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后，说明在匈牙利完全按照过去那一套显然不行了，但新的一套还得靠匈牙利的同志去摸索，而我们也要支持他们。不仅支持赫鲁晓夫，还要支持卡达尔。
然而，到了11月中旬，毛泽东对波匈事件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对形势的估计不如以前那么乐观了，言论也更为激烈了。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对波匈事件和斯大林问题发表的看法引起毛泽东的不悦。他开始倾向于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分析波匈事件，并由此联想到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
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几个帝国主义算不了什么，再加“几十个帝国主义也不怕”。但问题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不能出事。现在，世界上有两个地方出了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他认为这是坏事。不过，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在一定的条件下，都会产生好的结果。“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
一个月之后，他又对工商界人士说，匈牙利事件是出了好，还是不出好？既然有问题就不能不出，“出了反而好，有脓包总要出脓。”①他相信，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毛泽东还把匈牙利事件同中###内的斗争联系到一起，话说得毫不客气。他说，苏联出了一个贝利亚，就不得了，怎么社会主义国家出贝利亚？出了一个高岗，又是大吃一惊。“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这类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永远也会有的。”
如果有一天真的“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国内出了“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怎么办？用毛泽东的话说，“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②
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显然过于严重了。他一反过去的做法，不仅对赫鲁晓夫的印象变得非常之差，而且对哥穆尔卡也表现得极度不满了。认为苏共二十大刮了一阵台风，不仅发生了波匈事件，连中国的“一些蚂蚁”也出洞了。他批评党内有些同志不讲辩证法，遇事不作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在他看来，中国的东西并非一无是处。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甚至讲到了“里通外国”的问题，认为有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高岗就是其中之一。他警告说，“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这是不好的。希望这些人在党组、党委里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级，“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将来还要讲。要讲就由中央去讲，至于情报，就“不要去通”了。①
此时，中苏两党之间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已经越来越明显。对于这种分歧，以前还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级的领导人才知道。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以极度不满的口气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央委员讲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把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党内公开化了②。
毛泽东认为匈牙利事件出了反而好（2）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刚开完，周恩来开始出访亚欧11国。1957年1月16日，周恩来飞往布达佩斯。在周恩来这次出访计划中起初没有匈牙利，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还是去一趟匈牙利，帮助缓和苏、匈关系。周恩来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当即答应了赫鲁晓夫的请求。
自匈牙利新政府成立以来，已有几个国家派党政代表团访问了布达佩斯，但是，匈牙利对周恩来的访问极为重视。当匈牙利政府得知周恩来即将访问本国的消息后，卡达尔立即飞往莫斯科会见周恩来。他表示，周恩来访问匈牙利，“在国内和国际上加强我们政府的地位方面是会起不可估量的作用的。因此，哪怕是去访问两个钟头也是好的。这次能去布达佩斯一天，我们是很高兴的。”他还称赞说，《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给了匈牙利很大帮助。“这绝不是客气，对那些思想混乱的好人，对动摇的共产党人影响很大，因为他们对中国无怀疑，无偏见，比《真理报》讲这些话要好。”
周恩来抵达布达佩斯时候，匈牙利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局势仍相当混乱，大街上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安全，苏军将几辆坦克开到周恩来下榻的宾馆附近。周恩来于到达的当天下午，出席了匈牙利社会工人党布达佩斯临时执行委员会举行的党和非党积极分子大会，这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该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群众###。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肯定“匈牙利人民在对反革命阴谋进行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具有世界范围的重要意义”。他表示，“六万万中国人民支持匈牙利人民的斗争”。周恩来的讲话博得了在场的1500名代表的热烈掌声。①
临别前，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热情讲话。他说，我们是在匈牙利经历严重斗争的时候来的，带着对匈牙利的同情和支持来的，中国一直以十分关切的心情注视着匈牙利人民斗争的发展，每时每刻都为匈牙利人民的困难担心。他相信，历史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和平坦的，“一时的挫折，只能使我们更加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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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另眼相看大跃进（1）
1。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莫斯科却另眼相看
台海海峡危机发生前后，苏联驻华大使馆陆续接到苏联在华专家关于中国“大跃进”的报告。这些报告除了说明中国正在有计划地“向共产主义跃进”以外，还特别提到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其中包括反对迷信外国，三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等说法。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联络部还明确表示，希望苏联在国内报刊上“积极评价”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且，中国驻苏大使也不失时机地向赫鲁晓夫“谈一些我国大跃进的形势”。①
在大多数苏联人看来，他们的国家要比中国发达得多。即使这样，苏联人仍然认为，他们要赶上美国，至少还需要15年的时间，而且还要经过极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做到。可是，经济文化比苏联落后的中国，却说苏联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停留得太久了”，甚至想超越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不能不让苏联人深感不悦。苏联驻华大使馆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曾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中国的这种做法，认为在经济如此落后的条件下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只能促使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膨胀，除此以外，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后果。
中国驻苏大使馆发回来的报告也证实了苏联人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确有不同的看法。报告说，自中苏北京会谈以来，苏联国内存在一些新变化，有些问题值得注意。例如：苏联对中国当前的许多新事物新思想理解不深刻，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向共产主义过渡、吃饭不要钱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等问题就不太了解。
近几年来，俄罗斯的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针对苏联的，是为了防止来自苏联的威胁。说到底，就是想取代苏联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在他们看来，1957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回国后，“异常卖力地在各条战线上”同苏联“作对”。“毛泽东集中全力在自己国家内和党内，进行各种形式和在各种口号掩护下的不妥协的斗争，力图大步前进，超过赫鲁晓夫，超过他的党和国家。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后出现的‘三面红旗’，或者说毛泽东的三个基本政治方针，正是以此为宗旨的。这里并不是与苏联进行和平竞赛，并不是为了共同的事业进行竞赛，而是为了变成强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莫斯科和赫鲁晓夫。”①
不可否认，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确实与苏联有关。在去莫斯科之前，毛泽东曾说过，莫斯科那些人利令智昏，无非是搞了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涨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到莫斯科之后，赫鲁晓夫告诉他，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毛泽东当即表示说：“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毛泽东这样说，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在莫斯科期间，他审定修改了《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要求掀起一个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而且，就在毛泽东宣称“十五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之前，《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毛泽东回国不到两周，刘少奇就在全国总工会召开的大会上公开宣布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目标。
1958年5月8日、17日、20日、23日，毛泽东四次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了破除迷信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