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
三是缩小了下乡范围。过去上山下乡的动员对象几乎包括所有城镇户籍的中学毕业生，至此明确提出，矿山、林区、三线企业、小集镇和一般县城，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仍属此范围的有190个大中城市，城市人口在10万以上）。并且宣布有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搞上山下乡。经此调整，国务院知青办曾估计下乡人数可比前两年减少一半。1978年全国各地计划下乡60万人。年底统计，实际下乡人数48万人国务院知青办编：《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第14页。，只相当上一年下乡人数的28％。
第二，改变了安置办法。
由于实行上山下乡的出发点由以往的组织青年“接受再教育”转变为办事业，创财富，因此，提倡在农村广开门路，集体安置，主要是创办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农副业基地。鉴于插队办法利少弊多，提出对知青点逐步整顿收缩，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办成社队企业或独立核算的知青场、队。文件明确宣布，“今后不再搞分散插队”。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的召开（4）
第三，逐步解决在乡知青的问题。
对于在乡的860万知青，主张在稳定的前提下，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实事求是地逐步解决他们的问题。
1插队知识青年中，确有实际困难不易解决的，要在城乡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逐步安排他们从事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工作。
21972年底以前下乡插队的130万老知青，优先安排，计划在1978年至1979年内基本上调回城镇安排工作。
3插队的45万已婚知青，原则上就地就近通过社队和县办企事业，安排有固定收入的工作。
4跨省下乡的51万人，大多是老知青，由动员城市与安置地区双方协商，共同负责安排。
5对在国营农场的160万知青，采取稳定方针，同时也开了几个调出的口子：一是有实际困难的，可以商调回城（类似病退、困退）；二是父母退休、退职，可以回城顶替；三是农场劳力多余，可以协商“调工”。
第四，保证统筹安排的几项重大措施。
1为了支持各地广开就业门路，把大集体企业的劳动指标，下放到省、市、自治区自行掌握。这在劳动政策上是个大变化。
2为了积极扶植发展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农副业基地，规定在1985年以前实行“三不政策”，即不交税，不上缴利润，不担任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
3粮食供应上提供便利：知青场队口粮水平过低的，由国家统销粮中给予补助；从事林、牧、渔业生产和经济作物、外贸加工的知青场队，口粮达不到自给的，由国家补助；城市扩大就业，多安排一些青年，商业部提出“粮食服从政策”。
4停办“五七”干校，可以转作安置知青的基地。
5国家原则同意在以后若干年里，下乡人数虽逐渐减少，10亿安置经费不减，重点支持办好知青场队。
6为了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要求各地健全知青领导小组；知青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各级知青办仍由党委或革委会直接领导；县级知青部门不撤不并。
第五，其他一些重要措施。
1关于下乡知青的选调，对于留城青年和下乡知青应当统筹安排。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都可以从下乡知青中招工。招工时，要进行考核，择优录取。从下乡知青中招工，要在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领导下统筹安排。合理解决下乡知青招工后的工资待遇问题。参军的下乡知识青年，退伍后不再回农村插队，原则上由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也可由原征集地分配工作。
2经费问题，1973年政策规定，全国各地的知青，平均每人安置经费将近500元。新政策改为，到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知青点的，南方各省每人补助580元（原先480元）；北方各省每人补助600元（原先500元）；到牧区的每人800元（原先700元）。均在原标准上提高了100元。此外，对下乡知青探亲路费，也根据具体情况，做了优于以前的调整。
综上所述，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基本上是一次成功的、务实的会议。它进一步消除了长期以来极左思潮对上山下乡工作的影响，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决定调整上山下乡方针，中止使用插队落户这一安置下乡知青的主导形式，改为举办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农场和工厂；同时在城市中广开门路，为扩大留城面、缩小下乡面创造条件。它宣布对广大插队知青，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积极妥善地予以安排，给这部分青年带来了返城的希望。这次会议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成绩虽然作了过多的肯定，但它宣布缩小上山下乡的规模，并许诺“将来不搞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的观点，都给全国人民首先是广大知识青年传递了上山下乡运动行将收场的明确信号。事实上，早在这次会议召开以前，关于上山下乡政策要收的小道消息在知青中已不胫而走。会议期间，北京等城市均有下乡知青为要求返城、就业举行静坐、上访、请愿。因此，等不到会议文件贯彻落实，一个空前规模的知青返城风潮在各地拔地而起。
前奏（1）
第十三章震撼全国的返城风
第十三章
震撼全国的返城风
1978年以后，由于国家对上山下乡政策做了重大调整，下乡人数急剧减少，大部分中学毕业生被允许留在城市，等待升学和就业机会。国家为改变上山下乡做法所做出的努力，还使一批在农村插队落户多年的老知青终于返归城市，但是，当这些青年为自己的归宿庆幸不已的同时，大部分原先下放到农村的青年仍旧滞留在当地，他们继续为自己的命运而苦恼。当时，国家的整个经济形势还比较困难，各大中城市无不受到沉重的就业压力，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近1000万下乡知青的返城和就业要求。结果，1979年前后，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请愿和哄闹政府机关的事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把它称为“爆炸性的问题”。由于各地知青都把“返城”作为基本的诉求，所以这次席卷全国的风潮又被称为“知青返城风”。
一前奏
俗话说：“月晕知风，础润知雨”，1978年上半年，知青“返城风”的前奏已在各地悄然兴起。
迹象之一，知青病、困退人数激增。1978年春，各地响应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相继放松了下乡知青病、困退的限制。有些大城市还进一步简化了办理病、困退手续。如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和天津市公安局向接收安置过本市知青的各省、区发出了关于商洽“病返”、“困退”简化手续函，提出今后办理本市知青“病返”、“困退”，公安机关不再签发准迁证，只凭市知青办发出的病、困退通知书即可办理有关手续《甘肃省志？农垦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此通知下达后，立即在一些省、区的天津知青中掀起“病退返城风”。1978年5月哈尔滨市郊区插队的天津知识青年3300人，除了不在点的青年外，都填写了身体检查登记表，等待体检。其中香坊区已于4月1日体检了182人，除4人无病不能办理外，其余178人，均拟病返回津黑龙江省知青办：《情况反映》第1期，1978年5月20日。。这样集中地、成批地办理病退返城，很快在知青中引进连锁反应。该省爱辉、孙吴、逊克等县插队的上海知青也兴起病退风。如地处边疆的爱辉县，原有上海知青1800多人，在很短时间里就有500多人办了病返手续。其余的人如坐针毡，为活动“门路”大批返沪。不少青年点的食堂停办，鸡、猪卖光，无法维持正常生产。
1978年春，各地国营农场也拉开了病、困退返城风的序幕。特别是内蒙古地区国营农场管理局，“掌握病退、困退特别松”，有求必应，以致引起动员城市的不满国务院知青办：《情况反映》增刊（2），1978年3月17日。。黑龙江国营农场给知青办病退，最初在人数上限制很严，有的连队只发六张病退表。因为这是属于没有门路的平民子女的返城之路，竞逐者自然很多。有关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层层设卡，许多知青碰壁之余只好“望洋兴叹”。一些阻挠知青返城的干部因此激起民愤，有的受到意想不到的报复。《红楼梦》有诗云：“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寻找各自门。”有门的早就想方设法参军、招工、上学，远走高飞，没门的只能寄希望于病退、困退。 。。
前奏（2）
1978年下半年，在辽阔的黑龙江国营农场，知识青年办理“病退”手续，已形成疯狂的高潮。数不清的知青拥挤在各级医院里，跟医生软缠硬磨，涕泪交加，逼着要诊断书。不少医生根据“上供”（贿赂）的多少和私人关系的深浅，决定是否开诊断。知青把“病退”说成是“路退”。谁有路谁回家，谁有本事谁就能开出有病的诊断。最“有路”的多是干部。军川农场某知青在信中说：各连有路子的知青拿出早已准备妥当的诊断书，经场医院象征性的统一体检，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仅机关知青中就有23名（全部为党员）申请病退，并全部填了表。据说这些交际甚广、路道极粗的人们，有些在报名当天上午还没有病历和病史，下午竟奇迹般地开出了诊断书军川农场北京知青明州：《亲爱的党，亲爱的祖国，救救我们吧！》，1978年11月25日。。
“病退”犹如山洪暴发一般来势凶猛，严重影响到知青的正常生活和工作。许多知青精神恍惚，整天像苍蝇一样乱碰乱撞。有的用自己几年节衣缩食的积蓄送人情，贿赂医生和干部。没有路子、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