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畏惧，原因很简单——我不惧怕它。然而，人，作为我也具有的精神形体，迫使我从属于作为物质形体的人。一个天生的叛逆，永远抗拒着从容与冷静的理性，支配它的是一种强烈的道德情感……”
除此之外，他在致纳蒂的另一封信中，继续抒发心中的感想：“我加入了一个党，它最引以自豪之处是与众不同，但最后它与所有一切又是如此地相似，就像一滴滴水球一样。”“我随便找点事做，虚构着各种世界，想着，想着。有时，我感到枯竭了……一次我在法庭，同一个职员谈起有关国家的题目，回来后想到我说话的方式，下意识地感到不自在。光线、景色、地平线，这一切就像一个陌生的、遥远的、遗忘的世界使我触动……”
1954年4月3日，由于一些律师多次就“七·二六”事件发表文章，抨击当局对参与蒙卡达事件人员的非人道关押，并向紧急法庭提出了各种指控，有三次指控是对俘虏的屠杀和拷打，其他几次指控是继续对人权的摧残。因此，卡斯特罗第一次离开监狱前往法庭陈述，这是他数月以来第一次看到大墙外面的世界，第一次见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阳光。另外，街上的民众都向他致敬。另一次，他和弟弟劳尔一起来到圣地亚哥的紧急法庭陈述。不过，每次紧急法庭对他的问题并没有作出新的鉴定，他照旧返回原来的监狱，继续过着残酷的监牢生活。在这地狱般的监牢生活中，连享受几小时的阳光也成了一种奢侈。然而，他并不害怕牢房中的阴暗，而蚊虫的叮咬却使他苦不堪言。在这种难忍的情况下，他只好点燃一支雪茄来驱赶吸血的蚊虫。对于这时的一些感想，他在4月4日致妻子米尔塔的信中写道：“每天下午，我已能享受几个小时的阳光……每当清晨我穿着短裤迎来第一缕晨曦时，我感到了海滨的空气，好像我是在一个海滩上。然后我在这里拼凑起一个小餐馆。这真使我想到我是在度假！对这样一个革命者，卡尔·马克思该如何评价？……”
4月17日，卡斯特罗在牢房中对监狱的状况发出感叹的同时，积极推动着他的革命运动。当他得知关押在女子监狱的梅尔瓦和艾德已于2月20日释放出狱，并立即投入到革命运动中，继续向“七·二六运动”的目标奋斗，希望他给她们任务。于是，他在信中对她们强调说：“亲爱的梅尔瓦，米尔塔将告诉你每天同我联系的方式，如果你需要的话。对此要严守秘密，当耶耶（艾德）回来时，只能告诉她。”
随后，他在信中还指示她们如何进行活动，如何散发传单，并要求她们筹备对7月26日举行“恰如其分”的纪念。根据他的要求，大学生联合会、圣地亚哥各学院分别举行了纪念活动。与此同时，流亡在纽约、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的正统委员会发起了类似活动。另外，
梅尔瓦还散发了上面写有卡斯特罗“自我辩护”修正稿的传单，并以此作为革命的政治纲领。他在狱中悄悄写着这篇重要文章，并通过秘密渠道分期分批送出监狱，完稿时他将这篇文章定为《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当这篇文章部分文稿作为传单散发后，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4月22日，在古巴的雨季来临之前，一些教师和中学生要求到监狱去见一面卡斯特罗，哈瓦那北区法官瓦尔多·梅迪纳律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然而，当他带着他们来到卡斯特罗和他战友们所在的监狱门口时，监狱负责人蒙特亚诺斯中尉拒绝他们的要求。但在律师的一再请求下，蒙特亚诺说：“你的朋友们去见其他人，只有你去见菲德尔·卡斯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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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阅读与思考（4）
当律师见到卡斯特罗时，他正躺在床上看书，见有人来访，十分高兴。律师看到他的四周都堆满了书籍，中间像一个被书围成的小岛屿。这些堆积的书中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芬兰总统卡尔·曼纳林的《自由、政权和民主计划》、法国作家阿尔弗雷德·波赛的《权力哲学》、秘鲁作家马里亚特吉的杂文、原危地马拉总统胡安·何塞·阿雷瓦洛的讲演集、作家卡多萨·阿拉贡的《回到未来》等等。这给律师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之后，使卡斯特罗感到兴奋的一件事，是他见到了儿子，儿子已经渐渐长大了。另外，由于他的岳父任交通部长和内兄在政府情报部门担任要职，监狱对他的监管放松了许多，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因为他有对付一切磨难的坚强意志。然而，监狱的状况仍很糟糕，他的心境很坏，这是多么难以诉说的心境啊！他在6月12日致路易斯·孔特·阿圭罗的信中对此诉说道：“亲爱的兄弟，可以说只有某囚犯在我牢房前死亡而被草草埋葬时，我才得到一位伙伴……有时会出现被秘密绞死者、离奇的暗杀……但我看不到他们，因为我的牢房门前有一块2米高的木板，使我无法看到任何人，不论死的还是活的。难道允许我与死尸作伴是一种慷慨吗！……”
卡斯特罗在信中继续用深沉的笔调写道：“我被关在这个牢房已经4个月零1周……起初他们说是4个月，但他们的意图是让我永远在这里待下去……然而，我不知道何时我才能获得战胜自我的力量……我相信你应该加入米尔塔、我的姐姐利迪娅、梅尔瓦、艾德和其他党的领导人所在的委员会，以便走访报社和广播电台的社长、台长，亲自把问题摆在他们面前，请求合作……作为一个人权问题……《波希米亚》的干预将是决定性的。好的文章会感动任何人，而文章的作者可能是你、蒙塔内尔或者马尼亚奇……律师协会的态度十分软弱。你们应该走访军事学院的教授米罗·卡多纳，还有阿格拉蒙特，要求学校予以更有力的合作……大学生联合会由于其本位主义利益和斗争表现很坏。不过，你可以说服它要为反对一个空前的非正义而斗争，为它献出全部热情……我完全孤独地熬过了3000多个小时，除了极短的瞬间与我妻子和儿子在一起……再加上在圣地亚哥同样条件下的3个月……对你的热心，待我获得新生后回报你的雪茄……兄弟般的拥抱。”
对于狱中的一些情形，他还在6月20日致米尔塔的信中诉说道：“米尔塔，我仍没有照明，他们不允许有蜡烛。夜晚不只是黑暗和孤独，还有连连的雨水。傍晚，开始不停地打雷；然后，闪电不间断地切割着夜的黑暗，从窗户照亮牢房，在地板角落里描绘着图画。几秒钟后便是倾盆大雨。风卷着雨水从窗格流进来，肆无忌惮地浸湿一切。我用布盖上小箱子，全力保护着书籍。但是床铺却喝了个饱，地上成了水洼，冰凉、沉重的空气拥抱了一切。潮湿、寒冷浸透了骨骼，我在角落里以无限的耐心等待着……”
卡斯特罗在狱中遭受磨难的同时，除了阅读就是思考，因为阅读和思考使他感到充实，只有阅读与思考才能使他忘却狱中的境况。另外，阅读和思考也使他的革命思想更为成熟，并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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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奇文婚姻危机（1）
就在卡斯特罗在狱中积极推动反对巴蒂斯塔的革命运动的时候，古巴国内的局势也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巴蒂斯塔的军事摧残，各党派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因此巴蒂斯塔顺利被选为总统。这时，古巴交友会阵线和新闻集团，如《海军报》、《国家报》、《前进报》、《自由新闻报》、《警觉报》、《世界报》和《波希米亚》杂志纷纷与巴蒂斯塔政府展开对话，提出寻求新的出路。另外，真正党人和国内外正统党人也发出不同的声音，并要求巴蒂斯塔辞职，恢复宪法。在这种情况下，巴蒂斯塔决定采取取消新闻检查和赦免###措施，以此削弱反对派的对立情绪。首先被赦免的有加西亚·巴尔塞纳斯教授和流亡墨西哥的原总统卡洛斯·普里奥。这时，真正党人和正统党人主张用武装起义反对巴蒂斯塔政府，而且由此走上了公开联合的道路。
鉴于形势发生的变化，卡斯特罗在狱中迅速做出反应，决定派梅尔瓦前往墨西哥与劳尔·马丁内斯和莱斯特·罗德里格斯联络，希望能与他们建立联合战线。但是，他在1954年6月18日致梅尔瓦和艾德的信中，又对此强调指出说：“这个组织对我和‘运动’的态度是这样的：7月26日以后，不承认我们，排斥我们，破坏我们，瓦解我们的成员，向他们灌输谣言……吹嘘他们几百万财富的优势；26日期间和以后的时间，妒忌我们，批评我们，攻击我们，甚至说我们与巴蒂斯塔一样搞政变；法庭宣判后，封锁我们，使我们在与诬蔑、罪恶、贫穷的斗争中孤军奋战……我希望向在墨西哥的人表明这一切。……蒙特利尔条约是正统派的一个致命错误，因为与昨天不可调和的对手进行了联合……承认11月1日的选举是推翻现政府的合适道路就等于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利用正统党创始人的名义追逐个人利益，参加一种没有直接投票、搞独裁游戏的舞弊选举，这是一种不可宽恕的卑劣行径……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我们应保持‘运动’的独立性，就像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所做的一样……”
不久，梅尔瓦从墨西哥回国，并将那里的情况，尤其是“效力于普里奥的人员”正在抓捕流亡到中美洲的“七·二六”成员的情况报告给了卡斯特罗。另外，她还弄到原总统普里奥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他的手下人打入“菲德尔组织”，进行分裂活动。这样一来，要联合这些人已经变得不可能。
1954年6月间，在断断续续的写作中，卡斯特罗终于完成了《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这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对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稿写成后，卡斯特罗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将原稿送出监狱，其中之一的方法是，据路易斯·奥兰多·罗德里格斯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