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秦暮楚周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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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秦暮楚周佛海-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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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周佛海的《自序》,甚至将他诬蔑共产党的文字也不加删除,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如实地暴露周佛海著作《三*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的目的。其目的不过是歪曲孙中山先生三*义思想的本意,假借三*义,反对共产党人所主张的*主义。
  第一,周佛海在大谈所谓的三*义时,根本不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的新生,国民党在组织上的发展,以及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国民革命的胜利,都是由于执行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结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声明:“国民革命的运动,必特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农夫、工人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主办《新生命》(4)
但是,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之后,却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工农群众的组织,如工会、农会被取缔,工农领袖或被屠杀,或被投进监狱,工农群众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中所获得的权利都被取消;一切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活动和斗争,都被禁止和遭到*。工农大众以至各阶层民众,依然处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之下。于此,哪里有任何民权、民生和民族平等的三*义可言?
  第二,周佛海以所谓主义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否认*主义真理的普遍意义,叫嚷*主义不适合于中国。他诬称,*主义是“舶来主义”;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性,而不能行一个完全同一的主义,因此,“就不应该生吞活剥或削足适履的盲从舶来的主义,也不应该妄思踖等的梦想实现将适用的主义”。他说,这首先是因为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社会所发生的问题,不一定完全一样。各时代,各地方都各有特殊的环境,所以都各有特殊的问题存在。即使是发生的问题是一样的,虽然有其共同性,但是也各有其特殊性,所以适用于一时代一地方的主义,不必适用于别时代别地方,“列宁的共产主义,最大限度,也不过适用于俄国。”
  同时,由于主义具有“排他性”,因此同一时间和空间,不能行两个以上的“主义”。如果同一时间,同一空间行甲、乙两种不同的主义,结果,不是甲主义消灭乙主义,便是乙主义消灭甲主义。“一定内容,一定性质的问题,在一定时间,一定地方,只能拿一种内容一定,性质一定的主义去解决”。否则,拿两种内容不同,性质各异的主义,“去解决一个性质一定,内容一定的问题,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既是勉强做去,效果上一定生出纠纷。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两种主义中的一种,排出别一种,自己去解决要解决的问题。”
  按照周佛海的逻辑,既然*主义是由别国产生的主义,当然是在排斥之列。照他的话说,便是“在中国这个地方,在现在这个时代,除却三*义之外,就不应见异思迁的信仰别种主义。”他宣称,由他解释篡改的“三*义,乃是唯一的革命原则。”48
  第三,周佛海以所谓全*义和渐进主义,反对*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声称:三*义的民权主义,不是求一阶级、一民族的民权,在求全民众,全世界的民权。所以他在近世的*主义之中,成为最进步、最完全的主义。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问题,周佛海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正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无产阶级也走上了成长的路程,然而都还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状态。在中国虽有阶级的区别,而阶级悬隔,不甚厉害,只有大贫和小贫的不同,没有大富和小富的区别。“所以阶级之间,没有显然的,全部的意识的和政治的阶级斗争”。所以阶级斗争,在中国“此路不通”。49
  他说,三*义的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便是民生。三*义的根本作用,便是解决民生问题。排除民生的障碍,保障民生的安全,充实民生的内容,促进民生的问题上,这便是三*义的唯一的根本作用。他宣称:共产主义主要在解决分配问题,而民生主义则同时解决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在解决的方法上,不是采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而是“以和平的,渐进的方法,谋经济组织的改良。”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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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侍军旅(1)
蒋介石由于汪精卫促其复职的提案,被四中全会预备会议通过,于1928年1月4日由上海赴南京主持大计。1月9日,蒋发表通电,宣告复职,并负责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事宜。但是,汪精卫却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广州暴动,受到桂系的攻击和特别委员会的通缉,而被迫亡命赴欧;胡汉民、孙科、伍朝枢一派,也因与蒋介石无法合作,不得不于1928年1月25日,以出国考察为名,离上海赴欧美;西山会议派的张继、居正等,也先后赴日本。这样一来,蒋介石由于其对手一一离开,轻而易举地成了国民党的当然领袖。
  1928年2月2日,在蒋介石的操纵下,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在这次全会上,蒋介石不仅当上了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而且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主席。2月23日,经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推蒋介石为中央党部组织部长。3月7日,又推蒋介石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这样,经过四中全会,蒋介石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成为国民党内最有实力和具有最高权位的人物。而周佛海则作为蒋介石的得力亲信,追随其左右。
  一朝天子一朝臣。蒋介石复出之后,排除异己,大量安插亲信,派周佛海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比起政治总教官来,官升一级。当时,周佛海正在上海编辑出版《新生命》月刊,著书立说。他说:“在上海正干得起劲,真不想到南京去重弹旧调。以后因为命令既不可违,友朋又复相劝,所以把《新生命》月刊,带到南京来编,重复穿起军装,挂起皮带,去过半军人半文人的生活。”51
  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开始第二次北伐。当时国民革命军共有四个集团军,即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总司令的二、三、四集团军。四个集团军同时并进。6月3日,在占领沧州、河间后,分三路由京浦、京汉、京绥等线,大举向北京、天津全面推进,逼进北京郊区。面对如此形势,占据北京的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无可奈何,不得不于6月3日退出北京。6月5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各路北伐军会师北京。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宣称,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告成。6月20日将北京改为北平。
  北京是历代古都,又是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灵榇暂厝之地。蒋介石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自居的;为了表示继承孙中山的遗训,并以此压服其他各派,确立和巩固其领袖地位,所以在北伐完成后,决定在北平举行四个集团军总司令祭奠孙中山的盛典。
  在北伐进军时,周佛海因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所以没有随军出发。蒋介石由于要到北京举行祭奠,所以除要一些武将随其前往外,也要一些文人,为其舞文弄墨。为此,指定邵力子、陈布雷、陈立夫和周佛海随行。
  6月26日,蒋介石偕吴稚晖、陈布雷、邵力子、陈立夫、周佛海等人,由南京乘军舰逆流而上,28日到武昌。7月1日,由汉口乘火车北上,经郑州先到保定。一行浩浩荡荡,沿途接受各地军政长官的迎送,好不威风。蒋介石是在保定会见白崇禧等前方各路总指挥后,再到北平西山碧云寺的。周佛海与其他随行人员,也都随节住在碧云寺。
  7月6日,各集团总司令、各路总指挥齐集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奠大礼。蒋介石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襄祭。哀乐过后,由蒋介石献花圈,行三鞠躬礼。然后由第三集团军总指挥商震代表蒋介石宣读祭文。内称:维*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香山碧云寺,致祭于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之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随侍军旅(2)
周佛海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时国父灵寝,仍在西山。遂举行祭灵大典。报告北伐完成。记得读祭文的,是当时第三集团军之下的总指挥商震,一口北京口音,声调抑扬,很能动人。”52
  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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