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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因李天佑等总参领导坚决反对，才未成为事实。
（3）
由于得到“中央文革”的庇护和怂恿，“革团”又串联起几个全国有名的造反组织，策划更大的行动。11月9日上午，造反派联合召开所谓的“控诉、批判、誓师大会”，并以《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血腥镇压》为题，把炮制的“1031事件”铅印几千份传单，在全国各地散发张贴。甚至，正在广州举行的贸易交易会也贴上了，造反派的这些传单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
可他们印刷几千份传单后，囊中羞涩了，又向总参“文革”办公室提出3项要求：一提供经费，二提供会场、通信联络保障，三“代印”传单1万份。这些荒谬的要求遭到了拒绝。11月7日下午，“革团”代表提出要李天佑于当晚6时前答复，在答复之前，1000多人聚集在国防部南门口进行“示威”。
与此同时，他们在国防部大门外架起高音喇叭，对着里面，不断地高喊口号，“通牒”要李天佑和王新亭副总长出来见面。
晚10时，总参党委经过开会研究后，向造反派通告：不许开大会。
于是，造反派开始强行冲击国防部大门。为了越过警卫战士手挽手组成的十几道人墙，他们找来木板架到战士们头上作跳板，最后像当年赤卫队打土豪那样，用木板撞开警卫室的门窗，然后，500余人冲进国防部，在大院里静坐，并拦截汽车。
这一闹，直到第二日晚上6点多才离开。
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军委和一些老帅的重视。随后，中央军委两次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来京人员大会，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老帅分别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强调军队要保持稳定，对“文革”出现的一些错误现象提出了直截了当的、尖锐的批评，几位老帅的讲话在师生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也给一些头脑发热的青年学生泼了冷水。
但是，这却违背了林彪、江青等人的意愿，12月31日，叶剑英被迫做了检讨，之后，李天佑也被迫作检讨。
震惊国内外的“冲击国防部事件”经过一个多月的喧嚣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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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战将之死（1）
在我军红军时期最年轻的3位师级将领中，只有钟赤兵活到61岁才离开人世；贺炳炎于1960年在成都去世，年仅47岁，被许多人叹为憾事；李天佑也是英年早逝，1970年去世时年仅56岁。
（1）“即使敌人发疯，也只会搞局部突然袭击。”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天佑被选为“九大”代表；会后，又被提为军委办事组成员。此时，他由肾病引起的腰痛和浮肿已很严重了，甚至没法坐着开完一个时间并不太长的会议，只能躺在休息室的活动床上处理工作。许多人为他暗暗担心。医生就他的病情专门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建议让他离职养病。但是9月军委召开战备会议时，他正在医院治病，仍然坚持要去参加会议。大家劝他：
“你都住院了，就不要去了。”
他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怎么能不参加作战会议呢？总应该去听听吧！”
可在会上，总参谋长黄永胜等人大讲特讲“敌情”，严重得好像大战一触即发。听到这，李天佑实在坐不住了，立刻即席发言，说：“从一般大战的几个特征看，当前还没有爆发大战的迹象，即使敌人发疯，也只会搞局部突然袭击。”
他这一插言弄得总参谋长黄永胜好不尴尬。
尽管他对李天佑这个有理有据的大胆发言不理不睬，但许多在场的人不免为李天佑感到担忧。果然，不久，李天佑因为“即使敌人发疯，也只会搞局部突然袭击”的这番话，而导致主管工作调整：黄永胜直接管作战工作，李作鹏分管通信等部门，李天佑改管政治思想工作。
（2）“晚了，他已病入骨髓。”
年底，李天佑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在检查中，医生发现他尿蛋白已增加到4个加号，他需要完全休息了。但离职休息的命令仍然没下来，他的妻子杜启远只好直接打电话给总长办公室催问此事。
过了两天，黄永胜来找李天佑，说：“你主持开完‘四好’大会再休息吧。”
“我分管政治思想工作，这个会必须参加。”他没有任何怨言地答应了。
1970年1月中旬，李天佑终于接到休息的命令，但已经太晚了。一位曾在1964年给他治疗过肾病的著名老中医，在仔细给他做过检查之后，对杜启远说：
“晚了，已病入骨髓。”
事后，这位老中医感到很奇怪，对人说：“在现在的医疗条件下，李副总长的病根本不该发展到这种程度呀！”
李天佑因工作耽误了治病。
以后，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不得不卧床了。
（3）去世前的怪举动
1970年9月5日，一早起来，重病的李天佑突然说：“我去看看。”
“你想看什么呢？”杜启远问道。
他没有回答，然后不顾妻子的劝阻，硬撑着极度虚弱的身体，逐个地查看了家里的每一间屋子，甚至连平时用来堆放杂物的小屋也不例外，看了又看，最后，他又查看了整个院子。
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他一直来是只管工作，不做家务，也不管家务。这一举动给家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两天后，他的病情出现异常，住进了301医院。
在医院里，他仍像往常那样：不让家人陪床。由于杜启远和众人一再坚持，他才允许他身边唯一一个警卫员留在医院里照顾他，其他人统统回单位上班。也许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一天，突然向医生提出说：
“我要到天安门看看。”
“总参领导有指示，要首长在医院抓紧治疗。”医生告诉他。
“我坐车出去转转，到天安门看看，我再回来。”
但医生为他的病情考虑没有同意。以后，每次见了医生，他总是固执地提出同样的要求，遗憾的是，医生始终没答应他。几天后，他的手臂和腿部很快肿起来，手表都不能带了。随即，小便量也减少，不及常人的一半。医生不得不给他注射了利尿药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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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战将之死（2）
谁知这利尿溶液注射之后，他的小便不仅没增加，反而一点也排不出来了。
9月27日清晨，他已经不能说话了，连药也吃不进去了。妻子杜启远闻讯赶来，急得要死。护士告诉她说：“这是因为嗓子里有痰吸不出来。”
杜启远一听，当即俯下身去，口对口为他吸痰。谁知她用力一吸，吸出来的竟然全都是些酸水。李天佑一听说是水，吃力地抬着头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像，“哇啦哇啦”地叫个不停，表情十分痛苦。
护士见了，赶紧给他找来一本印有毛主席像的书。他捧着书，仍然“哇啦哇啦”地叫，可是谁也听不清他说什么了。医生赶紧给他做人工呼吸进行抢救，他七窍出水，很快就昏迷过去。当日18时35分，一代战将李天佑终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年仅56岁。
他从住院到去世，仅仅20天时间。
杜启远哭着说：
“他16岁当连长，20岁当师长，连去世也比别人走得早。”
1祖先是蒙古王爷
1915年，王近山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桃花乡一个历尽沧桑的家庭。
他的祖先，据说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蒙古王爷也先不花。他当年因帮明太祖朱元璋打江山立下大功，封地湖北黄安，赐汉姓为“王”，威风显赫一时，成为湖北无人不知的“黄安王爷”。一年的三月初三，也先不花王爷在祠堂里率领全族祭拜天神。正在他插完香顶礼膜拜时，突然，香炉从头顶上砸下来，人倒没伤着，奇怪的是，刚刚点燃的一把香烛几十根却全部灭了火，并且像被刀割了一样拦腰截断，只在旁边的一根香烛没断，香火拿起时冒烟，放下就灭。也先不花王爷见状，似乎明白了什么，祭奠没完就匆匆走了。
不久，他就闷闷不乐地离开了人世。
可是他去世后，王家也没发生过什么大事，许多人对这不祥之兆百思不解。
几百年下来，黄安王族仍然兴旺不衰。就在清朝开国后200多年里，这个书香门第仍是官宦之家，照旧兴隆得不得了。可是不知从哪一年开始，王氏家族突然人丁渐少，十几年中6房兄弟仅得一子。这宝贝儿子念了一肚子诗书，却不谙世事。偏偏天有不测风云，一场瘟疫突然横扫黄安，王家6房长辈全部无一幸免，一一死光，扔下这年少的书呆子和这万贯家财。在伤心欲绝中，这不更世事的少爷任凭旁人极其铺张地操办6门丧事。结果，偌大的家产被骗的骗，典当的典当，抢的抢，偷的偷，丧事一办完就缩水了一大半。
随后，一位黑白两道的地头蛇又暗中买通几个地痞，瞅准个机会前来王家闹事，暗中激起书呆子少爷的火气，少爷盛怒之下操起一把菜刀砍去，一地痞迎头而上，当场被他“砍伤”一只胳膊。随后，地头蛇出面亲自与书呆子打起诉讼官司，官府老爷与地头蛇明抢暗夺，欺负书呆子不谙世事，把剩下的家产趁机来了个“对半分”，盛隆几百年的黄安王家不到半年人员全散，房屋地产全无，少爷被折腾得一文不名。
住处没了，吃饭钱没了。无奈之下，书呆子少爷只好去街头卖些字画谋生，但在黄安这穷山恶水的地方，哪里还有人用多余的钱来讲这“斯文”？少爷生计维艰，不得不给人扎纸马纸人，为做道场的道士们“打工”，道士也是社会底层，对手下的“打工仔”能给几个钱？几番争吵之后，心高气傲、脾气乖扈的书呆子少爷又被道士们狠揍了一顿，赶出了“师门”。在穷困潦倒之下，他最后不得不沦落到乡村干泥瓦工为生。
这位书呆子少爷就是王近山的父亲。
王近山一生下来就天天喝稀粥，吃不饱，9岁起给人放牛，13岁给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