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拜访摩托罗拉公司的几位老朋友时，更加深了这一印象。20世纪80年代，当美国的贸易赤字开始上升时，摩托罗拉率先主张在美国继续高技术的生产，通过企业与政府的合作计划来加强美国的高技术竞争力。现在，摩托罗拉的人却告诉我，该公司已经将它的制造和研究开发业的大部分转移到了中国。
我飞到新加坡，在那里他们安排我将会见该国的开国元勋和政府资政李光耀。我认识李先生，是他预见到中国将取代新加坡成为全球低成本制造基地，于是呼吁这个富裕的高成本城市国家采取以新的高技术和服务业为导向的战略。当时他是如何预见到未来的呢？答案是：关心形势。中国的发展比他预计的还要快，而印度主导服务业市场，则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之外。
来到印度，在访问过德里、海得拉巴、钦奈和班加罗尔以后，我得承认我看见的是一场革命——这个国家正在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更激动人心的、更具挑战力的未来，这超出了我原先的想象。在客服中心培训学校的“口音矫正”班里，我听到说英语的印度年轻人正在学习美国堪萨斯州人或加拿大渥太华人的口音。因此，如果你是美国戴尔公司或联合航空公司或者别的美国公司的客户，打电话到客服中心寻求帮助或预订机票时，你会以为你在跟附近某个镇子或另一个美国城市的人通话，你绝对想不到电话的另一端是印度。在海得拉巴，我会见了印度萨蒂扬信息技术服务公司的创始人拉玛林阿，从1972年起他便开始向美国客户发售程序编辑器，当时只签订了少数几个软件编写合同。如今，应客户的要求，他已经全面接管了他们在全球各地的后勤办公室业务，由于是在市郊的萨蒂扬园区进行这些业务，他将客户的成本减少了70％。在班加罗尔，我亲眼看到1800名拥有电器工程专业和电脑专业的博士学位的印度人，正在设计英特尔的新型芯片。英特尔也因此节省了大量成本。更重要的是，英特尔无法在美国找到这么多具有同等学力的人来干这件事。在钦奈，我访问一个全新的生物技术工业园区，其领导者是克里希纳。此人拥有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位，在美国的顶尖生物技术部门工作过若干年，后来回到祖国印度工作。这里的生活费用只相当于美国的20％。在结束旅行之前，我已经能理解我儿子想投资铲雪公司的心情。我同样明白了，为何一提到业务外包，数百万原来很自信的高中级专业人员就不寒而栗，他们也开始体会到那些蓝领工人们进失业救济所的心情。
总不能把雪搬到印度去（2）
回国途中经过法兰克福和巴黎，在飞离德里的汉莎航空公司的班机上，我读了《明镜周刊》上的一篇文章，说的是为了应对全球竞争，欧洲人是否应当将每周工作35小时改为每周工作40小时。在思考了我过去三星期所看到的一切之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实在微不足道。我觉得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应当是“欧洲是否能继续生存下去？”但是我接着想起来了，上海的磁悬浮列车其实是欧洲制造的，芬兰对中国有贸易顺差，还有，我的手机在欧洲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通话，而不像在美国只能在一定的地区通话。
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时，我买了一大沓报纸杂志，打算在飞往华盛顿杜勒斯机场的途中阅读。伦敦《卫报》的头版新闻报道说，深受赤字之苦的英国国民保健局为了省钱打算将血样用航空快递的方式送往印度化验，化验结果将用电子邮件传回。
一回到华盛顿，就遇上报税的时间快到了。于是我立即安排与在当地一个中等规模的公司里工作的我的会计师会面，我们谈到我的开支、税款和扣除额等问题，谈话中我提到我刚从印度回来。
“印度！”他惊奇地叫道：“我们公司刚刚谈妥一笔交易，准备把公司的全部数据处理业务转移到印度的班加罗尔去。你的所得税实际上将在那里计算。”他解释说，这一做法将为公司节省下80％的处理成本费（说到这儿，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委托费没有因此而减少，不过这是另一本书要探讨的问题）。
当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女儿，告诉她我已经回来了，并询问了外孙们的情况。我女儿住在夏威夷的毛伊岛上，她的两个孩子都上家庭学校。当谈到我去了新加坡时，我顺便问道孩子们学习新加坡数学课本的效果如何，因为我知道他们用的新加坡课本。
“噢，”她说：“非常好。”事实上，他们现在又有了新的学习方法。当网上有他们的课时，孩子们就与新加坡网连线，带上耳机在电脑上与老师讲话，他们说这有些像“星球大战”里的情节，他们喜欢这种学习方法，而且学得很好。
这简直不可思议，我想。20世纪70年代，我在斯科特造纸公司工作时，全球化意味着在布鲁塞尔设立一家分公司，而现在它则意味着你坐在自家的会客厅里就可以上外国的课程。
几星期之后，我回加利福尼亚州参加英特尔公司的政策咨询委员会会议，见到了委员会主席安迪？格罗夫，他对美国在过去２０年里研究和开发经费持续下滑，以及攻读理工科学位的美国人越来越少十分担心。格罗夫同时还指出，关键科学的基础设施建设费常常被忽视，国家许多主要的研究型大学的设施也都相当陈旧了。他说：“美国正处在跟随欧洲走上没落之路的危险之中。最糟糕的是，没有人了解这一点，就像当年泰坦尼克号以全速冲向冰山时，船上的人们都不愿意相信，还在得意洋洋地言欢一样。”
我走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起点。我儿子和格罗夫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同一种现象，而我也从不久前的周游世界中亲眼目睹了这一现象。我认为新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30亿大军对原来的全球化体制的冲击，将会造成许多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难题。为了说明为什么具有历史意义和为什么是难题，让我们对过去作一点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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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全球化浪潮
目前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其实是西方扩张浪潮的又一个波峰而已，西方的扩张浪潮始于近６００年前葡萄牙的崛起。１４１５年时，中国和如今称做印度的地区的生产总值占当时全球GDP的７５％。当时美洲还没有被发现，欧洲各国还相当落后，在世界上没有重要地位。控制着大陆贸易之路的阿拉伯人不时地将这种贸易大餐的残羹剩饭撒在了西方“异教徒”狗崽子的餐桌上。在里斯本，葡萄牙国王约翰一世的第三个儿子亨利当时设想，或许可以绕过阿拉伯人，从海上直接去财富的源头。于是他在萨格里斯（即当今欧洲西南角的圣文森特角）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以探险和全球化为目的的国家基地。此地就犹如今日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而亨利的设想犹如阿波罗计划的最早版本，只不过他的目标不是飞上月球，而是乘船绕过非洲。为达此目的，他的造船专家设计出一种称为卡拉维尔的多桅杆帆船，如果没有这种移动快速、操作灵活的帆船，任何伟大的探险包括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内都不可能成功。卡拉维尔的船体并不大，因为其目的是用来载运密集的高价值货物——信息的。
卡拉维尔帆船是当时的前沿信息技术，亨利王子派遣这种船队沿非洲西海岸探险，他指示所有船长要大胆进入那些“人类足迹尚未到达的地方”。这些船长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他们发现了象牙、黄金和奴隶，非洲的一些地方因此得名为象牙海岸、黄金海岸和奴隶海岸。然而，这次探险的真正收获不是来自非洲的贸易，而是迪亚斯？巴托洛梅乌于１４８８年绕过非洲南端进入印度洋所带回来的消息。这一信息引来了两次后继性的远征。其一是哥伦布远征，哥伦布原本希望葡萄牙政府能资助他向西航行进入印度洋的计划，没有料到葡萄牙人自己已经能够绕过非洲到达那里，于是他返回西班牙请求援助，以完成具有历史意义的壮举。其二是同样具有历史意义的瓦斯科？达伽马于１４９８年的远征，他当时率领一支葡萄牙船队到达了印度西海岸的卡里卡特。
当时的葡萄牙在帆船制造、导航技术和海战技术方面都优于亚洲任何国家。到１５１１年，葡萄牙已经控制了进入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并将果阿建成了它在印度的所有属地的首府，与此同时，还攫取了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权。葡萄牙控制了整个印度洋，开辟了与暹罗、摩鹿加群岛（亦称香料群岛，今属印尼）以及中国的海上贸易。从此以后，香料、药材、珠宝和丝绸，这些若干世纪以来都是从中国和印度经由阿拉伯海到中东，再由威尼斯和热那亚转运到欧洲的商品，就由葡萄牙船只绕过非洲直接运往西方。这种变化的影响是直接而巨大的。举例来说，埃及苏丹长久以来将运往西方的胡椒数量控制在每年２１０吨左右，胡椒价格因此很昂贵。但是自从葡萄牙加入贸易行列后，里斯本的胡椒价格剧降，相当于威尼斯价格的1/5。一夜之间，埃及与威尼斯之间的贸易就被摧毁了，不费一刀一枪之力就从威尼斯转移到了葡萄牙手里。这是全球化力量的第一次展示。
在这次展示中，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不甘落后，它们迅速调整，吸取葡萄牙的先进技术，开始了自己的远征。在以后的400年中，这5个处于欧洲外围的国家（后来还有新崛起的美国和日本）以不到全球２％的土地面积和不到２０％的人口，发挥自己的优势，先后创建了几个横跨全球的大帝国，使西方居于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支配地位。工业革命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支配地位，西方工业化国家与其他国家在生产力与财富方面出现了巨大差距。例如，１８３０年，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产品占世界的６１％，可是到１９１３年，已经下降到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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