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小觑和蔑视过的人，抑郁而不得志的人，久居人下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暗含一种报复心态。或许，正是这种报复心态形成了李元吉的政治野心。
就这样，李元吉和李建成联合，共同对付李世民。
于是，在武德七年七月，发生了一起谋杀事件。这一天，李渊为了缓和儿子们之间的矛盾，带上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兄弟去南城狩猎。狩猎的时候，开展了一个有奖竞赛，李渊命他的三个儿子骑快马射靶比决胜负。恰好，李建成手里有一匹烈马，这匹马又肥又壮，性格外向，连蹦带跳，马善被人骑这话到它这儿算作废。李建成把烈马牵到李世民跟前，先给弟弟戴高帽：说你骑术最好，这样肥壮的马只配你来骑。李世民也没多想，跨上马就去追鹿，骑了没几步，马像失了前蹄，突然仆倒，把李世民摔出数步之远，他爬起来再骑上马，不料马又仆倒，反复三次。李世民这才咂摸过味儿来，这是太子想谋害我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唐宫廷第一血案—（唐）（5）
李世民怒气冲冲对身边的宇文士及说：太子想用这匹马来杀我，可生死有命，怎么能害死我呢！
李建成听到这个话，就让嫔妃向李渊进谗言说：秦王自称自己有天命，当为天下之主，岂有滥死之理！
同样的话，换个说法意思就大不同了。李建成希望李渊以谋反罪置李世民于死地。果然，李渊大怒，召李世民来见，厉声责备说：天子自有天命，不能强求，你何必这么急！李世民赶紧脱冠连连叩头，请求李渊把自己交付法司调查。恰在这时候，有司报告突厥入侵，李渊才免了李世民的罪过，和他一起商量如何攻打突厥。这事儿就算一笔画过去了。
如果说，“烈马事件”是李建成没有经过周密安排的即兴谋杀之作，那么后来发生的“毒酒事件”就是李建成和李元吉精心策划的一桩谋杀案。
这起谋杀发生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玄武门之变”的前三天。夜晚，李建成和李元吉密谋之后，请李世民到东宫赴宴。美其名曰联络感情，其实已备好毒酒等着要李世民的命。这个夜晚的气氛阴森压抑，席间，李建成和李元吉频频劝酒，李世民饮酒后，突然觉得心口疼痛难忍，由淮安王李神通扶着返回秦王府，吐血数斗，居然保住了性命。史载：“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斗。”这就是“毒酒事件”。
然而，以上两个事件并不是没有疑点。咱们看“烈马事件”，李世民三次跌落马下，李世民是骁勇善战的沙场猛将，他能不识别烈马吗？就算一时大意，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打马上摔下来？再说“毒酒事件”中的“吐血数斗。”《唐会要》明确记载，正元二年，京城斗酒150铜钱。据考古查实，唐朝的大斗容量相当于今天6公升，小斗容量仅相当于今天2公升。咱们姑且以小斗容量估算，也就是说李世民吐了七八公升血。不仅没死，而且三天后就生龙活虎，在玄武门发动政变，弯弓射杀太子李建成。这是什么样的身板儿啊？您觉得这可能吗？
这两个事件是否真的存在？是否完全属实？是一个永远的谜。但有一个事实无法回避，那就是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的斗争在武德九年进入了白热化。作为皇帝的李渊，很清楚事态的发展，他想来想去，想出一个主意，把李建成和李世民两兄弟分开。他召见李世民说：你平定海内，功劳很大，我是想立你做继承人。但你想想，建成年岁大了，当太子也很久了，我不忍心夺去他的地位。你们兄弟又不相容，同住在京城必定要争斗，我派你回到陕西道大行台，驻扎洛阳，以后陕西以东都归你，仍然准你建立天子旌旗。
李世民听后跪地哭泣，以不想远离父亲为理由推辞。李渊却说：天下两个家，东、西两个都城，距离很近，我思念你就去看你，你思念我就来看我，不必悲伤。
要说李渊这主意不算釜底抽薪，好歹也是扬汤止沸，天下分给你们哥俩儿，一人一半儿，谁也别跟谁抢，好好过日子。
李世民没有办法，只得顺从父亲的安排。可就在他即将起程出发的时候，李建成和李元吉商议：李世民如果到了洛阳，又有土地又有兵。他要在京城待着，势单力孤，咱还能控制他，要办他也容易，这一去猛虎入林，后患无穷。
两兄弟这么一合计，决定想办法让李渊放弃这个做法。于是，他们暗中派人给李渊上密奏，说李世民知道要驻扎洛阳，欢天喜地。看他的样子，是不再回来了，笃定要自己称帝。同时，又派李渊亲近的宠臣去游说李渊，说明利害关系。李渊最终改变了决定。派李世民去洛阳的事就搁了下来。这时候的李世民已经被逼上了绝路，无论他有没有夺取太子之位的野心，都必须拼死一战。李世民不是没实力，也不是毫无准备任人宰割。看看太子集团和秦王集团的实力，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大唐宫廷第一血案—（唐）（6）
先说秦王府，真是人才济济，武将谋臣个顶个儿地厉害。武将有尉迟敬德、段志玄、程知节、秦叔宝、侯君集等人。谋臣则以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孔颖达等十八学士为主。这十八学士，不仅仅是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也是军事方面的智囊之士。一个团队，能力是一方面，关键得上下拧成一股绳，这才有战斗力。李世民团队也具备这种战斗力。历史上有句话，说是“自隋大业末，群雄竞起，皆为太宗所平，谋臣猛将，并在麾下”。而且，这些人相当忠诚，譬如程知节那样的忠良，抗旨也宁死不离开秦王府。
太子府也不是一帮乌合之众。在李建成的手下，杰出的谋士有魏征、王珪等人。并且还拥有2000长林兵，屯驻在东宫的长林门，东宫是李建成一方的基本阵营。
两方对比，可以发现一个问题，李建成身边实际上没有心腹，有重大事情要决断，并不是先同魏征、王珪等人商议，而是和李元吉讨论。就是说，谋划一个事情，李建成的谋士并不是从头到尾都参与其中。所以，太子集团只是靠李建成和李元吉两兄弟的智慧，而李世民这边就不同了，他身边始终围绕着三个心腹——房玄龄、杜如晦和长孙无忌。都是人精，两个人精抵得过四个人精吗？
再看双方的兵士。玄武门之变当日，东宫太子府这边有2000精兵，而李世民一方就很弱。《旧唐书》上有这么一段记载：“六月初四，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9个人对垒2000人，你还不够人一口吃的。好在还有另一段记载：“六月初四，建成既死，敬德引七十骑蹑踵继至。”掰指头算算，玄武门之变时，李世民手下的武将谋臣和兵士加在一起，也不过80余人。但是最终他赢了，他以少胜多。确切地说，这不是一次战斗，而是一次谋杀。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场兄弟间的相互谋杀，对亲情的残暴屠杀。孔子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伦理观念，是否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人际关系中真有一种任什么也改变不了，摧毁不了的情感吗？
不得不说，太子府和秦王府兵将谋士的实力，仅仅是双方力量对比之一。还有另一种力量，就是后宫的力量。在这方面，李世民完全不是李建成的对手。这和他们父亲李渊密切相关。李渊晚年的时候，有很多内宠和嫔妃。其中有两个宠妃是李渊的最爱，一个是张婕妤，一个是尹德妃。对于父皇李渊的这两个宠妃，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态度迥然不同，李建成利用太子的身份和她们结交，讨她们喜欢；而据旧史记载，李世民对她们从不曲意奉承。单就这一点来说，李建成和李世民性格里，都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狠劲儿，但李世民更坦荡、更大气、更男人。
性格决定命运，这话不是真理，却真的有道理。
张婕妤和尹德妃就在李渊跟前说太子的好话，传李世民的坏话。李氏三兄弟中，李世民其实是不圆滑的，或者说不善于适时妥协，应了关汉卿那句词儿：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这就够让两位宠妃讨厌的了，不光讨厌，还充满怨恨，怎么呢？因为这两位宠妃都和李世民有过矛盾。
先说尹德妃，这位宠妃的爹叫尹阿鼠，是个欺软怕恶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有一天，李世民的谋士杜如晦打尹阿鼠门前过，没有下马，尹府里一帮杂役不由分说把杜如晦拖下马就打。事后，尹阿鼠心里害怕李渊怪罪，赶紧来个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让女儿尹德妃到李渊面前告状说：“秦王手下的人蛮横无理，欺负我年迈的父亲，经过我父府邸，我父稍有些怠慢，就被他们痛打一顿。”儿子的手下痛打老子的丈人，这事儿说破大天去也是不孝，李渊愤怒之下也没调查，也不听李世民解释，就狠狠一通训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大唐宫廷第一血案—（唐）（7）
李世民和尹德妃仇怨就这样结下了。
电视剧《贞观之治》里，把这个事儿搁到张婕妤身上，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张婕妤和李世民的矛盾在武德初年就结下了。这矛盾说起来不起眼，只是为了一块田地。那时李世民当陕东道行台。“台”就是指在中央的尚书省，出征时，在其驻地设立临时性机构称为行台，又称行尚书台或行台省。在这个管辖区里，李世民有权处理所有事务。于是，他将辖区里的十顷田地赏赐给立了战功的淮南王李神通。要说这都不叫个事儿，可张婕妤恰巧也看中了这一大块田地，请求李渊下诏书将这块田地赐给自己的父亲。不就十顷地吗，李渊当即就答应了。可李神通不干了，这块地明明是秦王先就赐给自己的，凭什么你要我就给？不给，打死也不给。张婕妤哪吃这套，向李渊谗言道：陛下赐给我父亲的田地，被李世民夺去赐给了李神通。李渊为此很生气，他气什么呢？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