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虎的神奇的英雄人物。这期间，当他的同父异母哥哥佩德罗·埃米利奥来到比兰庄园时，经常给他讲述希腊和罗马战争故事，他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兴趣，甚至渴望自己长大了也要像那些英雄一样冲锋陷阵。当他专注地听安赫尔讲述古巴独立战争中的英雄，以及自己亲自参加过的战斗故事，更是深深打动了他的心灵。这些英雄的故事，永远铭刻在了他的脑海里，已经无法逝去。更重要的是，这些历史英雄和故事，对他日后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小小的卡斯特罗的确与众不同，他不但聪明胆大，而且还有惊人的记忆力，尤其喜欢体育锻炼。他是个极不安分的小学生，这点与东方的红色伟人毛泽东小时候有些相似的经历，闹革命并非因为自家缺吃少穿，而是因为他们有着强烈的同情心、正义感和反抗精神。
落难在圣地亚哥（1）
卡斯特罗在比兰上小学期间，古巴国内局势仍处在动荡之中，尤其是首都哈瓦那更是波浪滔天，这种政局动荡虽然没有直接波及到僻远的比兰，但也有一些影响。
这时候，由于出现了各派秘密武装组织，使马查多政府的根基发生了根本的动摇。不过，各派别组织之间也发生了明显的分歧，有的坚决反对马查多继续执政，但也有表示支持的。面对古巴政局的纷乱，美国政府自然不会坐视不管，决定插手古巴政坛事务，希望能建立一个亲美政府。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已推出了“睦邻外交”策略，也就是说决定改善对古巴的政策。
1933年5月，古巴已进入夏季时节，也是一年中雨季到来的时节。根据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决定，杰明·萨默·韦尔斯作为总统特使从美国前往古巴进行斡旋。但是，韦尔斯此次古巴之行的真正使命，是说服马查多放弃总统职务，选择离开政府。
美国总统特使韦尔斯一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都，首先取得了一部分被关押的共产党人的支持，这样可以借以平息共产党人的不满。但是，共产党也提出了合理的条件，要求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共产党人。不过，这时候的古共阵营中已经明显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一切由群众公决，一派赞同与马查多达成协议，因为这样可以使美国放弃干预，避免流血冲突和战争。
在这极为纷乱的时刻，也是争夺政府权力发展到了最剧烈的阶段，有两个军士准备策动武装部队和警察发动政变，以此一举夺取政权。其中军士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最有实力，他已取得###和共产党人的多方支持，成为推翻马查多政权的主将。因此，巴蒂斯塔成了当时古巴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显赫人物，也是日后卡斯特罗的主要敌手和要推翻的人物。
1933年9月4日这天上午，巴蒂斯塔开始领导发动军事革命，并于当日成立了“五人政府”。这实际上也是野心勃勃的巴蒂斯塔夺取政权的开始。“五人政府”主席由拉蒙·格劳·圣马丁担任。然而不久，“五人政府”就由于内部矛盾升级而导致分化及破产，分成了两派阵营：一派是已升为上校和陆军参谋长的巴蒂斯塔；另一派是担任政府秘书和作战及海军部长的安东尼奥·吉特拉斯。两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迅速恶化。这时，一心想夺取政权的巴蒂斯塔与美国特使韦尔斯多次秘密交往，希望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夺取政权，日后对美国也有利。于是，美国暗中帮助了巴蒂斯塔。
在美国的强力支持下，巴蒂斯塔派军队镇压了支持旧政府的示威游行，取得了主动地位。由于共产党参与了支持现政府的示威游行而遭到镇压，蒙在鼓里的共产党人以为是“五人政府”秘书长吉特拉斯指使的，将其指控为“马路暴行的祸首”。后来，巴蒂斯塔趁复杂的斗争形势，终于于1934年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亲美政府。
在首都哈瓦那发生的这些历史事件，生活在比兰的卡斯特罗并不知晓，因为他毕竟是个小学生，不可能去关注时势变化。不过，他不安分的心渴望到新的地方，渴望新的求学生活，因为比兰毕竟是个偏僻的而又没有名气的地方。
这时候，卡斯特罗在比兰的生活开始有了新的变化，父亲安赫尔决定给他请一个教父，然后搞一个洗礼仪式，因为没有受过洗礼的人被当地人称为“犹太人”。
有关这期间的一些生活情形，据卡斯特罗日后的回忆说：“很奇怪他们为什么叫我菲德尔。洗礼是很重要的仪式，在农村，在农民中洗礼是一种民俗，尽管他们没有任何宗教文化。那时，死亡的威胁要大得多，农民的预期寿命很短，每个农民家庭都这么想，教父是孩子的第二父亲，应该帮助孩子，支撑孩子，这是根深蒂固的想法。他们总是我最可信赖的朋友，有时就是叔叔来给孩子施洗礼。我问过我的大哥拉蒙，谁是他的教父，我认为是某一个叔叔。”
按照当地的习惯，在父亲安赫尔的安排下，给卡斯特罗找了个有钱的人当教父。他多年以后回忆说：“我被指定给我父亲一个很有钱的朋友当教子，他和父亲还有某种生意关系，有时我父亲为了家里的投资或某些必须的支出而向他借钱，他借给我父亲钱还要收一定的利息，他有点像家里的银行家。他非常富，比我父亲富多了，大家都说他是百万富翁。那个年代，百万富翁就是有巨大的财富、有很多的钱；那时百万富翁就是一个人每天都挣1个美元或1个比索，相当于普通人一天所挣的百万倍。那时我父亲的财产所值不是很高，尽管经济状况不错，但不能说他是百万富翁。”
卡斯特罗在回忆中还说：“他当了我的教父，他是一位很富有、很忙、在古巴圣地亚哥生活、并在省里很多地方有着很多生意的先生。看来，那位要当我教父的富翁和比兰的一位牧师要来看我是不是没有发生该发生的情况，因此我只能等着。我还没有被洗礼，我记得他们叫我‘犹太人’，说‘他是犹太人’。我四五岁时，他们批评我时就说我是‘犹太人’。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意思，但无疑他们在说我时都带着贬义的口气，好像我没有受洗使人羞愧，但是我对此没有任何责任。”
1932年6月间，一位住在卡斯特罗家的名叫欧弗拉西塔的女老师，经常向卡斯特罗的父亲安赫尔建议，希望他将孩子们送进城里上学，并再三强调说在城里可以受到很好的教育，也会使他们变得更有出息。与此同时，她还夸赞说卡斯特罗如何聪明机灵，有读书的才能，随后说安赫利塔也是个聪明的孩子。最后，女老师说两个孩子在那里上学可由她的亲属帮助照管。但是，在每次的交谈中，她从不提拉蒙，因为她认为拉蒙对学习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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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难在圣地亚哥（2）
对于当时的情形，卡斯特罗日后对此回忆说：“在我受洗礼以前就把我送到了古巴的圣地亚哥城。女教师努力使我家相信，我不仅是一个很刻苦的学生，而且聪明、机灵和有读书的才能。这样，他们把我送到了古巴的圣地亚哥城，那时我才5岁左右，他们把我从一个生活上没有任何物质困难的地方送到一个挨饿和过穷人生活的城市。”
卡斯特罗和安赫利塔此次要去的是圣地亚哥一户叫弗利乌的人家，这户人家住着一个失去妻子的父亲和他的三个女儿，实际上这三个女儿都已经变成了老姑娘。父亲内斯托尔以前是当地很有名气的裁缝，现在却成了无用的老人，长年病倒在家。而他的三个女儿，老大是个没有名气的医生，老二是个落魄的钢琴家，最小的欧弗拉西塔是个没有前途的小学老师。不过，她们都在海地上过高等学校，法语讲得很流利。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家，日子过得十分艰苦、潦倒。
有关上述这个家庭的境况，卡斯特罗多年以后依然记得，他对此回忆说：“穷人的生活，那是因为那位女老师的家实际上非常穷，在30年代的经济贫困时期，1931年或1932年吧，她全家只有她一份工资；她家姐妹俩人和她们的父亲，三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工作，而且有时还不发工资，或经常拖欠工资。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时，经常不发工资，生活非常贫穷。”
1933年8月，即新的学期即将开学的前夕，6岁的卡斯特罗和10岁的姐姐安赫利塔乘上了开往圣地亚哥的火车。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比兰，到一个陌生的遥远的地方去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同时，他这次离开比兰去圣地亚哥，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新的转折点和起点。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卡斯特罗从车窗口最后回望了一眼比兰，算是与比兰匆匆忙忙地告别。
卡斯特罗和姐姐安赫利塔坐了数小时火车后，终于到达圣地亚哥。他到达圣地亚哥后，住进了一间小木屋里，由于处在雨季，在经常下雨的日子里，屋里整天都湿透了，这是他来到圣地亚哥之前无法想到的生活境况。然而，更加糟糕的情况是，由于医生老大的去世，使这家人的生活更加陷入困境，因为医生的工资收入可以勉强支撑这个家。这样一来，全家人不但生活没有保障，而且还要将居住的房子卖了还债。在无处安身的情况下 ，他们一家搬到了亲戚家居住，卡斯特罗和姐姐安赫利塔也跟着居住在这里。由此可见，他们生活在很糟的环境中，每天的饭菜也让人难以下咽。
不过，刚到圣地亚哥的几天中，卡斯特罗的心情还是愉快的，因为圣地亚哥毕竟是座城市，有许多新的东西吸引他。因此，他特意穿着像海军一样的制服，同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姐姐安赫利塔一起到“墨西哥照相馆”照了张相，以作初来圣地亚哥的纪念。然而，当他留在圣地亚哥过圣诞节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忧郁的，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在困扰着自己，因为这是他第一离开比兰在外地过圣诞节。
不久，欧弗拉西塔在当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