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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之后，即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36岁的朱瞻基突然驾崩，大明王朝的航海史诗，彻底划上了句号。
五
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件发生在郑和身后。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暹罗贡使在出使北京的途中，遭到两名广东贪官的劫掠，他们抢走了外国使臣准备进献给皇帝的金银珠宝。正统皇帝没有制止这一事件，致使此类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各地官员都企图从朝贡贸易中分一杯羹，这直接损害了大明王朝与外国的关系，使臣的身影在海上渐渐消隐，皇帝不再得到任何贡品，也吝于赏赐任何物品。
如同朱高炽在继位的第一天就下了一道禁海令一样，英宗朱祁镇刚一登基就下令各船厂停止造船。罗荣邦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记录了明朝海上实力变化的数据：在郑和航海事业之初，明朝的强大水师拥有3500艘各型船只，仅浙江一省，就拥有超过700只船组成的船队。及至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浙江的船只数量已经下降到不及原来的一半。到15世纪中叶，该省船队仅为原来的一小部分。孝宗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皇帝下令，“军民人等擅造二帆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入番国买卖”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卫充军，此前两年，姗姗来迟的达？伽马正沉浸在他率葡萄牙船队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抵达古里的荣耀中；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朝廷又下了一道圣旨，“将沿海军民私造双桅大船尽行拆卸，如有仍前撑驾者即使擒拿”，此前三年，麦哲伦率领西班牙船队，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龙江船厂在短短二十年间已经衰落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李昭洋主持这家国营船厂时，发现连当年郑和船队宝船的数据都不存在了。①也就是说，关于宝船的尺度问题，不只在今天被学者争论，在当时，就已经成为悬案。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被大明王朝自行销毁，此时的皇帝或许不会想到，他心目中的那些番国的船只，正在被他让出的海域上进行艰苦探索。
事情或许还有转机。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宦官汪直索取郑和的航海日志，试图重燃中国人扬帆海上的热情。兵部尚书项忠入库查检旧案，发现关于郑和船队的所有档案居然已经不翼而飞，那时他还并不知道，兵部侍郎刘大夏已经先下手为强，擅自销毁了这批文件。项忠在盛怒之下对主管官员进行鞭苔，责令他三天之内找到遗失文档，但仍然一无所获。项忠问：“库中案卷，宁能失去？”此时，刘大夏才向他的顶头上司阐明了销毁档案的“必要性”：“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②刘大夏很可能是郑和航海日志的最后阅读者，可惜我们没有他那样的特权，也就永远无法知晓有关郑和航海的所有秘密。刘大夏滥用了他手里的权力——他并不认识这些档案的价值，相反，它们加深了他对郑和的愤怒与恐惧。
对于航海，英国女王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郑和档案惨遭销毁的17年后，大不列颠女王签署一份特许状，宣布殖民者享有英国自由公民的所有特权，此后，英国人不再盲目地向外冒险，而是积极建立永久殖民地，为未来的日不落帝国开辟道路。支持海上事业，成为欧洲各国王室一本万利的投资。
六
故事以禁海派的完胜而告终。从某种意义上说，郑和在远航的途中悄然离世，并且被埋藏于海洋深处，应当说是一种幸运，否则，他的身后之事将不堪设想。
当我们寻找中国由强盛走向衰弱的转折点的时候，我们无法回避中国在15世纪的巨大变化。1840年发生在中国海岸的东西方对抗只是结果，而不是起因。但当时的刘大夏之流不会意识到他的举动在三个多世纪后引起的恶果，那时的他正沉浸在维护王朝利益的责任感中。郑和的航海，使中国有机会在全球化的格局中思考中国的命运，但不可一世的大明王朝错过了这个机会。这场轰轰烈烈的海上盛典最终以悲剧收场。在刘大夏身后，作为传统的海上强国的中国最终完成了内陆化的转型。
中国的儒生们把全部的精力用于应付科举考试，他们热衷于记诵传统经典，用礼仪教化治理国度，并企图以此来“绥服”他国，和谐共处成为中国人的理想境界。与此同时，进化论正在西方赋予强者毁灭弱者的特权。遗憾的是，东西方相向而行却擦肩而过，郑和与哥伦布关于文明秩序的对话并没有发生。当西方的军舰载着它们的文化抵达中国海岸的时候，中国已经失去了为自己的文化辩解的能力。
当中国军队把全部注意力用于防犯蒙古人的进攻，毁灭性的打击却来自海上。突然间从天而降的外国船队“废除了万里长城的用途，这条工时高达两千多年的军事设施，在关键时刻沦为一堆垃圾。”自1840年以后，中国受到外国军队的海上侵犯共达84次。
明熹宗朱由校创制了一种“木傀儡戏”，他最喜欢表演的节目就是《三宝太监下西洋》。据说他为这个节目设计了精巧的布景，喷水机关能让水势逆飞，如同瀑布泻下，又直冲上去，如同玉柱。可以凭水势托起一个镀金木球，盘旋不落。这一游戏令他乐此不疲，甚至将批阅奏折这类无聊事务一律托付他人。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国库空虚，气数将尽，不到20年，这个曾经睥睨万邦的朝代便和它所创造的海上奇迹一同消失了。
第一章 烟枪与火枪（1）
A 。 烟枪
一个收藏者，倘能搜集到一支烟枪，他无疑是幸运的。这不仅因为它罕见，更因为它华美。烟枪，就是鸦片枪，鸦片吸食者的专业用具。一支好的烟枪无疑是一件优秀的艺术品，或者说，成为艺术品，是成为一支好烟枪的先决条件。在使用之前，烟枪与鸦片没有太大关系，它不是为鸦片存在的，而是为精致的手，和挑剔的目光准备的。中国人习惯为实用性器具制定严格的美学原则，这种审美强迫症不分青红皂白地运用于各种场合。秉承这种一丝不苟的审美态度，从蟋蟀罐到鼻烟壶，从餐具到马桶，各种考究的器物应运而生。在变化多端的世界上，中国人决定将自己的癖性坚持到底，并为器具的进化设计了一条近乎苛刻的道路，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事物都是这一生产链上的产品，尽管它们与整个世界的器具进化毫无关系。中国人不乏技术和想象力，那些产品即是证明。他们被自己无所不能的手所陶醉，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企图在一切事物之上施展自己的野心，连一粒米也不放过。一只巧手可以改变米的功能，使它成为一件雕刻艺术品。几乎在所有的极限面前，中国人的手都不会有丝毫的颤抖。极限是它们的兴奋剂，它们就是在这些极限之上，一路高歌猛进，战无不胜。中国人的固执，在手的援助下，变得日益强大。中国的物质文化史，同时也是中国人的自恋史，或曰轻度精神病史。
从专业用度看，烟枪是由噙口、枪身、花子、抓、斗五个部分组成的。一支好的烟枪，枪身应该是象牙的，最差也得用湘妃竹、紫竹，用金、银、铜镂镀镶焊；作为与嘴唇衔接的部分，噙口应该以红玛瑙制成，以显示它在烟枪上的显赫地位；花子是枪身上的五分之四处一个覆以白铜花长条的开口，上面留口，装上翠、玉、水晶之类做成的“抓”，上安烟斗——最知名的烟斗，是安徽寿州陶斗……无论是材料，还是工艺技术，都在烟枪上实现了最佳组合。烟枪在设计上首先是人性化的，但是，就像其他器物一样，烟枪也没有被中国式鲁班们轻易放过，他们的全部志向，就是使那些平淡无奇的事物，包括一支烟枪，焕发出一种眩目的、燃烧着的、令我们心醉和心碎的光辉。在金银玛瑙的声援下，他们用细巧的技术，将枪杆层层围困，迫使它成为他们的美学代言人，尤其在推崇繁复绮丽的清末。烟枪的美是无可挑剔的，这样的烟枪，从一开始就让人爱不释手。它的诱惑力，是从视觉和触觉开始的。于是，在吸进第一口鸦片之前，人们就已经爱上了烟枪。
在今天看来，烟枪是由一系列费解的术语构成的，枯燥生硬，毫无趣味性可言。而对于当年的鸦片消费者，一切皆属简单常识。烟枪是他们最常见的事物，是使用率最高的日常生活用品，甚至，是他们的命根子。它比饭碗更加亲切。他们眼、手、口，只有与烟枪接触，才有安全感，才能感觉到生命的意义，所以，烟枪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精神图腾，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失去了烟枪的烟客，就像失去了火枪的枪手一样六神无主。从这个意义上说，烟枪对于烟客而言，具有强大的心理安慰功能，是他们狂躁状态下的精神镇静剂。作为鸦片与身体之间的过渡物，它们与身体接触所产生的效果令人意想不到。我们至今无法想象，一支烟枪，给肉体和精神带来的变化。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极致性*。它不是一种数量上的添加——犹如充饥，而是一种质量上的改变。对瘾君子而言，他既改变了他们的肉体存在方式——他们从此更习惯于卧姿，又改变了他们的精神存在方式——使它像烟雾一样没有重量，飘来飘去。
第一章 烟枪与火枪（2）
出于好奇，火烧圆明园的主谋之一额尔金勋爵曾经专门访问过鸦片馆，他在1857年6月8日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形容：“这些地方污秽黑暗，几乎没有点灯。鸦片看上去像糖浆，吸毒的人憔悴呆滞，只有在吸入鸦片的那一刻，眼睛里才闪现出反常的亮光。”①对于一个有追求的瘾君子而言，烟枪无疑是神圣的。那些美仑美奂的烟枪，就是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制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