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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接受审判是因为我希望生活在祖国。我尊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律，不管我同意与否，”我向法官陈述道。“然而1990年10月3日那一天起我才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在此之前，我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
德语里“叛变”一词按字面解释是“叛国”的意思。稍有常识的人不难看出，把这个罪名安在我的头上十分荒唐。我背叛的到底是哪个国家？毋庸讳言，我当然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也没有出卖过我的部下。我不明白，以背叛他国的罪名把我送上被告席究竟依据的是哪一家的法律？
随后的7个月里，检察官指控我亲自操纵了30余名重要的间谍。其中一些人还被传到法庭上作证。我从而有机会再次见到并观察许多因共同的信仰和事业与我共事多年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应该感谢法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我一样，亲眼目睹了自己所信仰的社会制度土崩瓦解。然而他们不改初衷，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我感到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出庭作证的证人无奇不有。他们中既有东德人，也有西德人，身世经历各不相同，向我们出卖情报的动机更是五花八门。在法庭上与加比见面的那一刻令我心碎。她走进法庭时，扭过脸避免看到我。报道这次审判的新闻记者把这一举动解释为她与我决裂的一种表示。其实她在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加比是个极其冷静的证人，拒绝顺从检察官的意思，把我说成是斯文加利式的人物，通过要挟和其他高压手段迫使妇女充当东德的间谍。她看上去因内心痛苦而面色苍白，竭尽最后的力气对付法官的提问。我深知这对她有多么不容易。她和库龙的不幸遭遇又一次使我痛苦地认识到，昔日我以为情报局人员牢不可破的荣誉感没能经受起风云变幻的考验。
出庭作证的另一名被告是波斯特，这位希望利用与我们的关系促进两德关系正常化的企业家和百万富翁。当年西德政府认为，与东德的任何接触都是犯罪行为。德国统一后，他也因此而暴露。我上一次见到波斯特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企业家、如今坐在证人席上的他巴是一位老人，一头白发乱蓬蓬的，脸上胡子拉碴。他仍主张两德之间应该实现和解。当年他正是怀着这种愿望为东德做事。他称指控我叛国的罪名荒唐无比。
出庭作证的人中还有我手下的一位“超级罗密欧”，施勒特尔。他使我回想起往日荒唐的计谋和大胆的把戏。检察官一一列举了施勒特尔的成绩后质问他：“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上帝送给女人的礼物？”我手下的这位官员和往日一样憨直，大步走到我坐的被告席边，敬了个礼，大声说：“将军，在你手下干不胜荣幸！”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纪尧姆出庭作证那一天，法庭里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从他脸上已找不到当年曾是勃兰特左臂右膀的那个人的影子。纪尧姆被捕后在狱中度过了7个春秋。后来又犯了一次心脏病。这一切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检察官威胁说，如果他拒绝出庭作证，有可能再次受审。他这才被迫同意出庭。当检察官问他对多年欺骗勃兰特作何感想时，纪尧姆平静地回答说：“我这一生为两个值得尊敬的人忠心耿耿地工作过：马库斯·沃尔夫和威利·勃兰特。”纪尧姆重提他曾把勃兰特的挪威文件转交给我们时，法庭上出现了片刻的骚动。我不禁冲他苦笑了一下。不过我和律师事先已商量好，不说任何可能对他不利或导致重新审判他的话。两个老同事在大庭广众之下就此事争吵绝非我俩所愿。
鉴于勃兰特倒台时金克尔在内政部任职，之后又担任过西德谍报首脑，我的辩护律师要求德国统一后任外交部长的金克尔出庭作证。金克尔在幕后参与了倒勃兰特的卑鄙勾当。时至今日，这些不光彩的事才在对我的审判中被当众抖搂出来。我与金克尔同出生在黑钦根镇。小镇附近有一座霍亨索伦王朝时期修建的城堡。
我们这两位东西德谍报机构的首脑终于在法庭上见了面。我因为干这一行成了被告，而金克尔日后却成了一位高级政治家，在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受到欢迎。至于他过去干过谍报工作这一点，没有人在乎。金克尔的助手事先处心积虑地做出安排，确保我俩去法庭的途中不会碰上。我知道金克尔内心对我厌恶至极。世人看到我俩在法庭对面而坐，有可能感到我们这两个谍报首脑从事的活动无所谓谁善谁恶。一想到此，他一定恼怒不已。为此金克尔一直拖到马上要开庭时才露面，坐到了证人席上。对我的存在，他故意视而不见。过了片刻，连他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于是冲我点了点头。
金克尔不过是回答了几个不甚重要的问题。然而我与他在法庭上的相遇可以说是德国统一后东德人遭受的精神创伤的一个写照。东德人过去的一生被置于台面上，任凭拿着手术刀的西德人随意解剖。西德教师仅凭东德教师在另一种制度下执教这一点就可以全盘否定后者，不管他多么称职，或是多么受人尊敬。借用今天一种新的说法，东德外交官因为“与前制度的瓜葛太深”丢掉了工作。而不久前还和他们坐在一张谈判桌前的西德外交官却继续官运亨通。东德间谍坐到了被告席上，而西德间谍却在证人席上。
尽管对我提出起诉一事荒唐无比，而且不少人对起诉我的法律依据表示怀疑，法院仍于1993年12月6日对我提出起诉。叛国罪可判6年徒刑。法院判决我有罪。我的律师向高级法院提出上诉。高级法院又请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决。1995年6月，宪法法院裁决，不得以叛国或从事谍报活动的罪名起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谍报官员。1995年10月18日，联邦高级法院不得不接受我的律师的上诉，推翻了判我有罪的结论，把此案退回给杜塞尔多夫法院。
凝视从我面前走过的昔日的特工和鼹鼠，我不禁思忖道：过去的一切是否值得？我为撰写本书陷入对往事的回忆时，这个问题常常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试图审视20世纪后50年的风风雨雨，思考自己作为一个谍报机构首脑在其中起的作用。虽然我们情报局成就卓着，仍无法挽救它为之效力的制度的灭亡。冷战时期的一切无法以黑白画线，只有深浅不等的灰色之分。无视这一点，就无法正确地认识过去，走向未来。正如我在法庭上陈述的那样：
任何司法审判都无法完全揭示充满了矛盾、幻想和罪咎的这段历史。我生活和工作下的社会制度是乌托邦的产物。19世纪初以来，千千万万的人们，包括相信人类可以摆脱压迫、剥削和战争的杰出的思想家，渴望实现这一理想。这一制度最终被人民所抛弃。但我仍然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去40年的历史不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西方国家也不是一切都洁白无暇。用“正义国家”和“非正义国家”这样的陈词划分对立的双方无助于正确地认识这一段历史的巨变。
这是不是说双方没有任何责任，不应受到任何指摘呢？当然不是。冷战是一场无情的较量。双方为了赢得胜利都犯有罪恶。如今冷战连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从报纸头版中消失，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但我们不应忘记，实际情况从来不像双方的宣传机器描绘得那样黑白分明。当代着名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说过的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不能仅凭相对的好坏标准评价某个人，不假思索地或把他捧为正义的使者，或斥为邪恶的化身。善恶与世上万物一样，随着历史条件、社会特征、时代和主观观念的演变而变化。”只有用这种观点看问题，才能真正从冷战以及我们这些参与了冷战的人的一生中汲取教训。
第十七章 后记
在我的谍报生涯中，甜酸苦辣的滋味都品尝过。既经历过巅峰时刻的辉煌，又因我们的出色成果受到忽视坠入过情绪的低谷，外加任何官僚机构都免不了的日常琐事带来的烦恼。每天的头等大事往往是向国家领导人报告坏消息。冷战期间敌方的高级谍报官员回首自己度过的一生时一定也有同感。当然，他们与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一方是赢家。我这一辈子不仅参与了冷战期间不为人知的谍报战，而且还目睹了以我仍然信仰的社会主义的名义肆意滥用权力的行径。
我们在谍报这一行中的老前辈的光荣事迹始终激励着我。我也一直想以此激励我的部下。无论是总部的谍报人员，还是潜入敌后的间谍，都把这些老前辈视为自己的榜样。但有一件事始终缠绕在我心头。希特勒上台后对世界虎视眈眈。索尔格、舒尔策·博伊森和特雷佩尔这样的英雄事先都曾向苏联发出过警告：德国正在暗地磨刀霍霍。倘若这一情报引起苏联重视的话，本来可以避免惨重的损失。然而斯大林却把他们的警告当做耳旁风。这些人一生的最大悲剧在于：他们效力的制度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见解。一切决定和判断都只能由一个人做。一个不能容纳异见的制度也不会理睬不合自己胃口的情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行的制度最终沦落到了这一步，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或独立见解。
日后，我曾寻访过红色乐队的部分幸存者。从西德出版的刊物上可以看到有关这一地下抵抗组织的详细报道，而国家安全部里却查不到这方面的档案。米尔克把纳粹时期的档案抓在自己手里，把它们交给调查司下面的一个特别科保管。我想尽办法也没能看到这批档案。我想弄明白，背景和信仰如此不同的这批人究竟是如何投身于反抗希特勒的事业中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