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律师事务所开业不久，卡斯特罗就卷入了反对###长的学生运动中。哈瓦那市的中学举行了总罢课，于是军队占领了学校。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积极组织声援学生运动，同时他还以###代表的身份，与恩里克·贝纳维德斯一同前往中部省的西恩富戈斯市，组织那里的学生声援首都的学生运动。但是，他在与警察发生冲突时，被警察强行逮捕。这时，学生和工人们与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
在这次反对###长决议的运动中，被警察抓捕的人员，据当地电台广播公布：“投入圣克拉拉监狱的大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有：菲德尔·卡斯特罗，24岁，住哈瓦那贝达多第三街，街角二号，社会科学学生联合会主席；恩里克·贝纳维德斯·桑托斯，26岁……他们来参加有组织的抗议部长决议的活动……”这时，示威群众来到监狱门口，强烈要求警察释放卡斯特罗等人。
第二天一大清早，突然有四个满脸冷酷的警察来到卡斯特罗和恩里克的牢房，不由分说给他们戴上手铐，然后秘密带上一辆汽车，由另一辆载有数名警察的汽车押送。这时汽车朝一个不知名的方向驶去，于是卡斯特罗心里充满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押送他们的汽车行驶20多分钟后，在一个四面有山丘的旷野停下来。随后，卡斯特罗和恩里克被警察推下汽车，接着对他们拳打脚踢，他们与之抗挣着。他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警察要秘密处决他俩。就在这万分危急时刻，众议院议长驱车赶来救下了他们。据他们日后回忆当时危险的情形时说：“一辆轿车忽闪着前灯停在一旁，从里面下来一位先生问道：‘要把青年们怎么样？……’是众议院议长……”
这是卡斯特罗第一次直接面对死亡的威胁，也是从最危险的死亡面前生还。此情此景，使他终生难以忘怀。
卡斯特罗获救后，回到哈瓦那，立即发表了致西恩富戈斯市的公开信。他在信中愤怒地写道：“他们就是那些既不遵守公共秩序，也不遵守私人法则，既不尊重法令也不尊重感情的人，就是那些违反宪法的人……那个头目，他根本不配古巴军人的称号，他有何理由蛮横地、怯懦地称我们为外地人，给我们戴上手铐？难道可以原谅他们对宪法条款的无知吗？根据这些条款，全体古巴人都可以进入和留在国家的领土上，可以离开它，可以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和改变住址，而这一切无需经过特许或任何其他类似的批准。”
卡斯特罗的致西恩富戈斯市的公开信发表后，在社会引起了较大反响。这之后，在哈瓦那大学礼堂举行纪念在1871年11月27日牺牲的学生活动，卡斯特罗作为大学生联合会代表出席这次纪念活动，这也是他在大学生联合会出席的最后一次活动，因为他就要离开大学生联合会，开始律师的职业生涯。这时，有一家杂志社却载文说他企图控制大学生联合会，其中写道：“……现在，他在社会科学院注册，梦想控制大学生联合会主席。”
卡斯特罗读到这篇攻击他的文章后，立即致函这家杂志社，进行了有力反驳，他写道：“我刚刚结束了我在大学的学习……经过五年的学术生活，我没有失掉任何一门课程，也从未中断任何课程，我可以骄傲地出示我的履历，捍卫我当之无愧的荣誉。尊敬的教授们可以对此进行完美的证明；对他们不可进行草率疏忽的怀疑，而我的考试成绩不止一次得到他们的诚挚嘉许……”由此可见，他对自己作了公正的评价。与此同时，另一家杂志却对他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其中这样说：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大学生领袖和正统的古巴人民党全国委员会委员，是古巴青年委员会和平宣言的签署者之一。不过，这时候的卡斯特罗正在逐渐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当有水准的律师（2）
卡斯特罗除了组织和推动反腐败、反对社会黑暗的政治运动外，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律师事务的活动中，他要求自己做一个尽责的好律师，尽可能帮助那些弱势的群众打赢官司。在这期间，他还加入了古巴律师团，这样能使他更好地开展律师工作。他做律师的原则是：无意帮助富人打官司，主要是帮助贫穷的民众打官司。在从事律师工作以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为平民百姓打赢了两场官司，即三个小商贩和一个寡妇的官司，前者是因为要被赶出“唯一市场”，后者是因为理发店的继承权问题。打赢这两场官司后，使他成了很有名望的律师，有良知的律师。他在打赢官司的时候，一般不收荣誉金。另外，他对自己所接受的案件高度负责任，正如他于11月23日致寡妇卢西拉·米拉内斯的信中写道：“尊敬的卢西拉：……我认为，夫人现在不应派任何人去理发店。案件进行顺利，需避免麻烦……您的利益得到完全的保护，因为这利益是我的，也是大家的……顺致崇高敬意。愿为您效劳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另外，他还接受了甘塞多木材股份公司的案件。
就在这时候，即1950年12月初，在这个不平静的冬天里，卡斯特罗和恩里克·贝纳维德斯突然收到了来自西恩富戈斯市法院的传讯，理由是因为他们蔑视该市的领导。接到传票后的贝纳维德斯认为这场官司肯定会输，因为判决是被操纵的，而他们在政府中毫无影响。卡斯特罗则对他说：“完全按我的教导去做”。
然而，卡斯特罗涉足律师工作毕竟不长，可以说还是个没有什么经验的新手，因此不能同时为他们两人进行辩护。他在认真分析情况后，决定找老朋友有名望的律师贝尼托·贝萨达出面为贝纳维德斯辩护，而自己将为自己进行辩护。
第二天一大清早，卡斯特罗与贝纳维德斯坐上开往圣克拉拉市的火车，积极为即将开庭的官司作准备。卡斯特罗一路上认真阅读马蒂的文章和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的《我控诉》，尤其是《我控诉》这部书他反复读了几遍。当他们首先在圣克拉拉找到律师贝尼托，并说明来意时，贝尼托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1950年12月14日下午，在圣克拉拉市拉斯维利亚斯法庭举行第一次公众听证会，法庭里坐满了前来旁听的青年人。在出庭之前，卡斯特罗还为自己准备了辩护律师的长袍，当他为自己辩护时将穿上这件长袍。随后，法庭的审理开始了，随着法槌敲响，法官宣布：“圣克拉拉市，1950年12月14日，拉斯维利亚斯法庭举行第一次公众听证……出席紧急法庭第543号案者……原告曼努埃尔·博罗托·马雷罗上尉，……被告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和恩里克·贝纳维德斯·桑托斯……当问及是谁指挥时，双方都表示是无辜的……”
接着，与卡斯特罗发生过冲突的原告马雷罗上尉的证人陈述了事件经过，但却没出示相关令人信服的证据。随后，由辩护方对公诉人的论据进行反驳。贝尼托作为贝纳维德斯的辩护律师，向法庭作了自我介绍。这时，法官问卡斯特罗：“那位先生，菲德尔·卡斯特罗，你呢？”
卡斯特罗告诉法官说：“我将为自己辩护！”
法官听后，说道：“既然有律师的象征和尊严，那就坐到你的位子上！”
于是，卡斯特罗走出大厅，穿上了他事先准备好的律师长袍，很快回到法庭上。他在法庭上来回踱了几步，表现得异样镇定，随后以坚定的语气对原告说：“由先生你代表人民真是太坏了，你是在压制和窒息人民的合法权利！”接着，他以事实为依据，发表了长篇反对政府的陈述，为自己进行了有力辩护。他的激昂陈述具有一种说服力、感染力和征服力，在法庭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尽管那位上尉再次重申了指控，但是，他的相关证据是苍白的。
听了原被告双方的陈述和辩论后，陪审员离开法庭对案情进行评议。这时，卡斯特罗对好友贝尼托低声说：“不管什么命运落在我的头上，贝尼托，你一定要说出这些事实。”
半个小时后，法庭作出宣判，法庭认为原告的指控缺乏相关证据，因此无法确认被告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法庭当场宣布被告无罪。
卡斯特罗听完法庭的宣布后，充分说明他们击败了对手。他感到无比的兴奋，万分激动地与大家拥抱在一起。
回到哈瓦那后，卡斯特罗还特地在“迈阿密饭店”办了一桌酒席，庆祝这次官司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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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普里奥总统（1）
卡斯特罗除了从事律师工作外，他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了更加激烈的政治运动中，这是他永远不会放弃的革命事业。
早在1950年1月间，卡斯特罗就加入了古巴人民党（正统）全国委员会，但他对该党的斗争目标并不完全赞同，甚至认为它不可能实现。尽管如此，他还是参加了该党。不过，由于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强，逐渐在吸引一批青年团结在他的周围，并形成以他为首的组织，这也是他全力要做的事情。他经常引用马蒂的话说：“每时每刻都在做每时每刻需要做的事。”这句话成了他奋斗的座右铭。
卡斯特罗由于逐渐形成了稳固的革命思想，并在悄悄构建自己的革命目标，于是他不得不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投入到各种政治运动中去，以此为日后发动的武装革命打下坚实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他将律师的工作放在第二位，实际上这是他走上职业革命道路的开端。
1951年1月至3月间，卡斯特罗在“9·30委员会”主办的地下刊物《箭》上相继发表了几篇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提出大学教育应该改革，尤其是教育制度的改革。与此同时，文章还无情揭露当局镇压学生、侵犯新闻自由和舆论权。这些笔调犀利的文章在进步青年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5月初，在夏天刚刚来临时，卡斯特罗在拉斯拉哈斯的圣何塞市郊对民众发表了激昂演说，号召民众团结起来与腐败的政府进行斗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