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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卡斯特罗抵达巴哈马的拿骚岛时，他在这里写完了“七·二六第二宣言”，这是继致古巴人民的宣言之后的又一重要宣言。他在“宣言”中写道：“独裁在争取时间，由于唐科斯梅律师反常的幼稚，它已完全达到了目的。巴蒂斯塔需要喘息，在政府处在最危机的时刻，他在总统府接见了唐科斯梅。”
关于革命需要资金的问题，他在“宣言”中说：“在革命中，马蒂说，‘方法是秘密的，目的是公开的’。如果不向人民讲明我们为何需要钱，如何向他们伸手？如果革命向利益集团乞讨帮助，未等取得政权它就威信扫地了。大声呼喊革命要比当众谈论和平而秘密进行阴谋活动的结果好得多——这是三年半来遭撤职的官员使用的方法。”
卡斯特罗还豪迈地写道：“（革命）要高举旗帜，当国民起义像狂风一样爆发时，各地群众要跟随它；这样全副武装、领导坚强的战斗队、青年干部行动队和鼓动队就会得到劳动者的支持。他们有能力发动总罢工。”
他在“宣言”的最后署名是：“以七·二六革命运动全国领导机构的名义，菲德尔·卡斯特罗签署于拿骚岛。1955年12月10日。”
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在古巴国内迅速发展，而且产生了重大影响，越来越得到民众的拥护。因此，这引起了巴蒂斯塔政府的关注和紧张，该党的一位市议员对此担心地说：“最使我们政治家感兴趣的，无过于扼制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谋反计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继续顽固地封闭政治道路，就等于我们为他打开了革命之路。如果菲德尔主义在古巴获胜，瞧着吧，反对派也好，当权派也好，看谁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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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组建远征军（2）
卡斯特罗回到墨西哥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远征古巴的准备工作中，尤其是枪支和资金的准备工作。这期间，他在胡安·曼努埃尔的陪同下，选定秘密的训练军队的营地，并与墨西哥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将军进行深入交谈，希望能得到这位将军的支持。
然而，卡斯特罗在墨西哥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他经常生活在一种危险和困难中。很多时候，他面临资金短缺，因为在从事的革命活动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付计划中的开支。另外，他还要偿还债务、日常开支、印刷“第二宣言”和从当铺赎回大衣等等。与此同时，他必须用心计经常摆脱当地警察的监视，而且不得不搬到拉蒙古斯曼大街（即现在的起义者大街）5号。不过，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卖甜食的、名叫卡夫列拉·奥尔蒂斯的墨西哥姑娘，他们的关系比较密切。
12月底，卡斯特罗在墨西哥会见了来自古巴国内的马克斯·莱斯尼克，并从他那里得知了国内的一些情况，尤其是罢工的情况。另外，他还从马克斯·莱斯尼克带来的《波希米亚》杂志上读到了相关的文章。此时，他感到远征古巴的时机正在日渐成熟。
1956年刚刚来临的时候，古巴新闻界又掀起了卡斯特罗热，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军事情报局长安东尼奥·布兰科·里科上校指控“菲德尔·卡斯特罗律师是国外一个反民族颠覆计划”的负责人。同时，计划细节及颠覆者的名单已被提交紧急法庭，而法庭则以反国家政权的罪名宣布逮捕卡斯特罗和革命领导委员会成员胡安·佩德罗·卡尔沃·塞尔维亚。另外，警方也对此展开调查，认为拉斯维利亚斯·卡马圭和皮纳尔德里奥是实施颠覆计划的重点地区。指控者还认为，颠覆计划还得到了普里奥的真正党、（正统）古巴人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的支持和合作。
除此之外，还在《波希米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祖国不属于菲德尔》的攻击文章，该文章还对卡斯特罗如何使用古巴侨民向他募捐的资金提出质疑。卡斯特罗读到这篇攻击他的文章后，感到十分气愤，立即在《波希米亚》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面对大众》的文章进行驳斥。他在文章中愤怒地写道：
“如果我是一个被贿赂者、一个被雇佣者或是一个流氓，你们檄文的大标题将对我进行赞扬。但我反其道而行之。我放弃了正统党的一个令人垂涎的位置，一个推荐给我的同一个党内的领导委员会的职务……我放弃了一个保险公司提供给我的月薪500比索的工作，因为我不用我的威信谋利，因为它不属于我，而属于一个事业。我拒绝了首都一家重要报纸邀请我与他们合作，而我却向路易斯·奥兰多的报纸投稿，他从不对任何人支付一文钱。我放弃了一切可称之为无忧无虑和个人安全的东西；我放弃了沉默，这是胆小者对污蔑或危险的最好的逃避；我揭露了罪恶，揭露了暗杀……我还保存着房主驱逐房客的灾难性的法律告示。我没有个人收入，生活几乎全靠我朋友的善心；我懂得什么是一个儿子的饥饿，但祖国的钱就在衣袋里……”
对于诬陷“七·二六运动”与多米尼加的独裁者有联系的问题，卡斯特罗也进行了反驳和揭露，以此加快对巴蒂斯塔军队的分裂，争取一部分军队支持他的革命运动。他指出：“特鲁希略对阻止古巴革命的兴趣远远大于推翻巴蒂斯塔。特鲁希略和巴蒂斯塔在玩弄一个无耻的游戏，游戏的结束将是苦涩的。他们希望制造一个混乱局面，这样，当斗争爆发时，他们会把革命萌芽指责为特鲁希略主义，以便阻止人民前进，并借口捍卫国家主权派军队反对我们而不是反对革命，这一革命甚至得到许多军人的同情……如果在某个时候我们祖国的主权和尊严被侵犯，‘七·二六’的成员将同我们军队的士兵共同战斗……”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还比较谨慎地回击了正统党上层的一些领导，这是一种策略性的回击。他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写道：“……我们为什么要看喜剧？为什么陷入了对手设下的圈套中？为什么‘七·二六运动’诞生前把我们孤立起来？党的领导与它的革命派决裂使我深感痛心。除了其他因素外，还因为我对劳尔·奇瓦斯怀着巨大的同情，因为我敬重孔特（阿圭罗）。”
他在回敬中用一种带有责问的语气写道：“……今天他们又摒弃了我的名字。然而，当我遭受两年牢狱之苦后体面地走出监狱大门时，他们不再摒弃我，而是需要我的一篇加入他们组织的声明。于是，我那简陋的公寓也荣幸地受到一些领导人的经常光顾。当然，后来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支持过我们，说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因为政府取消了我们任何在古巴活动的机会……难道一个在选举前80天被剥夺了获胜机会和4年来不能在古巴活动的党执行这样一条路线不对吗？”
卡斯特罗还指出：“‘七·二六运动’热切希望壮大队伍。它张开双臂拥抱古巴的革命者，无任何门户之见，也不计任何前嫌。‘七·二六运动’是未来，是祖国之正义，是向人民保证的荣誉，是必定实现的允诺……我们之所以憎恨武力，是因为我们不接受以武力统治我们。对奇瓦斯的群众来说，‘七·二六运动’不是正统党的异己，而是不需要有产者指挥的正统党……不需要甘蔗种植园的地主……不需要证券投机商，不需要工商界的权贵，不需要谋求暴利的律师，不需要土皇帝，不需要形形色色的政客……”
秘密组建远征军（3）
1956年4月3日，由于受卡斯特罗和“七·二六运动”的影响，军队中终于爆发了反对巴蒂斯塔的事件，却以失败告终。这起事件的主要策划者是古巴驻华盛顿大使馆武官拉蒙·巴尔金上校和恩里克·博尔沃内特司令。另外，追随者中还有毕业于美国院校的青年军官，他们思想激进，主张在国家实行土改，并要求处决巴蒂斯塔。这时，有舆论说美国支持了这起事件，但没有证据证实这一点。据何塞·克韦多对此回忆说：“无论如何，美国政府是在关注着……当开始发觉巴蒂斯塔在不久的将来会失去对国家控制时，他们企图削弱他，煽动有取胜可能的非共产党人士进行阴谋活动……”由此可见，巴蒂斯塔倒台已是大势所趋。
此时的卡斯特罗虽然远在墨西哥，但他时刻关注着国内的局势，并指示国内的同志为配合远征古巴作准备。根据卡斯特罗的指示，留在国内的佩德罗·米雷特和弗兰克·派斯等深入到奥连特省对海边的地形进行考察，为远征军选择登陆地点。他们了解潮汐和风向条件，同时还向当地农民和工会进行调查研究。当这里的“七·二六运动”组织负责人塞利娅发现一条葡萄牙船只停靠在皮隆滩时，便设法与船长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样她就可以顺利弄到航海图。除此之外，她还派人从一个制糖厂办公室弄到了其他方面的地图。随后，塞利娅将这些地图交给了哈瓦那的负责人米雷特。这时，“七·二六运动”的组织已在古巴各省、市地区建立了领导机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专门有人负责宣传、财务、行动、青年和工人工作，并定期召开组织会议，商议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制定新的斗争计划和行动方针，同时传达卡斯特罗的指示精神。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正在墨西哥为远征古巴积极准备着，他将自己装扮成游客横穿托卢卡省，亲自考察海岸和山区的地形，选择远征的出发点。此次陪同他考察地形的除了赫苏斯·蒙塔内和胡安·曼努埃尔·马克斯外，还有哥斯达黎加人芬里塔·阿尔维苏·坎波斯（唐佩德罗的妻子）和胡安·华尔维，还有墨西哥人阿方索·桑切斯·加西亚、维加斯·莱昂、卡洛斯·安克、赫苏斯（丘丘）·雷耶斯等。
1956年1月，当新的一年悄然来临的时候，在卡斯特罗的精心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