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情形：
“1953年底，毛主席指定陈伯达、田家英和我准备去杭州起草宪法。陈已先拟初稿，听说又要别人参加，改动他的稿子，就已很不高兴。到杭州后，陈告诉家英，他要住在北山高处，表示他不负任何责任。第一次开会讨论，他又对家英发火，认为任何人非经他的许可，不得在主席面前讨论原稿，并且不许向主席说明会中原委。家英对陈的这种专横行为非常愤慨，却无法反抗。此后，每次开会以前，先得向陈做一次汇报。直到罗瑞卿后来（他是一道来的，但以前并没有参加起草宪法的讨论）直截了当地提出某某条应该这样改，某某条应该那样改，陈管不了他，陈独裁的局面也就打破了。陈因为一开始就不愿到杭州来，来了势必改动他的原稿，加上讨论时毛泽东自己也常常当面对陈的草稿提出种种重大的修改意见，所以在整个起草过程中他闷闷不乐，常对家英说：‘我不行啦，要回老家当小学教师啦’，等等。”
在杭州起草《宪法》（2）
胡乔木的回忆，透露了陈伯达与他及田家英的矛盾。
参与过起草《共同纲领》的胡乔木，对于起草宪法已算是有了经验。
起草工作颇为紧张：1954年2月中旬，起草小组写出了初稿；2月20日，写出二读稿；2月25日，写出三读稿；3月8日，写出四读稿。
3月12、13、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四读稿进行讨论、修改，大体上完成了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此后，草案交各方广泛讨论，八千多人提出了五千多条意见。直至1954年9月20日，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宪法》的序言是由胡乔木执笔的。胡乔木也参与了其他部分的起草。
不过，在紧张地完成了四读稿之后，宪法草案的修改重担压到了田家英肩上。胡乔木离开了起草小组。
胡乔木又到哪里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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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病倒
胡乔木到苏联去了！
繁重的工作，使胡乔木又一次病倒。这一回，他的右眼患中心性视网膜炎，先是在北京住院治疗，不久送往苏联，住进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
在那里，闹了笑话：苏联大夫进病房，嗅到一股臭味。细细找寻，发现胡乔木带来了发出臭味的东西——在玻璃瓶里，装着白色的小方块食物，长着灰绿色的霉斑，臭气冲天。大夫双眉紧皱，把玻璃瓶扔进了废物箱。胡乔木深为惋惜，因为那是他特地从国内带来、喜欢吃的臭豆腐！
胡乔木病了之后，承受工作重担的田家英也累倒了。虽然田家英比胡乔木小十岁——那时只有三十二岁，累得吐血了。
对于“秀才”来说，眼疾对工作影响最大，不能看书、看报、看文件，也无法从事写作。不得已，胡乔木只得放下笔杆子，专心休养，又度过了一段“空白期”。
眼疾日渐康复，胡乔木的笔，重新忙碌起来，帮助周恩来起草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要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1954年9月19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
胡乔木同志：
此件（引者注：即政府工作报告）看了一遍，有些觉得不妥处作了记号，有些处改了几个字，请你斟酌。
毛泽东9月19日
过了几天，由胡乔木写的《为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五年》，作为《人民日报》国庆社论，于1954年10月1日发表了。这表明胡乔木已经恢复了正常工作。
此时，他又多了一项任命：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当时的秘书长为邓小平。
他在中南海的住处，曾经从来福堂迁至喜福堂，这时又迁至颐园的一座四合院。从此，他在颐园一住十二年，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他被逐出中南海。
作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他参与了当时政治生活的种种重大事件。
他参与了对高岗、饶漱石的批判。1955年3月12日，毛泽东写给他一封信——
即送胡乔木同志：
此件你阅后请送恩来同志阅，最好能于今天或明天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今晚或明晚即印发党代表会议参加者。
毛泽东3月12日
毛泽东信中提及的“此件”，即邓小平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要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他也参与了对胡风的批判。
毛泽东在1955年6月6日致函陆定一、周扬——
定一、周扬同志：
社论尚未看。对“第三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点，增加了几段。请你们两位，或再邀请别的几位同志，如陈伯达、胡乔木、邓拓、林默涵等，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当。
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毛泽东6月6日
他还参与了准备提交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讨论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的修改工作。前者，是由陈伯达起草的。
1955年9月6日，毛泽东致函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尚昆同志：
此两件，请于今日上午印好，下午即送在京各中委、候补中委、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各一份。并告胡乔木请他研究和主持修改示范章程。
毛泽东
9月6日零时半
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
胡乔木除了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文件之外，还曾为周恩来总理起草重要文件。谷羽回忆说：
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他为总理起草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随着国内建设形势的变化，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也有新的发展。五十年代前期，知识分子经受了许多锻炼，政治上有很大的进步。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成为中央领导同志关注的问题。当时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决定在1956年初召集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央专门成立了”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负责准备工作。乔木受总理委托，起草总理在会上的报告。那大约是在1955年下半年。
乔木接受这个任务的那一阵子，心情特别好，全身心地投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之中。乔木在过去协助起草有关的中央文件时，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些思想观点对乔木早有启发，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总理有很多共同的认识。此前中央又组织了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丰富的材料。乔木在家里把那些重要的材料和文件摆了一长条桌，仔细翻阅，着手起草。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工作。常常是我一觉醒来，他的书桌上的灯光还亮着，他还在忙碌。正如他的诗中描写的那样，“心头光映案前灯”。大约忙了两个多月，到11月份起草工作有了眉目。这时总理经常让乔木到他那里去，商讨起草报告中的各种问题。过了1956年元旦，报告的草稿出来了。总理又多次召集乔木和其他部门的负责同志及”十人小组”的同志，反复讨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记得在正式开会前的一天凌晨，他从总理那里谈了一夜回到家，很高兴地告诉我：”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总理的意见通过了！”我知道，乔木在起草过程中，根据总理的指示，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点。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多少年来，特别是建国初几年，总是把知识分子看作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这个报告的新提法，实际上是给知识分子解脱了”剥削阶级”的帽子，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我就是在当时那种加强科学技术工作的形势下，调到中科院工作的。
1956年9月15日下午，一次盛大的历史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此时，离1945年的中共“七大”已经整整十一年了。
为着起草中共“八大”文件——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等，毛泽东的三位秘书处于高度忙碌之中。
就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毛泽东还给三位秘书写了这么一封信——
伯达、乔木、家英同志：
（一）“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但是一定还会有一些修改。我们都要睡觉。你们在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
（二）开幕词又作了一些修改，已去打清样送你们，请再加斟酌，于下午交我为盼！
毛泽东
9月14日上午六时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所致开幕词，最初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阅后不满意，以为“扯得太远”，改由田家英另起一稿。
胡乔木主要忙于和陈伯达一起起草政治报告。另外也协助周恩来修改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在中共“八大”，胡乔木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紧接着，在中共“八大”闭幕的翌日——9月28日，召开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胡乔木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当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是：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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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2）
从此，胡乔木参加中央核心会议，不再是列席者，而是出席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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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
刚刚从起草中共“八大”文件的忙碌中透过一口气来，胡乔木又陷入新的忙碌之中。
毛泽东把一个大任务交给胡乔木：写一篇大文章，驳斥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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