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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解开死结
战争是无法弥补的恶。我也有很多悲伤的经历。我希望在死亡不期而来以前，知道怎样才能防止战争。许许多多远因重叠交错，纠结缠绕，战争于是发生。在不同场合和不同时刻，当事人怎么做才能防止战争呢？当然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可是，也不能对一团乱麻置之不理。我想解开死结，探明问题，建立系统的答案。 我自己那时还是少女，只知道别人告诉我的那点情况，所以认为战争是必然的。对战争过程中的恶，不可能有丝毫预感。我所知道的是：1）人口日渐增加，农村凋蔽，特别是东北地区发生冻灾，迫使和我一样年纪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2）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拥有很多殖民地。3）ABCD包围圈等等国际的压力，连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了欺侮，而五内如沸。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真悲惨。只有极少数优秀分子预见到战争必败，但他们被贴上“非国民”非国民：战争期间日本社会用以指称未能“尽国民本分”为战争尽义务的人，而实际上任何个人以及行为如果不合潮流，或不服从当权者如宪兵警察、居民组织的负责人、学校老师等，都有可能被扣上这个罪名。的标签，受到众人的责问。寻找广阔的土地以拯救农村贫民的愿望，却得到这样的下场……我真的认为那是圣战，所以，实在想弄明白这倒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做才能防止战争呢？ 羽田广子 67岁 退休 八王子市
不幸戴错眼镜
内阁总理大臣由天皇选定。下一位总理是谁？下达组阁大命之前，天皇垂问于###西园寺公，西园寺公死后又垂问于内大臣。西园寺公作为杀手锏推出的近卫公，于是作为国民之期望，神采飞扬地登场——这种人事安排真是“不幸戴错眼镜”。据《西园寺公与政局》一书，近卫公“性格非常软弱”，“没长性”，“不能始终如一”。连西园寺公也痛下针砭：“窃以为近卫公具有相当的见识，结果却显得毫无主见。实在难办。” 尽管如此，近卫公却三度出任总理大臣。第一次任期内卢沟桥事变，打算不扩大，结果深入中国大陆，不能自拔。第二次任期内缔结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第三次任期，在对美英宣战前内阁总辞职。他的任职去职都被批评为“违心而作，极不负责。” 其他总理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逆天皇之意而动，没有断然阻止法西斯行为（举一例说明，任意推动军事同盟的驻意、驻德大使，为什么不立即停职），拖拖拉拉地敷衍下去。不管是哪个内阁，优柔寡断，都得亡国。 战后日本产生总理的过程也存在弊端。但是，比起天皇任命的方式，优点在于国民容易了解情况，也可以对总理人选自由地发表意见。 米本宝一 67岁 无业 熊本县
12月7日之夜
昭和16年12月7日晚到8日早上，我在东京芝区明舟町町会消防值勤。现在日消大楼所在地， 当时是一片空地，盖了一座消防哨所。一般来说，从神谷町到霞关神谷町是使馆区，而霞关是日本政府机关集中的地区。的大路，夜里11点以后几乎没有车辆经过，到了半夜，更是连人影也没有。可是从7日晚上起这里就有很多车，天快亮时，飞驰而过的轿车来来往往，8日上午闹得更厉害了。我巡逻一圈回到消防哨，一头雾水地和同伴议论：“今天夜里可真怪。车多得数不清。尽是大使馆的高级车。”“准出事了！” 下班回家，从收音机听到对美英宣战的消息。 小泉好太郎 69岁 翻译 东京
大众传媒煽动军国主义
满州事变爆发后，某报社立即开始为陆军军用飞机募捐。用“小学生节省零花钱为飞机捐款”之类的“美谈”掀起国民的捐款热。捐献的飞机被命名为“爱国号”，《少年俱乐部》杂志的附录有爱国号的模型，我也组装了一架，通过说明书不知不觉掌握了军事知识。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后，片山旅团长与××部队合影。 日中战争开始以后，又有某报社举行“有奖征集军歌”活动。入选歌词中的行军歌“手持膺惩的枪剑”、露营歌“不立军功死不休”、“视死如归”的歌词，后来在日本军队的行动中产生很大影响。与歌咏战争的悲惨和辛苦的明治时代军歌“战友”、“雪中行军”等，恰成对照。后来，报社有奖征歌还产生了“日之丸进行曲”“送出征士兵”等歌曲。 大东亚战争爆发，新生儿命名流行出征、征服的征字和胜字。这也是报纸宣传使然。直到今天，我看到四十岁左右的人叫这种名字，总是心口作痛。 要不是大众传媒、特别是报纸冲在军方前面，不用说广岛长崎的原爆，就连轰炸东京和冲绳的悲剧，或许也不会发生吧。 吉田彰男 65岁 日本电报电话公司退休职员 市川市
导 读
任何优秀的武装部队必须严格具备两点：斗志和纪律。显而易见，训练和武器操作事关重大，但若没有高尚的道德和严格的纪律，即使拥有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军队也会有麻烦。在对征募新兵进行灌输、并保持纪律约束过程中，任何军队都有可能出现过于粗暴、残忍和不公正。在交战地区，这类行为往往还会升格，施加到平民和俘虏身上。在二战期间，美国军人也曾违悖民主社会的教养，干下野蛮残忍的行为。虽说可能属意外事故，但这类事从一战到越南战争都有发生。但是，就其形成而言，在日本军队里，野蛮残忍却是规则而不是事故。日本军队可说是现代最后一个远古意义上斯巴达克式战团。到了二战最后那场灾难性的格斗，迷信化血性为忠勇的日本将军们不顾对方绝对技术优势，仍强调战斗精神和为天皇献身。他们就这样输掉了一场战争。 在30年代，日本军队有意强化士兵的国家民族荣誉感。 沉浸在中国战场真切胜利的热浪里，叨念着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的成功，日本公众被卷进一场不歇的战争狂热中。出席新兵出征送别式的，不仅有兴高采烈的亲人，还有高级官员。每一个家庭都被告喻，一人参军（皇家陆军和海军），全家光荣。不管自己怎么想，大家都随大流，像每次一样，最后得到报应的是日本。 然而，当新兵到达团部新兵营，开始他们第一次训练时，所有夸耀、鼓舞云消雾散。一群可能全世界最凶蛮的军士，对交到他们手上的人，不由分说，上来就抽耳光、拳打脚踢，为让你俯首帖耳。军官团的纪律实施也一样。一名高级军官当众打下级军官的耳光就像家常便饭。这不过是把人变凶狠、变成一名“皇军”的计划之一部分。 所有古代日本武士道德的荣誉都调用出来，迅即服务于一部巨大的、举国一致的宣传机器。依照传统，武士们是以自我牺牲而获得声望的。《军人敕谕》《军人敕谕》：明治15年（1882年）明治天皇给军人的诏谕，由山县有朋、西周起草，除宣扬忠礼勇信等传统封建武德外，通过强调“朕以汝等为股肱，汝等以朕为首脑”，把军队与趋于自由民主主义的社会隔绝开来，而直接置于天皇的统帅之下。明文写道，“获得此等荣誉重于泰山，肉身之死则轻于鸿毛”。正是这样的训练制造出了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和“人体炸弹”。士兵被教导说，被俘是他们和他们家庭的耻辱。如果没有战死在战场，自决是弥补失败唯一的荣誉方式。 1938年寒冷秋季里的一天，裕仁天皇来到靖国神社，一所为祭奠日本战死的亡灵而建在东京九段坂的宏伟神道道场。在那里，神官以尖细的嗓音诵读祝祷词，超度亡灵。死者的家人和亲属聚在一处行祭奠式。当时由官方控制的英文《日本时报》对那个场面作了如下描述： 像神一样进入神社享受祭祀，（士兵们）已成为帝国守护神。他们不再是凡人。他们已经变成帝国的栋梁。当他们在靖国神社享受祭祀时，既没有军阶，也没有其他标识物。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不再是军人，而是一根根梁柱。正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国家的支柱，得以享受天皇和全体民众的祭奠。 支持这类祭典的，是日本军官团对“日本精神”的笃信不移——所有的人都必须浸透在这样的精神之中。有人断言，军队有了“日本精神”，才可立于不败之地。在差不多长达四分之一的世纪，整个国家全体民众都作如是想，是很不寻常的。 当日本士兵，也即这整套宣传的对象，开始行动后，就像一只注满了情感情绪的压力锅。所有曾压到他头上的凶残和伤害，都将向敌人发泄。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日本军人——从高级军官到他们的下属——施加于战俘的暴行。他们随意的、想都不想就径直发泄的凶残，在一代代西方人眼里，集中体现在巴丹半岛（菲律宾吕宋岛西部，二战战场之一）敢死队的野蛮以及缅甸铁路的恐怖里。这些都是“日本精神”，都太经常受到帝国大本营的鼓励。 毫无疑问，许多日本人对这类野蛮的军国主义表现顺从是出于不得已，但几乎没有人反抗。少数人，无论是###者还是所谓“另类”，在日本社会都很孤立。在大吹大擂的战时鼓噪中，想要站出来，就更艰难、更不同寻常。许多士兵——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日记里记录下他们遭遇。但对军旅生涯之恐怖，一般讳莫如深，因为在1930年代，言论管制几乎无所不在。 当然也有军官尽自己之所能来减轻这类恐怖。他们的好处一直为满怀感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