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二等兵某某，昭和21年12月8日，被提升为陆军一等兵。谨此申报。”这是战败次年的大诏奉戴日，黎明前的西伯利亚战俘营气温零下好几十度。地冻得硬邦邦的，一年新兵全体排成一行，并排站立，面朝天皇皇宫方向。 每人依次出列两步，喊着上面那些话，呼吸在冰冷的空气里变成一股白汽。给我们授与军阶的是没戴肩章的大队长，一位“波茨坦大尉”波茨坦大尉：指在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后才获得晋升的军官。他们才晋升就要退役，但可根据新晋升的军阶领取优抚金。。他对我们一一举手回礼，再放下，就像一个被线绳牵着的木偶。这次的提升仪式是专门针对第一年新兵的。我们从此成了一个没有二等兵的军营。遵从苏方的命令，营地的军官、士官和士兵都有定额，想要改变这一构成没有可能，除非有人死了或是调走了。平时供应也以此为准。此刻给士兵提级，无疑是为了多少转移一些弥漫在低级士兵中的不满，使得他们为提级相互竞争，努力提高成绩。在军队体制中，必须得争取上级的好感。 苏联方面在战俘营实行不干涉内务、战俘自治的原则。这导致食品和其他奢侈品分配不公以及公然克扣配给等事。同时，营地里也有反军方的斗争和私刑发生。日本军官，在苏联当局面前一味奉承拍马，机灵地为他们自己捞好处。 山崎幸男 60岁 退休金工作者 须坂市
湿原上的收容所
西伯利亚茨塔沃收容所，据说关了1000 到1500人。据他们说，一个冬天过去，就有500多人死于疾病和饥饿。所以，在西伯利亚呆过的人都管这战俘营叫“地狱一般的难波大队”。 吃的是用饭盒盖盛的稀粥，干的却是伐木和铺枕木的活儿。日本军队系统还原样保留着，高级军官待遇好，低级的、年轻的士兵待遇差。这就是说，先死掉的必是年轻的士兵。 死尸就堆在营地一个帐蓬里。人一死，衣服就给剥光，尸体冻得梆硬，象一段木头。西伯利亚的土地还冻着，我们在冻土上燃起大篝火，把表层慢慢烤化，再用钢锛往下锛，一次只能锛进两毫米。掘到一定深度，就把好几具尸体一起扔进去。因为它们都冻了，这一扔总会弄得骨折、肢散。这事白天黑夜都在干。我只要活着，就一辈子也也忘不了那篝火照亮的夜空。 因为死亡的数目太大，任所长的苏联军官被追究责任，送进了劳改营。他的后任是一名文官，战俘营的状况有了改变。 在我被转送到别的营地两、三年后，又转移到茨塔沃附近。我去看了收容所的遗迹，湿原有一半淹了水，变成一片沼泽。荒草遍地，坟坑和用白桦树枝扎成的十字架，都已经了无痕迹。只剩下红褐色的西伯利亚泥土。 加川治良 63岁 退休公司职员 千叶县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乡愁刻在柱子上
我是前关东军部队一员。我们被装在一辆货车上，从西伯利亚出发，最后给遣送到设在拉达的118俘虏收容所，就在莫斯科东南400公里的坦波夫城附近。那时已是昭和21年1月。在那里，我们住的是半地下式的窝棚，一直住到那一年8月，这些窝棚是几年以前建造的，窝棚里的柱子是整根原木，已经被手垢弄得黑亮黑亮的。 有一间窝棚的柱子上，刻着一些日本字，是在我们来到这个营地很久以前刻的。据说刻字的是想家的日本兵，他们是诺门坎事件诺门坎事件：1939年，日本和苏联军队在诺门坎发生了边境冲突。一名满州和外蒙古交界处的前沿哨兵导致了一场全面战争。这场冲突一直持续到那年的九月。朱可夫将军率领的苏联坦克和配备了机关枪的步兵，几乎摧毁了日本的一个师。（英译者注）的战俘。 我听说，在坦波夫城里还住着一名当时的士兵。诺门坎事件结束后，他放弃回日本，变成了苏联公民，还在那里成了家。好象那场仗以后，有相当多的日本兵被俘，被押解到苏联腹地。 在拉达国际营，除了我们日本人，还有德国战俘，以及被德国人俘虏的荷兰人、匈牙利人、澳大利亚人和别的国家的人。21年初夏，我们还举行了拉达田径奥林匹克。 清水芳夫 64岁 公司管理人员 防府市
在蒙古
战争结束时我是机场大队的一员。从赤峰赶到辽东湾的锦县，住在机场的飞机库里，后来被抓起来送上开往西伯利亚的货车。火车快到贝加尔湖时，又朝南去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我们日本人说来，这是一个神话中的国家。被蒙古兵用刺刀顶着，我们给装上卡车，押到了这片神奇土地的首都乌兰巴托。 在那里，13000名日本战俘，被迫干各种各样的力气活，度过了两年的时光。有一成多人，也就是1600多人，死在了那里。我干过的主要的活儿是建造乌兰巴托大学。第五收容所对面是原来的毛纺厂，中间隔着中央广场。每天早晚，我们都要列队穿过中央广场。那本来是一块空无所有、凹凸不平的空地，经过日本战俘的劳动，地面平整了，广场中心竖立起年轻革命者斯图巴特尔骑在马上的雕像，四周是大学、中央政府、外交部、歌剧院、电影院、旅馆、百货大楼等。这些建筑物，构成了乌兰巴托的市中心。 我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这些日本战犯为提升乌兰巴托的文化而做出的贡献。 江部忠夫 71岁 退休中学教师 鹤冈市 txt小说上传分享
抚摩大腿，回想西伯利亚
听着窗外的雨声、悠悠然地在澡盆热气腾腾的水里泡得满身大汗，无意中摸到自己的大腿。岁月流逝，备尝辛苦，我已经多么衰老了啊。这时，仿佛从头到脚，都回到了40年前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在老远的伊尔库茨克的日子。 每月我们都有例行的身体检查。我们排成四排，夏天脱得一丝不挂，冬天冷得上牙打下牙，冷得那话儿都缩进肚子里。一名神情严肃的苏联女军医为我们做检查，方法是拉起每个人大腿上的皮。我们个个皮包骨，皮肤就象拨光了毛的鸡似的，粗得像砂纸。由于严重缺乏维他命，我们又瘦又弱，只觉得冷到骨髓。 根据肉的厚薄，我们给分成三等。大家都暗暗祷告，盼望分到第三等，这样就能干轻一点的活，从而能多活一天。肉最厚的给归在一等。对比骨瘦如柴的伙伴，他们可能有点欣慰，但一想到等着他们的是最粗重的活，那得意里又混杂了忧愁。 我能凑合着活着回家，真是不可思议。我想起那些日子里不绝于耳宣传口号，比如：“系紧头盔带，打赢这一仗”，要打赢这场战争，我们的头盔带子可是太短了。还有：“无欲则胜”、“奢侈是我们的敌人”，结果呢，奢侈成了我们的亲人。 我泡在澡盆里，闭着眼睛，只觉得日月如梭啊。在我记忆的深处，隐隐浮现出西伯利亚漫长、天寒地冻的冬天，回想起那澡堂里那一盆热水（每月一次），想着自己怎么小心节省着从头洗到脚。现在，热水就从家中笼头里喷出。活着多好啊，我不由得想。多让人心酸——那么多战时的老伙伴都死了。 我轻抚着自己的大腿，思绪一会儿在北国瑟瑟的寒风，一会儿转到温暖的浴缸。我老了，往昔的“鸡皮”终于被垂老的皱纹替代。 山本善丸 65岁 印制公司老板 别府市 。。
宪兵唱红旗
这事是在西伯利亚第19号收容所发生的，时间是在昭和22年2月前后。红军把我们这万名滞留人员集合起来推行“民主化”教育。 所有的人一门心思想回家。我们充满了恐惧，担忧任何对“民主化”运动的抵抗会推迟我们的遣返，或把我们送到苏联腹地的收容所。 在我们这个营地，有相当一批前宪兵和前特种部队，以及前特种高级警察。也有一些军官，他们曾经在过去的战争中残暴地虐待共产党。显然，他们的处境不妙。 成立了一个“民主化突击队”，他们工作条件格外艰苦，但听说报酬不菲。前宪兵都进了突击队。每天早晚进出营地时，他们高声大嗓地唱起“红旗歌”和“国际歌”。他们里边就有那些依仗“治安维持法”和“国家总动员法”一贯压制反战理论、反战学者和作家的人。现在翻脸一变，让我们目瞪口呆。 一天晚上，开会坦白宪兵队真相。照前宪兵们说，对于外出强暴已婚妇女的军人，如果是军官，惩罚很轻，若是士兵，可能就被监禁了。 平野好郎 61岁 农夫 久留米市 txt小说上传分享
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那个岛上，有好几个设在不同地方的劳动营。我们在苏门答腊被拘留，送到这里以后，给圈在几间靠近码头的仓库里。我们一共2000人，一个挨一个睡在铺在水泥地的草垫子上。早晨5点就给叫醒，早饭是半罐玉米大米混合粥，六七成是水。 我们什么活都干，每天干的都不一样。在防波堤上，就从船上往下卸货；在城里，就把货物从仓库搬进搬出。如果碰上那货是稻米或岩盐，压在背上的包有100公斤重。盐渗到光着的脊背上，煞得生疼。走向工地时候，坐在吉普车上英国兵的愤怒的叫骂不绝于耳。每天从早晨七点干起，连续12个小时。中饭是两块硬邦邦的、手掌大的饼子。中间有20分钟的休息。 最觉屈辱的是在中国人、印度人、马来人混居的街道淘下水道。我们被迫用手去掏冲下来的死耗子和人粪便，要么就站在齐胸的粪便里把它舀出来。在水泥仓库里，我们被迫在齐膝深的粉尘里跑，肩上扛着两袋水泥。要是有人倒了，谁也不敢去扶他。 我们没有休息日，如果不服从看管，就会挨枪托或皮靴。没人知道何日遣返，有人疯了，有人营养不良死了。我在盟军手里苦苦挣扎了两年，只凭一个信念支撑：活着回祖国。人们一直在谈论日本军人在战争期间的暴行。但暴行不分种族和国籍。我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