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江岸通过。苏联和中国都有上述文件的原本。在这些条约里，以及在各个议定书、地图和记文里业已固定下来的有关领土问题的条款至今完全有效。苏联政府的立场是双方严格地、始终不渝地履行这些条款”。①
对此，中方认为，1860年以前，“珍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还是中国的内河”。自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俄北京条约》才规定中俄两国以乌苏里江为界”。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因此，“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并一直在中国管辖之下”。中方还强调，珍宝岛原来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江岸的一部分，后来因江水冲刷成为岛屿，“至今枯水期珍宝岛还和中国江岸相联，岛西边的江汊从来没有成为航道。”
然而，苏联政府搬出了《中俄北京条约》附图，说这张地图标明的分界线，在珍宝岛地区“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企图“以此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但是，这张附图是“1861年勘界前沙皇俄国单方面绘制的”，当时中俄双方只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而“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只是在这张比例尺小于一百万分之一的附图上画了一条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问题在于，“这张附图上的红线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更不是为了划分岛屿的归属”。因此，“它根本不能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事实上，《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双方一直是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岛屿归属，并进行管辖的。”沙皇俄国边界官员给中国方面的信件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例如，1908年5月8日，沙皇俄国阿穆尔州边界官库兹明在给中国官员的信中明确指出：“如果两国以河流分界，则以循河流中心之线做为边界线。在通航河流上，该线即为航道。”同年9月6日，库兹明在给中国官员的信中再次指出：“河流中的岛屿系以航道划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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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出现严重分歧（3）
有鉴于此，苏方代表在谈判中不得不承认，《中俄北京条约》附图的“红线不能表示江中边界的确切走向，也不可能划分岛屿归属”。并且不得不同意江中的边界和岛屿归属，应该“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②
谈判一直持续到8月，因无法达成协议，只好告一段落。但是，关于珍宝岛等岛屿归属问题的争论为后来中苏冲突埋下了种子。
在1964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战备问题是从我们同赫鲁晓夫多年的斗争中引出来的。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来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7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大约在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的领土变成了俄国的领土，从那时起，海参崴、伯力、堪察加和其他地区，“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新疆、黑龙江划过去……我们还没有算这笔账”。③
毛泽东果真要把被沙皇割占去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都要回来吗？未必如此。9月10日，毛泽东在同法国客人谈话时解释说，他强调旧事重提，其实只不过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现状的意思，目的还是想要以目前边界现状为基础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①
没有飞机坦克，我们照样打胜仗（1）
2。 毛泽东说，我们不要飞机、坦克，照样打胜仗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中央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改善中苏关系，但未能取得成功。1966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中断。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向中苏边界增兵，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个师，增加到54个师，达100多万人。1966年1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同时，苏方还在中苏边界多次举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1960年以前，苏联在远东地区布置的导弹大约有70枚，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导弹数量不断加强。1966年3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1968年1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开进蒙古，这些导弹能够打到兰州和包头。1969年5月，进驻蒙古的苏军兵力达到20万人。不仅如此，苏联还在远东地区配备了50多架远程轰炸机、400多架中型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可以携带氢弹进行战略核攻击。
1968年，勃列日涅夫曾召集苏共中央全会，研究中苏战争的可能性。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克里姆林宫不仅调动坦克、飞机，还调动了导弹，企图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或者对中国“为数不多的核实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苏联原驻华外交官叶利扎维金回忆说，1966年至1967年，仅苏联驻华使馆就不止一次地主张在这个地区“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一方宣称这些江心岛是自己的领土，坚持上岛，一方必欲将对方赶走，并想方设法“给予回击”，冲突的发生自然愈演愈烈。
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中苏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在东段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即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其间的大部分冲突都发生在这个地区。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以前，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就达四千一百八十九起之多，比1960年到1964年期间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增加了一倍半。①
从1966年起，苏方开始禁止中国船只从抚远三角洲北面和东面的江面通过，并出动炮艇在江面进行拦截。1967年夏，苏联边防军及阿穆尔河分舰队的人员一再登上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吴八老岛，殴打和驱赶过去在岛上耕种的中国边民。1967年1月以后，苏联军队一再侵入乌苏里江，阻止中国边防军上岛巡逻。
从1967年11月底至1968年1月5日，苏军连续出动人员干涉中国边民在七里沁岛进行冰上捕鱼等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奋力保护岛上的群众。双方多次发生争辩，苏方先棍棒殴打中国边防军民，然后发展到鸣枪威胁。中国军民用棍棒进行还击，因力量薄弱，结果有100多人被打伤，苏军只有10人受伤。双方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68年1月5日。当天，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正在岛上从事生产活动的中国边民，当场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造成中苏边界纠纷以来第一次惨重的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1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要求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边防警戒。中央军委还作了一些克制性的规定：如遭到苏方殴打，我方可以还手，但不要开枪；如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我方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如苏方用装甲车等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方可以相应地还击，如炸毁其车辆，棒击其人员，但不准开枪射击；如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鸣枪警告。当我方两次警告无效，对方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部队可以开枪还击。但是，在采取上述自卫措施时，应做到“先礼后兵”，并且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方境内。①
没有飞机坦克，我们照样打胜仗（2）
根据中央军委的建议，沈阳军区从值班部队中抽调了部分精干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进行反击准备。但苏方因东欧国家局势不稳而收敛了越界行为，直到乌苏里江春季开冰前，双方未发生武装冲突。
然而，1968年春夏以后，苏军飞机越过边境线进行侦察挑衅的事件却日益增多。对此，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抗议，但在边界上未采取射击行动。8月，苏联大规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随即，苏联领导人又想在边界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当时，苏联在中苏边界东段的军队有十多个师。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军队大都忙于地方支左和制止武斗，边防线上只有少量守备部队和警戒部队，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另外，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九大。在此情况下，苏联边防军多次挑起了边界冲突。
1968年年底乌苏里江封冰后，珍宝岛成为双方冲突的焦点。12月27日，苏联边防军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并用棍棒殴打中国边防巡逻人员，中方人员用棍棒进行还击。在1969年1月23日的殴打中，中国边防人员有28人负伤，部分武器被抢走。进入2月份后，只要中国边防人员登上珍宝岛，苏军就立即进行干涉，而且苏军出动的人员往往是中方人员的2至3倍。从2月6日至25日，曾发生5起苏军殴打中国边防人员的事件。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人员以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6个点射的严重事件。但中国边防人员保持克制，并未开枪还击。
因苏军在珍宝岛一再挑衅，中方开始考虑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还击。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制定了在珍宝岛进行反对苏军干涉的方案，打算以3个连的兵力参加战斗，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如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潜伏分队视情况给予支援。2月19日，总参谋部批准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方案。
可以肯定地说，中方对苏军的反击是经过充分准备的。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沈阳军区作了周密部署，抽调精干小分队，准备对付苏军的入侵和挑衅。黑龙江省军区决定，在靠近珍宝岛的边防站成立临时指挥所，沈阳军区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