当打手。有个里委会的党员生产主任在最近半个月内竟连续4次被打”《警惕坏人再把矛头指向革命的里弄干部》，《文汇报》，1968年3月25日。。广州也存在类似现象，一些知青“冲击街道革委会，绑架、殴打革命干部”《南方日报》，1968年8月22日。。
上海市从5月底开始，就又一次着手处理这一问题，先是在各街道里弄召开斗争大会，如徐汇区枫林路街道曾连开两个斗争大会，斗争一个“破坏支疆工作的坏家伙”，据说这个坏家伙在历史上就曾参加过反革命组织，祖父是个被管制分子，哥哥也被政府###，所以他对党和政府有刻骨的仇恨。“###”中他打着造反旗号上蹿下跳，煽风点火，印发了大量反动传单，造谣说街道和里弄干部动员一个青年到新疆去，可以捞到800元到1000元的钞票；一个家长还揭发他说：“这个十恶不赦的家伙曾经诬蔑造谣，说我的儿子在新疆被活活钉死在木板上，急得我们精神失常，影响了生产。不久我的儿子从新疆寄来了家信，说他在新疆一切都很好，我们才识破这个坏家伙的真面目。”《坚决打击破坏支疆工作的坏家伙》，《文汇报》，1968年5月26日。
面对家长的不满和压力，该市革委会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文汇报》曾借一位支边青年的口揭发她的父亲破坏她上山下乡的罪行：
我父亲是地地道道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期间混入“支疆青年家长造反司令部”静安区愚园路街道造反队，煽动受蒙蔽的群众殴斗里弄干部。我是在他的唆使下于去年10月返沪的。“支疆青年家长造反司令部”停止活动后，他龟缩家门，伪装老实，背后恶毒谩骂里弄干部，要我耐心等待，到###后期想法留在上海……还要我跟丈夫离婚……《威胁利诱全不怕，“杀”回新疆干革命——支疆返沪青年何爱之与反动家长一刀两断》，《文汇报》，1968年6月21日。
返城风的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