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市，2月7日发生了严重的聚众闹事事件。据报纸披露，这天下午，在繁华商业区和平路人民商场附近，聚集了许多闹事者。他们###起哄，推翻马路中心的岗台、便道的垃圾果皮筒；拦阻往来车辆；和平路、滨江路一带的交通为之断绝，附近商店被迫停业关门；闹事者还推挤、侮辱过路行人，受害者达百人之多。这起事件被称为“一起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严重事件”《天津日报》，1979年2月15日、21日。。
从上述情况可以得知，1979年春节前后，返城风冲击了一系列城市。卷入这股风潮的成分比较复杂，除下乡知青及其亲属外，还包括城市待业青年、已在外地就业的知识青年，至少在某些场合，少数流氓地痞混迹其间，伺机滋事。这样一来，就加剧了局势的动荡，并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为了刹住变本加厉的返城风，制止越轨行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2月19日，###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安定团结的通知》。接着，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相继发布关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通告》或《布告》。规定，######必须听从民警指挥，不准拦截火车，不准冲击机关，不准煽动闹事，除指定地点外不得在公共场所、建筑物任意张贴标语、海报、大字报，不准印制出售反动书刊画册。违者，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拘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人民日报》，1979年3月26日。。通知的颁行，对防止再度发生卧轨之类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事件是起到很大作用的，但知青为争取返城而展开的宣传、请愿、###等活动，却仍旧一波连着一波。
城市飓风（4）
（二）风波再起
1979年6月下旬，因上海市有关部门宣布停办农场知青病退、困退回沪工作，引起新的闹事浪潮。市里几乎天天都有知青###、宣传，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三四百人。这些知青包括两部分来源。一部分来自市郊农场。市郊农场原来实行“进进出出”的方针，自1972年起每年都有万余名知青调回市里，同时接受新下乡知青，知青情绪比较稳定。1978年上海市委为了优先安置本市在外地插队的知青，暂停了市郊农场的招工上调工作，农场知青的思想开始波动。1979年春节前后，上海市实行顶替政策，市郊农场的27万知青职工一下子顶替走了12万人，剩下的知青动荡不安。6月宣布不再招工上调后，许多知青认为返城无望，情绪波动更加强烈。有的知青抱怨“社会太不公平了，干部子女###了，上调就不搞了”。由于绝望，有的精神失常，被送进医院。在消息传开的一个多月中，各农场陆续有人自杀。怠工、###现象迅速扩大。回城闹事的也在增加。
闹市返城的另一部分知青，主要来自黑龙江、新疆和云南国营农场。他们中间，有从黑龙江回沪交涉病退或者等待商调的；有从云南回沪交涉病退、困退或退职回沪的；还有少数已婚的插队知青和一些与京津知青结婚的农场知青。这些知青表示不满，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部门的工作没有做好。如与京、津知青结婚的上海知青的安置问题。开始，上海市委派代表赴京、津协商，商定各市知青由各市自行负责安置，以后再逐步商调。京、津两市都按协议安置了与上海知青结婚的本市知青，但上海市后来又不同意这些青年调沪。于是，这些上海知青因爱人已离开农村，自己带着孩子，无法维持生活。又如1978年底云南农场知青一哄而回。云南水利二团干脆给每名知青发300元退职费，将3000名知青全部退回原省市。尔后，四川和北京都安置了本地子弟，上海市却不同意安置。当这些青年中有人要求重回云南时，云南又不收。这些青年说：“同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为什么有两样政策？”
这一时期的知青请愿活动，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1）从分散到联合。以往，不过三五成群，分散活动，没有组织，至此趋向于联合，成立了“知青遗留问题联合委员会”；每个区设立了联络员，募集到一定经费；每次活动，先在区里集中，然后奔赴指定地点。
（2）着重于宣传，扩大影响，争取舆论同情。如有的知青采用乘车不买票的方式，向售票员和乘客诉说他们的困难；他们要求每个知青动员一名家长加入行动，年岁越大越好；他们还扬言要天天组织活动，直到市委领导主动去找他们谈判。
（3）为了解决生活费来源，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组织去安徽、浙江、广州或上海远郊区长途贩运副食品；组织人从事木匠、修理五金用具、编结绒线、刺绣等手工活；或做小买卖。据说，也有个别人搞违法活动的。
针对知青要求返城的强大呼声，有关部门也提高了宣传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调门。1979年6月15日，复刊伊始的上海《青年报》在“志在四方，重返边疆”的标题下，刊登1957年周恩来为祝贺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该刊的题词。1957年12月，周恩来得知上海有4500多名青年上山下乡，曾专程赶到上海郊区，探望插队学生，并应上海《青年报》的要求题词。题词中希望知识青年“在同农民共同劳动和过集体生活中，建立起自己的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把自己逐渐锻炼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集体化农民”。该报在为此发表的评论中称：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上海青年没有辜负毛主席、周总理的期望。在两百多万（这一数字应包括部分郊区农村青年）奔赴边疆、内地的青年中，涌现了一大批像杨永青、鱼珊玲、顾雪妹、梅继林那样的先进人物。该报呼吁那些不符合政策回沪的知识青年“迅速返回自己原来的战斗岗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慰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 。。
城市飓风（5）
几个回沪就业后又要求重返边疆的知识青年顾生发、陈静芳、钟洪森等人，被树立为新楷模。1979年3月上旬，陈静芳从贵州湄潭茶场回沪，顶替父亲进了工厂。据报道，她返城以后，目睹有些人一味从个人利益出发，刮起“回城风”，给上海造成不必要的困难；有的人为了达到回城的目的，不讲最起码的道德风尚，抛弃恋爱多年的对象等社会现象，颇为气恼。陈静芳原与一个当地青年缔结恋爱关系，为了返城，只好舍他而去。返城以后，又为此懊悔不已。最后，她考虑再三，决定不能给国家增添麻烦。于是放弃顶替，重返第二故乡，在那里安家落户上海《青年报》，1979年6月15日。。
钟洪森是上海市六九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到云南省景洪农场，成为一名割胶工人。1978年底，农场刮起“回城风”，他曾“带头参加闹事”。第二年3月，离开了云南。回沪后“整天待在家里，心中非常苦闷”。他在表示重返边疆的决心后曾这样写道：
有人讲我会后悔。要说后悔，那就是去年年底“回城风”中我参加闹事，做了一件对党、对人民都不利的事。我要拿出实际行动来改正这个错误，返回云南，建设边疆。上海《青年报》，1979年6月15日。
其实，许多知青在返城前后的心态都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因返城夙愿终于实现，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对那些关心、帮助过自己或在艰辛岁月里共患难的农民，在感情上又难以割舍。但对绝大多数知青而言，这种感情上的依恋远不足以构成他们脱离农村的羁绊，当然也有个别青年，返城后已难以应对人生道路的新挑战，他们或者在喧嚣的都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或者在农村文化长期熏陶后无法适应城市文化的氛围，或者在求职、住房等方面屡受挫折，或者竟是与农村的恋人旧情难断，或者基于其他什么原因，反正是“心里非常苦闷”，最终选择退回农村的道路。这样的知青，在整个群体中无异于九牛一毛。纵然如此，人们也应该理解他们的处境，尊重他们的选择。不过，这种尊重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否认大多数知青同样有重新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
更可笑的是，有的报纸为了宣传上的需要，不惜对来稿削足适履，任意剪裁。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79年3月7日上海某报刊登了本市知青、当时在齐齐哈尔电视台工作的章琦的一封来信，题名为《我要继续战斗在大兴安岭》。章琦阅后大为不满，为此先后给报社和###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问题。他在致报社的信中说：
今年三月七日，《××报》在一版发表了署我名的一封读者来信，一看标题，我的心就凉了半截，看完全文，我的心就全凉了。
我不得不遗憾的指出，贵报编辑这样想当然改稿做法，是实在要不得的。不能为了宣传就不顾事实，随意改写，这对党的新闻事业会造成严重的损害。请你们把我的原稿和报上发的稿核对一下，里面几乎没有我的原话了。我真难以相信，这篇稿是我写的。容我直率地说，这是一篇编辑摘取我稿中的只言片语，凭“合理”的想象编造出来的稿件，此稿违背了我的原意，并与客观事实不符。
在我的原稿中，根本没有“我要继续战斗在大兴安岭”的字样，连这个意思都没有，可是这句话不仅成了标题，而且成了文章的中心思想。我原稿说：“按照有关规定，我爸爸已向厂里提出了申请，厂里已经把申请报上去了，不久就能批复。”可是编辑却改为：“父亲的厂里也同意招收我进厂，只等我作决定了。”我原稿根本没说：“但是一想到就要告别生活和战斗了十年的大兴安岭，心中又有点舍不得”，“大兴安岭比上海更需要我”，“于是我决心继续战斗在大兴安岭”等等。我原稿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主要是劝说知识青年别闹事，要珍惜安定团结局面，要往远看，要向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为了表明我的决心，我决定不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