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水库挖水渠，他挽起裤腿，就往冰碴子的水里跳，他盼望早日实现书记的话。后来，公社号召大炼钢铁。农民不种地，干工人的活，他眼睛瞪得溜圆还是糊涂。看着耗费成千上万人几个月时间，炼出来的一块块除了扔掉没有任何用处的蜂窝钢，他更加糊涂。那年秋天分全年的口粮：每个劳动力５斤小米面，每户两袋子苞米面，还有一些甜菜缨子、白菜帮子以及一些谷糠。乔维业心里明白，要挨饿了。那一年，全村家家户户都吃菜团子喝稀糊糊，人人都面黄肌瘦。
村民吃饱肚子还没有几年，“文革”就开始了。革命委员会下派工作组到村里，整天要求斗地主斗富农批“林”批“孔”还批“走资派”。乔维业心里清楚，粮食是种出来的，不是批斗出来的，没有粮食，还得像当年那样挨饿。他死活坚持辞掉了队长的职务，三更草五更料地给生产队喂牛马，把那牛马伺弄得膘肥体壮。只要乔维业一到牲口棚，它们就冲他叫个不停。
１９８３年，分田到户。乔维业再一次分得了土地。他又扛起当年的老锄头，下地了。那年，他已经７３岁。
他共有５个儿子，１４个孙子，９个曾孙子。这些，都是他的宝贝，除此之外，还有伴随他一生的锄头，他喜欢边搂在怀里用结满老茧的双手抚摩，边看曾孙子骑着小自行车小燕儿一样地在他眼前飞来飞去。
最后的酋长（1）
２００１年春节前４天的半夜，玛利亚·索的营地。
睡梦中的我被一阵激烈的吵嚷惊醒，我翻身摸刀。这时，柳霞跌跌撞撞地进了帐篷，我似乎听到她在喊：“舅舅，有人冻伤了！”我忙问：“谁冻伤了？”在这零下４０多度的苦寒之地，每年醉酒冻死冻伤的大有人在。还在喝酒的何英军不慌不忙地说：“是有人喝醉动枪了，李哥你睡吧，没事，让我去收拾他们这帮小瘪犊子！”他是玛利亚·索的老儿子，也是帐篷里长辈。我倒头就睡。我清楚，到了大山林，一切由命。帐篷里外都有半自动步枪，每个枪膛都顶着子弹；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猎刀，每把刀都锋利无比。
不一会，外边传来厮打声，转瞬之间，又恢复了黑夜一样的沉寂。过了几分钟，何英军回到帐篷，他问我冷不冷，然后平静地说：“没事儿了。”又继续喝他的酒。我问何英军几点了，他说，放心吧，误不了事儿。他们承诺，次日领我上山拍摄驯鹿。看看他们醉眼朦胧的样子，再看看大半桶白酒，我真的担心起来。
他是从中午我来的时候一直喝过来的，他的舌头，早已发硬。他不时地放下酒瓶子，往炉子里添加木头，尽管外边是零下４０度左右的严寒，帐篷内还算温暖。我记得自己是在傍晚时分醉倒的。采访完玛利亚·索老人之后，维佳赶紧把自己珍藏的１０斤白酒，拿了出来，热情地请我喝。何英军也张开双手，邀我同饮。我知道那酒是维佳准备过年的，就连他的姐姐柳霞也很难从他的手中要出一两酒来。我盘腿上床开怀畅饮。跟猎民交往，需要用心换心，他们憎恨虚伪。玛利亚·索老人怕我饿着，又让她的儿媳为我送来连她自己都舍不得吃的方便面还有面点“格列巴”（馕）。玛利亚·索老人一辈子都在山上度过，是猎民中惟一不会说汉话的老人。两大碗酒下肚，我头晕目眩，打过招呼，就和衣倒下了。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起了床，我担心的场面果然摆在了眼前。他们都醉卧床上，横七竖八。柳霞自告奋勇，拉起失望呆立的我奔山上走去。积雪没膝，行路艰难，柳霞连续摔了几个跟头。我连忙拽着她回转。她说找不到驯鹿，多丢人。我知道，当年，她醉酒把腿摔断过，至今还打着钢板。我硬是拖回了她。直到中午，大家才陆续醒来。维佳从他自己的帐篷中走出，他的鼻子上粘着胶布，柳霞说弟弟的鼻子被舅舅踢塌了，弟弟嘱咐她不要告诉我。这时，玛利亚·索老人直奔维佳，抬手就是两巴掌，维佳不躲不闪，只是冲她傻笑。从表情上看，玛利亚·索老人似乎很生气，她好像在骂维佳。我问何英军，他没有给我翻译。后来，玛利亚·索老人又冲我喊着什么。何英军告诉我，老人家在喊我吃饭。玛利亚·索是营地的最长者，１９２９年出生，被尊为“部落酋长”，不仅在山上，即便在整个鄂乡，威望都像大山一样高。
或许没有谁能说得清使鹿鄂温克猎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嗜酒的，但他们不论男女多喜欢烈酒可是无可争议的。每逢亲朋聚会或节日，他们都在豪饮之后，跳“篝火舞”。他们的歌声像清泉一样清澈，舞蹈简单而豪放，歌、舞往往同时进行。领唱者哼着歌曲跳动，大家跟随着他翩翩起舞，歌声由低到高，速度由慢到快。年轻人更喜欢野性十足的“爱达哈喜愣舞”（“野猪舞”），人们模仿公野猪搏斗的动作，近乎疯狂地舞蹈，似乎要让胸中那澎湃的激情，在狂舞中迸溅。舞会没有时间约束，跳散为止……
以水的形式存在，以火的方式燃烧的酒，所带来的，除了笑声，还有别的什么。临上山前，当地的一位领导特意给我讲诉了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几十年前，北京某杂志社的一名记者前来采访，一群猎民高高兴兴地接他上山。他知道猎民喜欢白酒，就购买了几大桶，但是他不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把酒拿出来。半路休息，他就拿出了白酒，而且是十几斤白酒。猎民边喝边唱，歌声在山林中飘荡。兴奋的猎民，让他唱歌，面对能歌善舞的猎民，他活像一个尿了裤子的小学生，退缩了。一个猎民愤怒地逼迫他跳舞，他坚决拒绝。最后，猎民开枪了。子弹在他的脚前脚后炸开了花，他慌忙躲避。猎民们开心地大笑，竟然把十几斤白酒统统喝光了，然后抛下他一溜烟地走了。几天后，当地政府找到了他。那时，他已经冻成了“冰砣子”。滴酒不沾的玛丽亚·索老人说，在过去，只有在过节或来客人的时候，大家才喝酒，而现在好多人一年到头就没有清醒的时候。
最后的酋长（2）
历史上的使鹿鄂温克猎民，原本游猎于外贝加尔湖沿岸和列拿河流域，在１７ 至１８世纪，他们才跋山涉水，迁徙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直到解放前夕，他们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族公社阶段。对于他们的称谓，历史上几经改变。
唐代称其为“鞠国”。史书称：“鞠国在拔野古国东北５００里，六日行至其国，有树无草，但有地苔，无羊、马。国畜鹿如羊、马，使鹿牵车，可乘三四人，人衣鹿皮食地苔。”元代，蒙古人把他们叫做“兀良哈”。波斯史家拉施都丁记载：“林木中之兀良哈，盖以其人居广大森林之内”。并且说他们：“衣兽皮，食野牛、羊肉。”还说兀良哈人迁徙时“用野牛（即驯鹿）载其物，从不居森林之外，其居屋以树皮编结之，用桦皮为顶。兀良哈人所居之地，山岳屹立，森林遍布，天时酷寒，冬日常猎于雪中。以名曰察纳之板系于足下。持杖撑雪而行……甚为迅速”。明代，以“野人”蔑称他们。《全辽制》卷九载：“北山野人，乞列迷之别种，养鹿乘以出入”。清代，称使鹿鄂温克猎民为“使鹿部”、“喀木尼堪”、“鄂伦春”。《清太宗实录》载汉人称鄂温克猎民为“栖林”。古往今来，鄂温克猎民一直自称“鄂温克”，即“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玛利亚·索说，他们只认同这个名称。
玛利亚·索还说，驯鹿是天派来的神兽，他们的历史是驯鹿背上驮着的，游走在大森林的历史。她 １７岁那年，嫁给了猎手拉吉米·何。自己娘家陪送了４头驯鹿，加上拉吉米的，当时共有１２头，也成了一小群儿。驯鹿造型奇特，马头鹿角驴身牛蹄，鄂语称“鄂伦”，俗称“四不象”。《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的坐骑就是驯鹿的化身。 驯鹿广泛分布于地球的北半部，目前全世界总数五六百万头。俄罗斯拥有数量最多。在亚洲，仅中国有，在中国，只有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才有。通常驯鹿处于自由觅食的半野放状态，只有割茸和配种时才把驯鹿圈到猎民点。到了冬天，每隔半个月要顺着雪蹄印找一找，夏天的时候，就点燃一些蒿草，让驯鹿回来躲避蚊虫的叮咬。到了晚上，再放驯鹿出去觅食。苔藓、蘑菇是驯鹿的主要食物，猎民每年都要转场。那时，猎民带领几十头，上百头，甚至几百头驯鹿，在林海中缓缓流动，还有鹿铃在林海中悠扬回响……
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中，除了驯鹿，还生长着熊、狍、獐、野猪、水獭、猞猁、山狗、狐狸、灰鼠、山兔、飞龙等飞禽走兽。那是猎民渔猎、畜牧的区域。玛利亚·索的父母都是远近闻名的猎人，她从小也练就了百发百中的功夫。她经常背着孩子，狩猎在茫茫林海。她使用的是叫做“乌得木苦得”的小子弹燧石枪。她把猎到的灰鼠剥皮，然后用松针穿起来，放到火上去烤，浓香就弥漫了。灰鼠肉，是鄂家人重要的食物。
玛利亚·索也像其他鄂温克猎民一样具有明显的外部特征：矮瘦，手脚纤细，头部略呈方形，顶部和颈部较短，脸扁平而宽，颧骨高凸。他们拥有了超常的视力、听力和嗅觉，还有强健的脚力，以及对寒冷不可思议的抵抗能力。他们能仅凭借鹿、熊等动物留下的蛛丝马迹就断定它们的准确方位，通过动物残留的气味就能识别它们的性别，离开的时间以及数量的多少。在零下４０摄氏度的苦寒下，他们能独自在大树上过夜。他们追捕“四不象”时，经常翻山越岭，昼夜兼程。一周、两周、甚至数周，渴了抓一把雪填到嘴里，饿了嚼块肉干，直到“四不象”累得只能坐以待毙。
对于捕获的野兽，当年的鄂温克猎民恪守的传统分配法则是“先人后己”。慷慨，是公认的美德。就连必须的交换，猎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