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憧憬的明天”，明天者即资本主义复辟也；“一定会到来”，即资本主义的明天一定到来，充分###了希望资本主义复辟的迫切心情。可谓反动透顶南京市法院：《关于任毅反革命申诉一案的复查结案处理报告》，1978年8月10日。此件为任毅先生向笔者提供。。“###”中有些办案人员一味穿凿附会、上线上纲的“本领”，从上述审讯内容中可见一斑，而多少冤、假、错案也就经过这些人轻而易举地锻成。
任毅在乡期间曾说过：“现在学生天天学政治学毛主席语录，学不到文化知识，是挂名的中学毕业生，今后中国科学技术靠他们怎么行？”“美、苏宇宙飞船上天，我是十分关心和羡慕的，人家都到月球上去了，我们还在一锄一锄地干活，太落后了。”这些为祖国的前途担忧，对极左路线摧残文化、教育事业的罪行深表不满的话，都被办案人员作为认定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证据。
1970年3月21日，《新华日报》社革委会向江苏省委呈送了关于《家乡》“出笼”的专题报告，并拟定了批判《家乡》的报道计划。与此同时，对任毅在本市范围内组织批判会数十场。从入狱到8月3日被判决的5个月中，他3次被拉去在公判大会上为死刑犯“陪绑”。在当时那种滥开杀戒的恐怖气氛中，足以使所有“陪绑”者有一种末日将临的感觉。因为他们事先并不知道，在同遭厄运的人们中究竟有谁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0年5月20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市委呈送的《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中称：任犯出身反动家庭，长期收听敌台广播，散布反革命言论，污辱宝书、宝像（这里指毛泽东的书、像），发展到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流广毒深，罪大恶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研究判处现行反革命犯任毅死刑，立即执行。6月6日南京市委研究何意市公检法军管会意见，报省委审批。至此，任毅的性命已处在高悬的达摩克里兹利剑之下而危在旦夕。所幸者，省委在批复中决定判处他十年徒刑，并于8月3日的公判大会上宣布。在那个草菅人命的年代，这简直可以算是一个轻刑了。
按照“###”办案“走群众路线”的惯例，任毅的案子也曾放到群众中“讨论”，得出的一致意见却是“该杀”。不应该忘记，当遇罗克、张志新辈志士仁人的案件在交由群众“讨论”时，也曾受到同样的“判决”。在专制主义淫威的镇慑下，几乎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自顾尚且不暇，又怎能顾及他人？！专制主义窒息了人们的良知，同时也就使他们变得自私、麻木，多少暴殄天物的罪恶得以假“群众”之名以行。“###”留下的这个教训，是很沉痛的。任毅后来之所以被判刑十年，据说是因为省委主要负责人考虑到他年纪轻，经历简单，并亲自作了批示。此后，任毅在狱中备尝苦难，1979年才重见天日。
“一打三反”运动，将无辜者的青春乃至宝贵的生命打得粉碎，而极左路线的肆虐，并未因这场运动的结束而收敛。在以后的年代里，各地发生的政治冤案仍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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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字狱”（1）
二现代“文字狱”
在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了防止和###知识分子的反抗，往往故意从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叫“文字狱”。统治者大搞“文字狱”弄得人人自危，清人龚自珍《咏史》诗中因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之句。“四人帮”兴起的现代“文字狱”，至少在涉及范围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以无辜群众为对象，而不管你文化知识的多或少。一些知识青年，也遭其荼毒。
（一）王亚卓致书黄帅
这起冤案的导火索是报纸刊登的一封小学生的来信。1971年，“四人帮”炮制了流毒深广的“两个估计”，全盘否定“###”前17年的教育工作，把广大知识分子说成“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认为教育领域“右倾复辟势力泛滥成灾”。从此，学校的教育工作者被戴上了“紧箍咒”，终日谨小慎微，逆来顺受，举手投足之间仍不免获咎。
1973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小五年级学生黄帅因与班主任有隙，经家长捉刀代笔，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信中用夸大的语句叙述了与班主任发生矛盾的缘由，末尾反问道：“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发表了她的信和日记摘抄。日记摘抄是报社按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摘编而成。这个材料先是刊登在《北京日报》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当时控制国务院科教组的“四人帮”心腹迟群、谢静宜见到后，如获至宝，立即接见了黄帅，并由谢指令《北京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北京日报》编者按说：“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努力作战。”编者按还耸人听闻地提出：“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
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北京日报》发表的黄帅来信和日记摘抄以及编者按，又另加了篇按语，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并提出“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此后，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广为传播。一个被极左派所利用的黄帅在经过官方喉舌的大力吹捧下成为红极一时的“反潮流典型”。
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于是，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中迅即掀起一股“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有些地方还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在这股浊浪的冲击下，学校为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所采取的措施，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严格要求，统统被指斥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教师被迫作检查、受批判；一些学校又陷入“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一些学校桌椅被拆毁，门窗被砸坏，玻璃被打碎，学校财产遭到损坏。所有这一切反常现象，不能不引起社会上的强烈反响。。 最好的txt下载网
现代“文字狱”（2）
1974年1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的三名知识青年王文尧、邢卓、恩亚立在闲谈###同流露出对黄帅所作所为以及新闻媒介藉此煽风点火的不满。他们认为，对黄帅的赞扬加剧了师生间的对立，学生动不动就给老师提意见，简直成了“学道尊严”。而且，《北京日报》不应该登这封信。于是他们决定以3个人的名义给黄帅写一封信，阐明自己的观点，对黄帅进行教育，替老师们说几句公道话。他们天真地认为，即便不能说服黄帅，也可以在报纸上展开辩论，完全没有想到此举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
1月14日，由邢卓执笔写就了给黄帅的信。信中写道：“看了报纸上你的信和日记，我想了许多问题，归根一点，对于你的信和日记中所反映的问题，觉得未免有些逼人太甚！”“老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那么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吗？”“你的信和日记，细分析起来，很多地方不通理，关键是矛头指错了。”“请设身处地地为老师们想想吧。他们大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革命后一代努力地工作着。”“他们多么希望同学们满腔热忱地协助搞好工作啊！他们欢迎的是诚心者，不是‘造反派’，不是师长式的学生。”信最后说：“我们要看的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不是看指责老师的文章，有些老师在认识问题上可能有错误，在路线问题上他们没罪，有罪者是刘少奇、###一类骗子。”《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4日。信末落款：“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王亚卓”系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作为笔名。
1月29日，王亚卓收到了黄帅的回信。信中的口吻是比较谦和的，表示从对方的来信中得到了“教益”，对提出的意见和批评“正在认真考虑”，并希望进一步展开讨论。谁知这些表示只是“虚晃一枪”。黄帅父亲在接到王亚卓给其女的信后立即复写了两份，将其中的一份直接寄给科教组负责人迟群。王亚卓的信既对小学生黄帅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又对极左派教唆煽动学生以“反潮流”为名，破坏师生关系，破坏教学秩序的卑劣做法进行了谴责，因此触怒了迟群。他在信的第一页上批道：“有反革命，还要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在后面一页上又批：“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内蒙古青年》，1978年第11期。一句语就将王亚卓的信定为“反革命”性质。
紧接着，他们通过《人民日报》，精心策划了以黄帅名义发表的复王亚卓的公开信。1974年2月7日，《人民日报》将《公开信》、本报编者按语，连同王亚卓的来信呈送“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审阅。后者当即批示：“拟同意发表黄帅驳王亚卓的公开信（王亚卓的信的主要论点已有，可不发），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也有力。”其实，这封所谓“公开信”并未反映王亚卓信中的主要观点。王亚卓信中反复强调要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