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班里同学的态度有了转变。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发生的一切。第二年我们回到了日本。我一直和台湾时代交的朋友保持联络。 马面善子 54岁 店主、家庭主妇 福井县
骂声中的保护
刚刚战败那阵子，一种令人胆寒的不安气氛在旧满洲通化腹地的东边道烟筒沟日甚一日。9月21日凌晨，骚乱终于爆发，一大群人涌进了东边道开发技术培训学校的住宅区，他们手持棍棒、镰刀、铁锨，一边砸玻璃一边大声叫喊。有人高声叫道：“快躲到宿舍去！”日本人全部撵光之后，那一群人开始抢劫住宅，直到黄昏。我从那里逃了出来，半路拐到学校的竹本先生家。在那里看到的一个景象，简直不敢相信。 七、八个中国男人拿着棍子围在竹本先生房子四周守卫，不让暴徒靠近。竹本先生生病的母亲已经70多岁，正躺在病榻上。当那场劫掠渐渐平息时，这些中国男人把老母亲放在一张门板上，抬到宿舍区。但暴徒再度涌向宿舍，一边叫一边扔石头，想把日本人再逼出来。绝望中，我们拥向库房躲起来。他们又在宿舍抢了一通之后，又朝库房走来，威胁我们说“把钱交出来，要不然杀了你们！” 危机终于过去。天亮以后，我们回到被抄得乱七八糟的住宅区。在那里，我们又过了两个月的“避难生活”，直到总公司派来一列火车救我们。大家排成一个长队，步行六公里去临江的车站。在这长队的队尾，中国人用门板抬着竹本先生奄奄一息的母亲。我本人曾为竹本先生的人格所感动，这一回，那些中国人更使我热泪盈眶。就在我们作为难民艰苦度日的时候，不时地还有日本人骚扰别的日本人。而这里，是那些中国人，在一片自己同胞的骂声里，沉静地抬着一名日本老妇人。 永岛重俊 78岁 自由职业 福冈县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将毒气弹丢弃？
从1945年4月直到投降，北京日本中学三年级的学生（他们比我晚三届），由他们的教师领着，被征调到北支派遣军弹药库。弹药库坐落在北京郊区的三家店。在那里，有一则流言在学生中传播着：那些储藏在这里、被称做红色炸弹、蓝色炸弹、黄色炸弹的弹药，实际上是毒气弹。流言越传越广，一名中尉嘴唇哆嗦着在早点名的时候对此做了解释：“日本军队不使用毒气弹。它们之所以被称做红色或者蓝色炸弹，是因为爆炸时候烟的颜色不同。” 投降的第二天，军队开始把这些炸弹搬走，早晨一次下午一次，到18号早晨，一共搬了五次。这时，一列十到十五节车厢的货车给拖进火车支线。学生搬运20到40公斤的炸弹箱，从山腹中隧道式的弹药库中搬到货车上。他们还把当反坦克地雷用的固体炸药装进苹果包装箱，这些炸药全带着雷管。每节货车上都有两名日本士兵，以备中途可以将所有车厢一齐炸掉。一些学生问士兵这些火车要驶往何处，他们回答说，铁轨已经铺设到海底，炸弹要丢弃到塘沽外边的海里。 但学生没听清这些炸弹到底会送到哪里、以及如何处理。这些被征调的学生中还有一个人记得弹药库的番号：北支派遣军甲1810部队竹鼻队。 东幸一郎 60岁 高等学校教师 浦和市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男孩、跳蚤和战败
昭和20年3月，我十岁，被安排从镰仓疏散到静冈县的小笠郡土方村。人们以为这个平静的、种植茶叶的小村，不会遭到克拉蒙和柯蒂斯轰炸机的进攻。当地的男孩教给我怎么钓雅罗鱼，我握着自己手制的鱼杆，沿着河逛来逛去。走到学校要三十分钟，我穿着草编的人字形平底拖鞋，一路望着高天神城的天守阁上学去。 一天，我们一帮孩子跟着家里大人到海岸晒盐。就在差不多中午的时候，一团黑色的东西从水平面升起来，令大人们奇怪不已。原来是飞向富士山的B29飞机编队。我们全都蜷缩在松树底下，惊恐万状。就是那一次我知道地球是圆的。 那天夜里，我从仓库的窗子里看见东边的天空燃烧起来，一片火红。这是对静冈的空袭。西边的天空也烧焦了，这是对浜松的空袭。我们跑到桥底下，度过了那个炸弹隆隆、火光闪亮的夜晚。 有传言说，美国军队要在这片海滩登陆。不过我们男孩的游戏并没有受到干扰。夏天到了，我们聚在池塘游泳。游了半天游累了，正光着脚走回家的时候，一个大人朝我们跑来。“战争结束了，日本给打败了。”我们小孩听到这消息没有什么感触，但到了学校，看见操场上都是士兵。这是驻守御前崎的那个连队的解散仪式。进入教室，跳蚤朝我们扑来。我飞快地跑出去。对我们男孩来说，新时代是以与那些大兵留下的跳蚤进行搏斗开始的。到了这年秋天，高天神城的天守阁遭到雷击，烧毁了。 中川彰宏 50岁 林业 岐阜市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灯光和一条长裙
作为名古屋南部的一名小学教师，我带着50名三年级男孩，昭和19年8月，撤退到知多郡南粕谷一座寺庙里。一到晚上，有的孩子想家想得哭了起来，有的孩子要起夜，弄得我狼狈不堪。大约一个月以后，他们才渐渐习惯了集体生活。 冬天到了，大家情绪低落。因为空袭和这一地区的强烈地震，恐惧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常常吃不饱，按时洗澡更是奢望。孩子们满是污垢的皮肤上出现一个个粉红色斑点——他们生了疥疮。 快到“八一五”的时候，我们已经快坚持不住了。没人知道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那是一个大热天，我在无线电广播的一片噪声里，听到停战诏书。我对自己说：“仗是打完了。可我什么也感觉不到。”那天，我去参加一个会。从会场返回寺庙，太阳已经下山，我拖着沉重的双腿，和另外几个老师慢慢地走在乡间小路上。突然，我们前方一栋大房子的二楼上，电灯亮了。 “嘿，电灯点亮了，看来战争真的结束了。”在电灯光下的有个年纪不算太老的妇人，没穿我们常见的工装裤，而是一袭长裙。而那盏灯的上边，也没有遮光罩，明亮的光线从敞开的窗口直泻出来。我们齐声大喊：“战争真结束了。我们可以洗澡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脚步轻松起来。我们合着比平日轻快的节奏，唱起熟悉的“杉树是大山的孩子”。笑容荡漾在我们的脸上。 林政之 63岁 高中教师 名古屋市 。。
天皇也没吃午饭？
那天，我按照学校老师的吩咐，和同宿舍的伙伴一道去捉青蛙。 就在一个多月前的7月12日，当B29轰炸机对宇都宫市实施空袭的时候，我家的房子中弹，全烧光了。通过父亲的熟人，我们十户人家一起住到艺妓馆管理处。那时我上国民学校六年级，每天按照老师教导：“捉住青蛙，晾成干，为本土决战做准备”。一个星期以来，我就这么每天坚持不懈地捉青蛙。 早晨，没吃早饭（实际上也没什么可吃的），我，还有三个常常一起玩的孩子，走过小镇烧焦了的废墟，来到郊外的稻田地。即便在早晨，太阳已经火辣辣地烤人。我们捉青蛙战绩平平，四个人只捉了六只。肚子空空的，中午快到了，我们决定回家。附近的建筑物都给炸毁了，地形一览无余。我们光着脚走在沥青路面上，觉得很烫，就像常说的“去时容易回来难。”我们一路走着，又渴又饿，没有人说话。 我们已经看见百米外的管理处。和往常不一样的是，前门进口处乱轰轰地挤着一群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我们赶紧跑了过去。十几个人站在门厅里，有人在宽阔的地面上席地而坐，有人靠着墙或蹲或立。他们在听收音机。是天皇的玉音广播。或许因为从半截听的，我简直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说实在的，他的声音跟我们一样有气无力的。我想，别是天皇也跟我们一样，还没吃午饭吧。想到这里，我更觉得饿得受不住，想大吃一顿南瓜、甘薯、白薯粉饼子了。 竹泽尚司 52岁 公司职员 川越市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曾经打算切腹自杀
我原是一名邮政官员，改行当了教师。强撑着急性胸膜炎后衰弱的身体，抱着神州必胜的信念，以至死不移的狂热奉行天皇的诏敕，执行政府的命令。 终战不久以后一天黎明，我（当时21岁，国民学校助教）决定在学校值班室切腹。以此为我曾经力行军国主义教育，向学生表达真诚的歉意。突然，走廊里传来一声大叫，这是西胁，一位年老的女佣。她叫着，“老师！老师！” 她尖声叫着，脸色惨白，眼泪夺眶而出，竭力阻止我：“老师，等一下啊。把剑给我，给我这老太婆！”她声嘶力竭地叫着。我突然清醒了。只见那老妇人正双手合十，喃喃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我把带血的剑放在合掌祷告的老女佣面前，脸朝下倒了下去。切腹的疤痕至今犹存。 我，年资不过一年有余，而且不是正式教员，只是个代理教师。但却拿严肃的战争责任问题拷问自己。责任问题是战后历史研究的核心。天皇、政治家、官僚的战争责任，军人、企业家、舆论界、文化人、学者、教师、传媒等等的责任。不要一味地责备他人，而要不停地追问你自己——当年，作为一个成年人，每一个个人对战争的责任。我永远不会忘记是念佛声让我复苏的。 加贺诚一 62岁 教育史研究者 长冈市
叔父在战争结束那天给打倒在地
8月15日，我16岁。太阳已经落山了，奄美岛还热得人浑身是汗，不管怎么一个劲地擦，还是顺着身子往下淌。我正在村边一条溪水中给我的小妹妹洗澡，两个大兵急匆匆地从山间公路上跑过来，问道：“邮政局长住在哪里？” 我脱口而出：“我叔叔就是邮政局长呀，我们住一起。”然后我就缩住了口——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