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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卡斯特罗不想使古巴成为苏联的附庸，不想放弃国家的利益原则而听命于苏联。于是，此后的1966年7月9日，他向越南派出了一支“国际主义”部队，协同胡志明领异的游击队作战，一直坚持到10年后美军撤出，越南取得胜利和他访问该国时。
1964年间，卡斯特罗第二次访问了苏联，为增进两国的友好关系，还与苏联签定了提供收割机和装运甘蔗机器的协议。他回国后，掀起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浪潮。他在一次促进农业生产的会议上，强调科学技术可以使国家富强，可以推动社会主义。他对此说：“社会革命加上技术革命等于富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社会革命的时代结束时，我们将迎来自然革命。这将是人类永恒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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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依赖别国恩赐（3）
1964年11月6日，卡斯特罗得知赫鲁晓夫下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为苏共总书记的消息。他为赫鲁晓夫下台感到遗憾，希望苏联对古巴的政策不变。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积极寻求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因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另外，他还派切·格瓦拉对非洲进行访问，支持非洲一些国家的独立斗争，尤其是支持刚果的斗争。
这是导弹危机后，卡斯特罗所致力的一系列外交战略，并且在实施中取得了重大成效。
国际上不应犯罪（1）
1964年春天，卡斯特罗指挥部队剿灭了盘踞在埃斯坎布赖山的匪帮，使国内形势进一步得到稳定。
1965年4月2日，卡斯特罗继续致力于外交斗争，尤其是参与刚果的武装斗争。他还派出100多人的部队进入非洲中部，任命切·格瓦拉为非洲第一阵线领导，暂时放弃参与阿根廷游击队的斗争。因此，根据他的指示，切·格瓦拉在维克托·德雷克、何塞·马利亚·马丁内斯·塔马约（帕皮）等得力干将陪同下，于这天经欧洲进入坦桑尼亚。当切·格瓦拉带领部队乘商业飞机到达时，苏联的运输船也抵达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港口，并将船上的军事装备和补给品存放在供刚果起义军使用的中国后勤供应点。在切·格瓦拉的部队得到武器后，准备从坦桑尼亚进入刚果。
不久，切·格瓦拉化装后乘舟横渡刚果边界的坦噶尼喀湖，进入刚果，并与当地起义军领导人取得了联系，随即到达基班巴。
这之后，根据卡斯特罗的命令，满载军事装备和军用物资的古巴最大的商船“海葡萄”号抵达非洲。船上的军需品除了供给切·格瓦拉的部队外，还用来支援几内亚、佛得角非洲独立党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除此之外，船上还有卡斯特罗派往刚果第二阵线的部分成员及9名去布拉柴维尔的军事教官。
6月18日，卡斯特罗得知仍处于政局动荡中的阿尔及利亚发生了军事政变，一个叫胡阿里·布迈丁的上校率部逮捕并推翻了本·贝拉政权。他对这起事件感到震惊和愤怒，并对政变分子指出说：“我们不能支持这种敌视群众、敌视党的行径……若他们决定与我们断绝关系，他们也不是第一批与我们断绝关系的政变分子……我们的行为不是机会主义的，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6月底，第二阵线由一支200人的部队组成，卡斯特罗任命豪尔赫·里斯克特为这一阵线的领导人，主要任务是在布拉柴维尔地区配合切·格瓦拉的部队作战。8月23日，主力部队进入布拉柴维尔，另一支队伍开进安哥拉境内，协同这里的游击队作战。
这时，切·格瓦拉率领的部队在丛林中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古巴雇佣军、南非人和刚果政府军展开激战。由于切·格瓦拉善于在丛林中摸爬滚打，刚果人都叫他“犰狳”。然而，切·格瓦拉在刚果开展的武装斗争并不顺手，几个月后便陷入了无法想像的困境。部队除了面临非洲瘟疫的威胁，还要经受铺天盖地的白蚁袭扰，另外严重缺乏食品，只能以木薯充饥。在作战中，蛇和鳄鱼也成了可怕的敌人。
卡斯特罗从切·格瓦拉写给他的信中得知了那里面临的严峻困难。当他读完信后，陷入了很久的沉思之中。切·格瓦拉在信中写道：“亲爱的菲德尔……你应当想到过无名的悲观主义的可怕病症……当你的‘希腊礼品’（埃米利奥·阿拉戈内斯）到达时，他对我说我的一封信引起了一种被判决的角斗士的感觉……我可以向你保证，若不是因为我，这个美丽的梦想早在团团的灾难中彻底破灭了……手中有武器的人有余，真正的战士不足……索马里奥和他的同伴呢？罗列报来的那些大量流言飞语太冗长……在全国其他地区，只有残存在丛林中、失去联络的小组……卡比拉和索马里奥的矛盾越来越重，并以此为借口拱手出让城市，没有任何战斗……好了，除非我们最后决定单独进行斗争……”
由此可见，卡斯特罗认为以前对刚果情况的报告有所失误，或过高估计了刚果革命前的形势。因此，他觉得必要时切·格瓦拉可以撤回古巴。
1965年9月，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官邸接见了刚果革命最高委员会首脑加斯顿·索马里奥。他们在交谈中，索马里奥坦率地告知他说，部队应从刚果撤回古巴；因为败局已定。随后，他立即致信切·格瓦拉，指出说：“我们应当去做一切，蠢事除外。如果我们的存在毫无道理和用处，我们应当考虑撤出……”
此前，由于切·格瓦拉率部秘密赴刚果开展武装斗争，而且没有在政府中公布，因此引起了各种猜测。有的说切·格瓦拉反对卡斯特罗被秘密处决，有的说他成了不可医治的疯子被关了起来，还有的说他逃出了古巴从事新的革命。卡斯特罗对这些议论没有反驳，他只说如果想知道切·格瓦拉的下落，必须在他本人同意后才能公布。切·格瓦拉离开古巴时，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告别信，他认为在必要时候才公开这封信。
1965年10月初，卡斯特罗主持召开古巴共产党成立大会，将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改为古巴共产党，并组成了古共中央委员会。在会上，他当选为古共中央第一书记。从此，古巴成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在古巴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卡斯特罗向全党公布了切·格瓦拉写给他的告别信。他用有力的声调宣读道：“……此时此刻，我想起了很多事：从起初在墨西哥玛丽亚·安东尼娅家中结识你，你建议我同你联合起来，到远征前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紧张。一天，他们来问我如果死了通知谁，此事的现实可能使我震动。后来，我们理解了这是真的，在革命中或者胜利，或者死去（如果它是真正的革命）。”
切·格瓦拉在信中写道：“目前，一切都显得平淡无奇，因为我们更加成熟。但是，誓言依旧。我感到我已完成了将我与古巴领土上进行的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义务；我向你，向同志们和你的人民、现在也是我的人民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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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不应犯罪（2）
这时，整个会场上显得那样肃静，与会者们都在认真听着。卡斯特罗用庄严的语调继续念道：“……我正式放弃我的党内职务、我的部长职务、我的司令军衔和我的古巴公民资格……任何法定的东西都不能将我留在古巴，只有另一种性质的联系，这些联系不能像任命那样舍弃……回顾以往的生活，我感到我以完全的无私奉献为巩固革命胜利进行了工作。我唯一严重的不足是在马埃斯特腊山初期对你没有更多信任，也没有理所当然尽快发现你作为领袖和革命者的品德……”
卡斯特罗正在宣读的切·格瓦拉写给他的信中充满激情地说：“在你的身旁我度过了壮丽的岁月，我为在那些光辉日子里属于我们的人民感到骄傲，尽管加勒比危机（导弹）使他们沮丧。在那些日子里，很少有一个政治家比你更出色……”
“世界其他民族需要我们的微薄之力。鉴于你面对古巴所担负的责任，我应当去做那些你所不能做的事。我们告别的时刻到了。”
读到这里，卡斯特罗的声调低沉下来，感到两眼有一股热流在涌动。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宣读：“应当知道我这样做亦喜亦痛。在这里，我要离开作为建设者的我最纯洁的憧憬和我的亲人们，我也要离开把我当做儿子对待的人民。这一点撕裂了我的精神……我将把你所教导的信念带向新的战斗前线，那是我的人民的革命精神，是履行最神圣义务的感情：无论到哪里，我将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这使我感到慰藉，甚至超过治愈最深的伤口。”
卡斯特罗在会上最后宣读：“……我重申我放弃古巴对我的任何责任，它那榜样的影响除外。如果我的最后时刻发生在其他地方的天空下，我最后想到的就是人民，特别是你……我不为没给我的妻子和孩子留下任何物质而遗憾。我为此感到幸福。我不为他们请求什么，因为国家将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生活来源和教育……相见在必然的胜利时刻！誓死保卫祖国！以我全部的革命热情拥抱你……切·格瓦拉。”
卡斯特罗读完切·格瓦拉写给他的信后，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与会者为切·格瓦拉这封充满英雄主义气概的信所深深打动。
会后，根据卡斯特罗的建议，切·格瓦拉决定带领部队撤出刚果。当年11月间，军队首领蒙博托在雇佣军和美国支持下夺取了刚果政权。
在外交上，卡斯特罗除了致力于支持非洲的斗争外，他还就非法移民和###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他答应可以释放那些美国愿意接纳的###，但美国必须要求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厄瓜多尔、巴西、秘鲁、巴拉圭、###、阿根廷等国释放因从事政治和革命活动而被判刑的人。最后，与美国达成“包机”协议。这样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