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瀛的父亲确是同治皇帝的启蒙老师、官至协办大学士的清末名臣李鸿藻，殁于光绪廿六年。死后赠太子太傅，赐祭葬，谥文正，入祀贤良祠，恤典优隆，受恩深重。绍英祈望以此来打动李煜瀛，但李煜瀛却不管这些。父亲受大清皇朝之恩，为朝廷尽忠尽孝都是理所当然，而自己受的是冯玉祥的恩泽，尽忠冯玉祥才是最在情理之中，怎管得了这个小朝廷的冷暖？李煜瀛想到此，笑而不答。
绍英见李煜瀛不理会他的劝说，又想起鹿钟麟的身世，说：“你不是今上赐谥文端的鹿中堂一家吗？鹿相乃清室重臣，汝等如此逼咄，可忍心否？”
鹿氏家族在明朝末年出过一个鹿善继，河北定兴人，官至太堂少卿，崇祯初年辞官回里，有一次清兵破边墙入侵，破定兴城时遇难，谥忠节。鹿钟麟正是他的后裔。冯玉祥平时常以孙岳为明末名臣孙承宗之后、鹿钟麟为鹿善继之后，向人夸耀他的部下所具有的忠贞、高贵的血统。而绍英所说的鹿中堂，是指鹿钟麟的本家，即官至大学士的鹿传霖。殁于宣统二年，死后谥文端，所以称“今上赐谥”。
事情到了这般天地，绍英还以如此口吻来套近乎，实在是不识大局和儒腐臣僚所为。鹿钟麟说：“我今天来此是执行内阁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等，那就休想这样从容了！”
绍英见他一番嘴巴上的笼络并未奏效，遂改口道：“想我大清入关以来，宽宏为政，没有对不起天下百姓的事，何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如此无理？”
“你这分明是在为清室说话。若提到满清入关的事，那么，我告诉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3】，天下百姓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鹿钟麟显然有些激动地接着说：“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自己所毁弃。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一桩悬案。此刻紫禁城内外已布满了军警，其势汹汹，只等动手，如果不是我们劝阻，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倒戈将军”冯玉祥逼宫（2）
绍英回宫向溥仪报告，溥仪和臣僚们七嘴八舌地做了番商量后，决定采取郑孝胥之策，仍由绍英出去交涉，要求缓期出宫。但鹿钟麟听后却十分坚决：“今日非出宫不可。”
绍英无奈，再回宫禀报。再出来向鹿钟麟要求宽限些时日，又遭到同样的拒绝。如此往复三次，鹿钟麟等得心烦，顿生一计，到绍英第四次出来企图再行拖延之策时，尚未开口，鹿钟麟故意看了看腕上的手表，神色紧张地对身边的卫士说：“你快去告诉景山上的守军，时间虽到，事情还要商量一二，先不要马上开炮。从现在起，再延长二十分钟，如还没有结果，他们即可行动。”
绍英一听“开炮”二字，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急忙摇着手说：“鹿将军，好商量，好商量。”遂掉头就跑。
溥仪听了绍英的报告，再也沉不住气了。他蓦地从御座上跳起来，脸色煞白，搓着双手焦急地说：“怎么办？究竟怎么办？如果出宫，朕去哪里？这些家产和太妃们又如何料理？”殿内顿时一片大乱。臣僚们面带惧色，有的窃声议论，有的悄悄溜了出去。不多时，在外面等得不耐烦的鹿钟麟等人带着几名士兵来到了大殿。只见鹿钟麟走到溥仪的跟前，将两枚手榴弹放在绍英面前的桌子上，然后指着五项修改条件对溥仪说：“请溥仪先生签字吧！”
众臣僚望着桌上的手榴弹和鹿钟麟布满杀气的脸，没人再敢吭声，溥仪更是惊恐万状，魂不附体，连忙让人找来笔墨，颤抖着手在公文上签了字。当这一切结束后，经绍英再三苦求，鹿钟麟等答应溥仪的出宫时间可延长到下午三时，但不得再生枝节。溥仪、绍英等连连称是。
接近晌午，又有几位王公旧臣来到了溥仪的居处。当他们听说溥仪已在公文上签字画押时，不禁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摄政王载沣当场摘下自己的顶戴花翎扔在地上，涕泪俱下地叫喊了一句：“完了，大清——完了！”
下午3时，溥仪率领皇后婉容、淑妃文绣等，分别坐着国民军早已准备好的五辆汽车，在卫兵的护送下，向北海北边的醇王府——溥仪父亲的私邸奔去。当汽车通过神武门时，溥仪流下了悲伤的热泪。他隐约地感到，也许这是自己一生最后一次穿越神武门了。一旦离开了这里，他的人身安全及家产私财都将无法保证不出意外。其他的一切，诸如祖宗陵寝的守护等，都将随着自己被迫迁出紫禁城这个象征着权威的皇家禁地而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乱子。但是，现在看来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当时社会普遍的关注的焦点，还是在清室财产的善后处理上。当时广为流传的两个故事是：张壁在宫中清查财产，见桌上有一个钧窑花盆，种着菊花，他知道钧窑是难觅的珍品，便对一个侍卫说：“这盆花是好种，给我带回去养着。”
另一个是说鹿钟麟看见宫内桌上有一个翡翠西瓜，随即脱下军帽扣在瓜上。到临走时，卫士连瓜带帽一起捧到鹿的面前说：“司令忘记戴帽子了。”鹿答道：“很热，我暂不戴，你先拿着吧。”这个卫士心领神会，将翡翠西瓜和长官的军帽一同带了出去。
当溥仪被赶出宫时，冯玉祥颇为得意，认为这是北京政变中为革命做的第一件大好事。但随着社会各界的反对和丑闻的传出，不免越来越觉得尴尬。而此时大多数头脑冷静的人，则持根本的否定态度。认为在这国乱如麻，兵祸未解之时，冯玉祥做此鲁莽之举，无疑是避重就轻。而溥仪的小朝廷，自不比李自成盘踞大内的两三个月，一旦被逐，即会烟消云散。此时的溥仪依然有他的一定影响，如果处置不当，必会招来无穷的隐忧——这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很快就得到了应验。
末代皇帝的末路（1）
1924年11月22日，北洋派###段祺瑞只身进入北京。23日，张作霖也从天津赶到北京。就在这一天，冯玉祥在政变中搞起的那个以黄郛为首的内阁全体辞职。24日，段祺瑞在陆军部礼堂，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同时发布新的内阁名单。段祺瑞压根儿就不把冯玉祥放在眼里，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冯玉祥的军队从醇王府撤走，由市警察司令部派出护卫接替。而张作霖对这位在直奉大战中帮了自己大忙的倒戈将军，不但未表示谢意，反而越发认为他是一个“任何背信弃义的事都能做得出来的卑劣小人。他今天捅向吴佩孚的刀子，明天的什么时候又将捅向我……”更出乎意料的是，在将吴佩孚和冯玉祥做了一番对比后，张作霖对冯玉祥更加鄙视和愤恨，对吴佩孚倒是还保留了几分敬意。
由于段祺瑞和张作霖都对冯玉祥没有好感，所以决定将其驱逐出京，并不让他在有出海口的地方发展。经过一番密谋，很快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并希望他率部克日到任。
此时的冯玉祥被实实在在地搞了个灰头土脸，自感无趣。但他绝不会就这样顺利地出走西北，也不会轻易地放弃已经占据的北京。他将部分军队勉强撤至南苑、北苑两地驻扎后，想出了一个惯用的策略，那就是辞去军事统帅一职，解甲引退，同时宣布到西郊天台山一座佛寺里静养，除他的亲信外，声称不再与任何人往来。
11月29日，住在醇王府的溥仪在英文老师庄士敦、清室旧臣陈宝琛等臣僚的密谋、策划下，溥仪等人乘车悄悄离开了醇王府，向位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冲去。他们先是借着漫天尘土飞沙的掩护，躲进使馆区的德国医院，然后转往日本使馆兵营。
日本驻中国公使馆公使芳泽谦吉得知溥仪一行逃来的消息，急忙前来探望。溥仪趁机提出要在日本使馆避难的要求。芳泽谦吉不敢做主，只好说：“皇帝陛下，请先在这里休整一时，我马上发电报请示，待我国政府正式指示后，才能接纳，以示庇护。”
此后的不长时间，芳泽谦吉正式告知溥仪，日本政府已同意提供庇护。接着，芳泽和他的妻子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让给溥仪居住。再后来，芳泽亲自驱车拜访段祺瑞，婉转地提出带溥仪的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到日本使馆同溥仪见面的要求，并得到段祺瑞的同意。溥仪的后、妃始随芳泽的秘书走出醇王府，来到了日本使馆。几天后，日本使馆又将后面的一幢楼房专门腾出来，供溥仪的后、妃、臣僚及随之而来的太监、仆役、厨师等使用，并特设了溥仪会见王公大臣的场所和后妃的“寝宫”。至此，溥仪的避难暂时取得了成功，但从此也渐渐落入日本人的势力控制而无力自拔了。
既然日本方面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溥仪，就不能再让他随随便便地从手掌中溜走。尽管溥仪产生价值的时刻远没有到来，但日本人懂得这时的投资是多么的及时和必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后随溥仪进居日本使馆的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人，渐被日本人有预谋地收买和拉拢，而这些旧派臣僚，又跟日本人串通一气，左右了溥仪的一切。溥仪对此略有觉察，也曾思想过对策，但苦于无路可行，也就只好听其摆布了。
1925年2月23日夜9时，日本使馆的后门被轻轻地打开，接着从里边悄悄溜出6个人来。他们神色匆匆地由西转南奔走，随着稀疏的人群进入了北京火车站，并朝一列东行的客车走去。这6个人中，打头的是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池田，紧跟在后面的是换了毛料西装、戴着礼帽的溥仪，身后是两名日本便衣警察和侍童李体育、祁继忠。他们挤过人群，从列车的末端，登上了装满日本兵的特挂三等车厢前往天津。
到达天津后，溥仪同随后赶来的后、妃、仆妇、太监、厨子、随侍、司机、护军、御医等30多人，搬进了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这张园原是前清名将、湖北提督、武昌第八镇统制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