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和仇恨。 “你的立场我能了解，”我说，“但我不过是一个小兵，只能把你的话报告给上司，尽量帮你就是了。” 他点点头，安静了下来。 过了几天，押来一个带孩子的女犯，可能就是那个女军医，但那名犯人却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对中尉说，我愿意尽快把这母子送到那人那边，长官立刻就同意了。我带上一把刺刀和一只备用手枪，押解五名犯人上路。 中尉是个话语不多的人，但他善解人意，态度随和，不摆架子，很得大家信赖。 谢天谢地，那天天气真好，我们一行安全到达。任务交卸完毕，归队前，我偷偷看了一眼那犯人一家感人的团聚。我感谢上苍——为我卸下重负后所获得的心头的安宁。那天傍晚，那落日分外美丽。 那家人家后来的命运会怎么样，我一直放心不下，我自己也在风雨飘摇之中。无论过后发生什么事，我可以肯定地说，那轮落日留在我心里的样子没有变过。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会不会来临：让尽可能多的人，平静地活着，心安理得地死去。 栗林猪太郎 75岁 退休高中教师 小樽市
不要再给捉住
我驻扎在宝丰的时候，一个俘虏五花大绑着从连队所在地鲁山押了过来。我们没有接到处置他的任何命令，就一直让他坐在我们下士官简陋的办公室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从食堂端来和我自己一样的饭菜，先尝了一点表示没有下毒，然后把他的绑绳稍微松了松。他一定是饿了好久了，拚命地吃了起来。我对他说，关于他的命令明天会下来，我已经布置了夜间守卫，别想逃跑。 第二天早晨我收到T中尉的命令，对俘虏予以处决。如果我押着他穿过街道走到城外，不管怎么样总会有当地居民看见我们。这里直到几个月前还是敌方地盘，也许居民里边就混有敌方士兵。而且把他就地处决，明摆着一定不得人心。那时， T中尉是宝丰警备队队长，手下50名兵，都是各团挑剩下的和不要的。三名军士，包括我自己，身上都挂着花，刚从医院出来。我们没有资格上前线。队里还有两名朝鲜人，有一个连日语都不会说。 我把俘虏放在一辆马拉的大车上，向城外走去。当地不少居民站在路边看我们经过，眼睛里充满恨。我感到脊背一阵阵发冷。我想到树林里结果他，一边走一边和他说话。我问他是哪里人，多大年纪了，为什么给捉住等，心里直替这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难受。我决定放了他。我自己给自己辩护，放了他，当地人就不会闹事，对宝丰警备队的安全也有好处。 我对这俘虏说，我要放了你，今后再也不要回到这一带，到别处去好好活着。他哭了，一遍一遍说“XieXie（谢谢）”。我把枪口朝天，放了三枪，回营房去了。我回过头去看他，那俘虏使劲冲我挥手，向我深深鞠躬，接着飞快地跑了。 我回到城里，每个当地人都朝我微笑，说“大人，您辛苦了。”我想他们大概在什么地方看到了我对俘虏的处置。 这事发生在昭和20年3月间。 内田敬治 66岁 照相机商人 小田原市
忘不了，鲜血从那中国孩子的胸膛涌出
1945年5月间，我正在满州国热河省担任基督教传教士，被征派到山海关守备队。这里的设施原来是供应一个连队长期驻扎的，现在只驻一个守备中队，一百几十个人，粮食、装备样样富裕，日子过得平淡无奇，既没有敌人来犯，也无需出兵###。 一天，两个农家孩子给捉住，送到我们哨所。这本来不算什么事，但中队长想寻个事由显摆得自己忠于职守。当时我当这个部队的翻译，立刻被叫去审问这两个少年。我发现他们二人不过是当地农家子弟——两兄弟，一个十八，一个十六。他们没有意识形态倾向，也明显不是八路军特工。我通过曹长报告中队长，顶好是把他们放掉。 但长官就是想把他们当八路军探子来处置，不管他们是还是不是。这样一来，他和他的中队就能记上一功。我的建议给顶了回来。当晚，在哨所的房檐下放了一个临时扎起的笼子代替班房，把那两个孩子关在里头。但那些已经习惯于平安无事状态的兵士，站岗的时候打起了盹。到了下半夜，那两个少年破笼而出，逃掉了。卫兵们慌里慌张地追出去，年纪小的一个给抓了回来，哥哥隐没在黑沉沉的夜幕里。 第二天一大早，中队长怒气冲冲把全队人马召集到后院，命令立即当众处决这个孩子。在八月如火的阳光下，被剥掉了上衣的少年，坐在一个深坑边上。突然，中队长对我说：“用中文给他做临终祈祷吧！”我一直紧盯着这名长官，使劲忍住才没朝他大喊：“他不是八路，不过一个不晓事的农家孩子，把他放了吧！”一个强劲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响着：“你不是一个传教士吗？你应该救这无辜的孩子。” 但如果我胆敢开口，失去理性的中队长和别的军官径直地就会把我也当叛徒处置。我的脑子乱成一片，全身战抖着，按中队长的命令，像梦游一样磕磕绊绊走向那孩子，跪了下来。 昨天我审问他的时候，曾经向他保证：“你们没罪，我会尽量让他们放了你们。”这时，那孩子正怔怔地望着我。我对他说些什么呢？我用中文告诉他：“我没权，救不了你了。我是个胆小鬼，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向我的主祈祷。你要是信什么神，也向它祷告吧。”在这之前，他一直喊着“MaYa；MaYa。（妈呀，妈呀）”，这时，他闭上眼睛，安静了下来。 中队长命令连里年岁最小的一个兵用刺刀行刑：把那孩子一刀刺死。那个小兵端着枪站着，怎么也下不了手。“看老子的！”一名军曹说着，一刀刺进少年裸露的前胸。那孩子的脸立刻变得惨白，鲜血从胸腔喷涌而出。 直到今天，我依旧感到悲伤、感到罪孽深重。我忘不了那孩子鲜红的血。 二桥正夫 72岁 幼儿园院长 沼津市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南京的故事让一个女孩大惊
日本刚刚投降的那个秋天，我是岸和田市一所女子中学三年级的学生。那是日本最困难的一段日子，学校关了门，附近农民也没有粮食了。我们只能靠在路边收点南瓜藤和番薯藤维持生命。我和妈妈决定到新去买点米。我们搭上一列拥挤嘈杂的火车，连洗漱间和行李架上都是人。火车的窗玻璃都没有了，过山洞时，车头排放的煤烟吹进来，把我们的脸熏得黝黑。这么着来到一个村子，我们用钱和家里最好的和服换了一点米。 那天夜里我们在一家简陋的乡下旅店借宿。三十叠叠：日式房间地板上铺的厚草席，一块叫作一叠。大小的屋子里挂满绿色的蚊帐，人们合衣而卧。就在我疲惫不堪快要睡着的时候，五、六个男人开始喝酒。他们都是刚刚退役的兵，正得心应手地干着黑市买卖。每个人都在大吹大擂自己战争期间的功绩。 这些人的话让人难于忍受。他们粗鲁地大笑，述说他们强暴过多少多少中国女人，说把手伸进女人身体到底能深到什么地方，说是能深到腋窝。 我像一个发条木偶那样从席子上跳起来，想冲出蚊帐。妈妈害怕地抓住我，说快别这样，要不然会出事的。我安静下来，那些男人还在说呀说呀。 “那是在哪里呀？” “南京南京。那地方真是太来劲了，随便干随便抢。不管怎么说，当兵的行军累得不行了，长官让忍着点儿，说到了下一个城市让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曾经参加过庆祝攻陷南京的游行，挥着亲手作的太阳旗——现在怎么能受得了这个？ 我曾用我们少得可怜的东西作成慰问袋，放进人形护身符和千人针；我曾经在慰问信里写道“每天都感谢士兵先生”……。听了他们的话，我真是大吃一惊，整整一夜，我根本不能入睡。我不敢想我们的士兵就像他们这个样子。我叔叔就是一个好人，他已经死了，年纪轻轻死在瓜达尔卡纳尔岛。 在南京和别的地方干过这种事的先生们，现在大概正参加老人旅行团，或者悠闲地打板球吧！求求你们，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写出来吧。 尾崎顺子 55岁 家庭主妇 横滨
忏悔的证据
《南京的故事让一个小姑娘大惊》是对经历了战争这一代人的一个指责，也是一个要求。发现了丧尽廉耻的现实，与保存在她纯洁少女心中对皇军的想象是如此遥远，她怎么能不大惊，特别是在日本战败后一切都乱糟糟的时刻。 我也是在昭和14年被发到中国前线的。我们被告之，人生在世当为国捐躯誓不回还。我被编在一个全是老兵的小队里。自从他们的部队在上海登陆、面对敌人之后，他们曾在许多地方参加了许多战事。他们说的以下三点立刻给我们以深刻印象：1）我们不杀人，就一定被杀；2）活一天算一天；3）今天有吃的，明天可能就挨饿——今天是王子，明天就是贫儿。 虽然每个个体之间，由于不同的天性的和理智程度，行事可能不尽相同，我认为这些老兵们的想法在士兵中相当普遍。没有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保卫东亚和平”或“圣战”之类的漂亮玩艺，战场上只有及时行乐和杀戳。日本国内经过美化的军国主义宣传与侵略他国的军队的真面目当然不会一个样。战争原本就是最残忍最恶劣的。 即使这样，在我被投入战争的时候，由于军队纪律严格，没有出现过南京那样的事。但战场环境会改变人。我们每个人不都有一些记忆，或多或少，根本不愿意去回想的么？我想，事到如今，除了对战争经历自鸣得意的笨蛋，多数人的想法是不愿意再往旧伤口上撒盐。人们可能认为我们是满不在乎，但我们反对战争的誓言就是忏悔的证据，其中包含着对给予他国极大损害的侵略战争的反省。 井上一 6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