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负责人，主管红代会的报纸——《兵团战报》。以后，因为对学生中旷日持久的“派仗”感到厌倦，曲折等人于7月发出了关于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进而认识到实现思想革命化，只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在选择“与工农相结合”的具体方式上，曲折等人深受60年代初期树立的上山下乡先进人物的影响。而广大农村缺乏知识，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识青年的现状，也促使他们做出走上山下乡道路的决定曲折：《发端：1967年10月9日》，《草原启示录》，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此外，1967年初官方旨在动员返城老知青重新回到农村而开展的有关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宣传，对曲折等人的选择也产生了直接影响。5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强调“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为广大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当曲折等人向北京市革委会提出自己到边疆插队的志愿时，就是以这篇社论为依据的。
曲折等人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得到北京市革委会的全力支持。10月8日，北京市革委会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座谈会中赞扬他们是“开路先锋”，预祝他们打好第一炮，以后把经验写回来，“发动不少的人再到那里去”《北京市革委会领导接见首都第一批插队知青座谈会原始记录》，1967年10月8日。。足见官方对他们的支持，是与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棘手问题联系在一起的。1967年下半年，北京乃至全国各大中城市已经普遍感到六六、六七届中学毕业生大批滞留学校造成的压力，所以，官方急切地希望曲折等人的行动，能够带动更多的毕业生到农村和边疆去。另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考虑，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行动，打退“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指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把那股歪风打下去”。在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的讲话中，与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展开的斗争被夸大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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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毛泽东尚未发表那段关于必须由贫下中农给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再教育”的著名指示。所以，在对上山下乡的提法上，侧重的仍是发挥知识青年的主观能动性，改造社会的积极作用，而不仅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改造。
在北京市召开的座谈会上，有的负责人希望知青把毛泽东思想带到牧区去，把所在之处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改造落后的东西，并强调向牧民灌输集体经济思想的必要性。他们将这次行动比喻为一次新的长征，勉励知青像革命前辈那样，经受往长征的考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做可耻的逃兵。毛泽东在阐明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时，曾将它形象地比作“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高度评价长征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老三届”学生，通过革命传统教育，对长征的历史、尤其是红军战士跋山涉水辗转二万五千里历尽艰辛的光辉业绩，无不耳熟能详。将上山下乡比作又一次长征，增强了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坚定了他们经受艰苦环境考验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使他们有理由相信，这是继红卫兵运动之后，又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
10月9日，曲折和九名同伴启程离京。临行前，他们曾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上千人的欢送队伍前，向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像庄严宣誓。誓词说：“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曲折十人在掀开上山下乡历史崭新一页的同时，还创造了这种独特的政治仪式。如果不是有过亲身经历的知识青年，未必能够理解在一篇由颂誉之辞和豪言壮语编织的誓文中，会凝聚着那么多虔诚、真挚、圣洁的情感，那么强的自信与盲从。从此，一批又一批北京知青在奔赴农村和边疆以前，都必须到天安门广场上举行这样一场仪式。
曲折等人动身前往内蒙古牧区时，声势造得很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及时进行了专题报道，充分肯定了他们选择的道路。《北京日报》的短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向他们学习。中学红代会机关报《兵团战报》高兴地预言：“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市、全国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正在轰轰烈烈地兴起。”《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不可能存在纯自发的行动。而曲折等人在当时，也并非全然没意识到自己行动的意义。
“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热潮的序幕就此拉开了。从这时起到1969年“老三届”学生离京，这场运动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67年10月至1968年春，是带有自发形式的上山下乡阶段；第二个阶段，1968年夏到当年12月21日，是各省、市、自治区开始有组织地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以后，至1969年春，此时“老三届”剩余的毕业生大部分已被送到农村。在前两个阶段离校的，大多是对上山下乡方向持积极或比较积极态度的学生，特别是1967年率先下去的几批。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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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一颗红色的种子”
北京市革委会的期望并未落空，确有不少中学毕业生在曲折等人行动影响下，主动申请上山下乡。同年11月11日，又有1200名中学毕业生启程奔赴内蒙古草原和东北“北大荒”等边疆地区安家落户。在这批学生中，最引人注目的带头人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学红代会常委、北师大一附中的高中毕业生何方方。
何是“###”初期中学生最著名的造反派之一。从奋起造反，到带头上山下乡，她的经历在“老三届”学生中不失为一种典型。她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初中时加入共青团。“###”爆发前为师大一附中高三学生，担任班里的共青团书记，她与同班同学陈永康，是学校领导培养的学生骨干。“###”风暴袭来，校领导很快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何、陈等人顺理成章地受到株连，被斥为“党支部的红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苗子”，承受到压力。
1967年6月初，刘少奇派出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由于他的女儿刘平平也在师大一附中读书，所以从一开始就关注着该校的政治动向。工作组进校时，他亲自指示：师大附中党支部已经烂掉，下去要重组班子，要在学校中划分左、中、右，阶级阵线搞清了，再依靠左派打击右派。何方方所在班是学校原党支部进行“教育改革”的试点，工作组一进校，又把该班当作运动中的试点。全班13名干部子女中，一些人的家长（包括何方方的父亲）已成为“###”“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活动的第一批受###者，另一部分主要出身革命军人家庭的干部子女，则依然保持着出身的纯正。工作组把后者当作运动依靠的“左派学生”，而何方方等人则被划入“右派学生”之列。何方方与同班六名干部子女对工作组的种种做法非常不满，又从内部小道消息获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的上层出了问题，加之《人民日报》6月6日社论明确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于是在6月20日联名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这份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扬言：“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惟一准则，谁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不管他是什么人，他的后台有多大，他的魔爪有多长，他的伪装有多么隐蔽，我们都要把他揪出来，砸个粉身碎骨。”大字报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主要不在于它对工作组进行了一连串猛烈攻击，而在于它的矛头明目张胆地指向了工作组的“后台”。既然工作组是在刘少奇直接关照下派驻的，刘平平又是工作组中唯一一名学生成员，所谓工作组的“后台”究竟指谁也就不言自明了。
大字报立即被反映给刘少奇。刘指出：何等人“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随后，何方方等人不断受到大批师生的围攻和有组织的全校性批斗。直到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各校工作组撤出学校，何方方等人才重见天日。
###以后，何方方担任了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中学红代会常委、市革委会委员等职。但她不安于充当抛头露面的“学生领袖”，招摇过市，而是奔走于内蒙包头、山西太原等地，积极参与当地的造反派活动，1967年秋才回到北京。9月，她听说曲折等人筹备往内蒙草原插队落户的消息，立即行动起来，着手本校上山下乡的发起和组织工作。她认为：当红卫兵造反的使命光荣结束后，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边疆插队落户，是摆在自己面前的一条最为革命的道路。在学校的一次会议上她明确告诉大家：准备到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在校内不进行公开动员，完全依据自愿原则，谁愿去谁报名。同时强调草原条件非常艰苦，去了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要在那儿插队落户扎根一辈子。她说，“我们要做一颗红色的种子，在内蒙古大草原生根、开花，永远同草原上的贫下中农同战斗，共呼吸。”《紧跟红司令毛主席奋勇向前——记优秀的红卫兵女战士何方方》，《红卫兵报》，196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