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辑时延春
20003年6月12日
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
31年国际奥委会执委生涯
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里，能够成为执行委员会的一员就好像成为在一个国家的领导层内部长会议成员一样。我经常把国际奥委会比做一个国家组织机构：每年一次的年会就好像一个国家的议会，执行委员会是政府；国际奥委会的主席虽然拥有很多权力，但仍然受到执行委员会决议的制约。在国际奥委会内部实行的组织方式虽然类似于总统制，但它的领导层是由多人组成的，最终由主席执行政府（执行委员会）的决议。
国际奥委会现行的运作方式是：执行委员会每年举行五至六次会议，因为执委们来自五大洲，所以定时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开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每年一次的全体成员参加的大会不可能解决那些需要很快做出答复的问题和日常事务。而这是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为此，我希望能够尽快进入奥林匹克组织真正的领导层。
墨西哥城于1968年举办了第19届奥运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西班牙语国家承办奥运会的赛事。奥林匹克圣火从热那亚传递到了巴塞罗那，穿过和平之门来到了哥伦布纪念碑下。第一位传递圣火的西班牙运动员是恩里克·邦迪亚。不巧的是一个火炬爆炸了，伤了格雷戈里奥·洛哈，他是前奥林匹克田径运动员，之后又成为一名田径教练员，培养了很多冠军。圣火途经西班牙乘着“公主”号舰艇踏上了新大陆的土地。奥林匹克运动来到了讲西班牙语的美洲大陆，同时也进一步实现了顾拜旦男爵奥林匹克运动普及性的梦想。
从政治角度来看，1968年是备受争议的一年。这一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同年五月巴黎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美国则是更大规模地维护公民权利、反对种族歧视的游行示威活动。但是最严重的事件还没有到来：即将举办的奥运会变得步履维艰，类似于1956年抵制墨尔本奥运会的情况似乎又将发生。而这一次是为了抗议华沙条约组织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然而一次严重的事件给这次本该属于年轻人的奥林匹克盛会蒙上了阴影。我当时和夫人碧蔚丝住在皇家大道酒店，我们清楚地听到了好几声爆炸的巨响，开始还天真地以为是放焰火时发出的声响，几个小时之后我才得知，在三种文化广场发生了一起惨案，一次抗议游行活动被残酷地镇压了，有一百多人在枪击中丧生。鉴于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奥内斯蒂和科勒尔代表112个奥林匹克委员会成员国和各国际体育联合会，向国际奥委会布伦戴奇主席提出了暂停这届奥运会的申请。在墨西哥总统迪亚斯·奥尔达斯的保证下，这届奥运会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下举行。这一系列的事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墨西哥的悲剧也在奥林匹克历史上写下了最惨痛的一页。
在1968年奥运会开幕式前几天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67届年会上安排了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当时有两个空缺的名额，我作为候选人参加了竞选活动。我的这一举动是史无前例的。有些人认为我过于超前了，我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才只有两年的时间，而现在就想竞争一个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席位显得为时过早。但是我认为自己可以提供一些有创意的观点，很多委员也鼓励我去尝试一下。最终的结果是我没能获得足够多的票数，未能当选执行委员。这两个执委的席位分别被法国贵族博蒙特伯爵和在第二轮选举中战胜我的荷兰人赫尔曼·范·卡尔内贝克拿走了。博蒙特从事包括金融在内的多种活动，他同时参加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副主席和执委。最后布伦戴奇当选为主席，基拉宁勋爵当选为副主席。在第一轮投票中我几乎获得了绝对多数票，我当时指望在其他的几个候选人被淘汰之后会有更多的人转而支持我，当时的一切都表明我的当选是很容易的事。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我失败了，遭到了巨大的打击。这是我在国际奥委会生涯中惟一的一次竞选失败。不管怎么样，我从发生的一切中吸取了教训，这是我为人处事的一贯态度。
布伦戴奇主席再一次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任命我担任国际奥委会礼仪方面的负责人，这以前是基拉宁勋爵的职务，他已担任了副主席。从事礼仪方面的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我在委员们之中的影响力。我在工作的同时可以和他们有直接接触，这便于我和他们建立友谊。国际奥委会这一届年会的另一项决定是：把国际奥委会驻洛桑的所在地由蒙特·雷坡斯大街迁到了维迪堡。它是位于莱芒湖畔的一座小型宫殿式建筑。
就这样，两年之后于1970年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年会上，我再一次参加了角逐执委会委员席位的竞争。我从当年在墨西哥的挫折中奋起，最终当选。在阿姆斯特丹的这届年会上，布伦戴奇主席就冬季奥运会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特别是针对冰球和高山滑雪这两个项目。美国的丹佛战胜了瑞士的锡昂、芬兰的坦佩雷和加拿大的温哥华获得了1976年冬奥会的主办权。丹佛虽然获得了主办权，但是由于该城（科罗拉多州首府）公民投票反对，最终放弃了举办权，冬奥会改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举行。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战胜了前苏联的莫斯科和美国的洛杉矶赢得了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
在阿姆斯特丹年会之后，我和巴西人马加利亚埃·帕迪亚、前苏联人康斯坦丁·安得里亚诺夫、日本王储武田恒毅一起加入了执行委员会。我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并且从那时起开始了向国际奥委会主席职位前进的历程。尤其令人感到振奋的是一篇转载在大名鼎鼎的法国《世界报》上的西班牙《先锋报》的长篇文章，文中这样写到：“这一次选举的结果表明，国际奥委会如果尚未决定要自我改革的话，也至少已认识到它自身的不足和实现这一改革的途径……〃此外还把我作为“新人”加以突出报道。
在我兼顾西班牙本国领导工作的同时（我从那时起到1970年10月10日期间一直担任西班牙国家奥委会主席和国家体育运动专员），我把全部的热情和力量都献给了执委会的管理工作。
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我在国际奥委会里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当1974年我的任期结束时，我选择了竞选副主席的职务。这一次没有人再和我竞争了，我顺利地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我的这一任工作到1978年结束，我在雅典卸任。依据规则，我在一年之后才能重新进入执行委员会。我也正是这样去做的。在1979年蒙得维的亚举行的年会上，我又重新进入了执委会。这时有两个空缺的职位，而竞争者也只有两个：罗马人亚力山德罗和我。因为我获得了比亚力山德罗的选票多，所以我的任期是四年，而他的任期是三年。这样的日程安排使我以执委的身份赶上国际奥委会主席改选年的1980年，从而为我进一步了解国际奥委会内部管理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
在我这35年国际奥委会生涯里，我有31年的时间一直担任执行委员。我担任过各种职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借用一个运动方面的比喻：我是汗水浸透了运动衫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在后来的21年里（担任奥委会主席职务，译注），我曾经先后三次连任。1989年9月在波多黎各举行的第85届年会上，我以全票获得连任。梅罗德王子以全体委员的名义说道：“我们对您在这九年的时间里在主席的领导岗位上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您的工作方式和外交技巧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1993年的摩纳哥年会上，为了保证1996年国际奥委会的百年庆典工作不会因为领导层的变更而受影响，大会提议我第二次连任。1997年9月在洛桑举行的第106届年会再一次提议让我连任。2001年7月，我在莫斯科结束了我的任期。我在这座城市开始我的主席历程，又在这座城市离开主席的职位，我对它怀有深厚的情谊。
政治和奥林匹克
历史告诉我们，自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894年成立至今，政治在其整个奥林匹克运动过程中无处不在。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总是反复听到关于不应当把体育和政治混为一谈的论点。对某些人来说，两者就好比水和油：无法融合。事实远非如此。政治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然它也存在于体育领域。政治和体育应该共存并建立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的确，自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起每一次奥运会都是在有关政府的同意和积极参与下筹办的，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其他的途径。奥运会在各国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无论其国家的政治制度如何，从1936年纳粹统治下的柏林，到1980年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莫斯科；不论是在共和制国家还是在根深蒂固的君主制国家都是一样。从东方到西方，百年来我们得以维系的奥林匹克的思想和规则得到了广泛的尊重和接受。我们所受到的抵制（特别是1976年在蒙特利尔、1980年在莫斯科和1984年在洛杉矶三次奥运会上）表明，国际奥委会和相关国家政府进行协商是何等重要。我们必须积极、开放、小心谨慎，始终为奥林匹克运动寻求最佳的协议。在汉城、巴塞罗那、亚特兰大和悉尼几次奥运会上，我们和相关政府当局协商谈判面临的各种问题。最终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找到了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同样，在我任期内举行的五次冬奥会上，我们都成功地营造了和谐的气
氛，并解决了那些政治性问题。正是基于奥运会和政治力量之间这种关系，促使我们建立并加强了和联合国、地区性政治机构（比如欧盟和非洲统一组织）以及直接介入体育运动和青少年教育领域的政府间或非政府机构的合作。历史还告诉我们，每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