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歌》时，胡乔木尚未与毛泽东有过直接交往。据谷羽回忆，那时胡乔木跟陈云的接触比较多，因为陈云是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长。然而，连胡乔木本人都未曾想到，毛泽东已经注意“乔木”其人了——此事直至将近一年之后，胡乔木才知道……
据林默涵回忆，胡乔木在担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时，曾去找他，请他去该校讲课。那时，林默涵正在延安马列学院。他答应了，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采用艾思奇《大众哲学》那样的思路，穿插很多事例，讲得生动活泼——虽说这是林默涵平生头一回开课。胡乔木告诉他，学员反映不错，又请他继续开讲。
1941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与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延安大学”。此前，胡乔木已经调离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王若飞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1）
对于胡乔木来说，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是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从此，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他。胡乔木后来成为“中共中央一枝笔，也正因为他长期工作在毛泽东身边……
笔者请谷羽回忆，胡乔木是怎样来到毛泽东身边的？谷羽指着坐在一侧的女儿木英说道：
“木英是1941年1月23日出生的。我记得，在生下木英后半个多月，也就是2月上旬吧。那时，我们住在延安大砭沟的窑洞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就在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那里。乔木当时已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忽然，王若飞来窑洞看乔木，我也在场，所以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
王若飞，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对胡乔木郑重其事地说道：“毛主席那里需要人，决定调你到他那里做秘书工作。”
毛泽东自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以来，人们对他的习惯称呼便是“毛主席”。尽管他后来的职务不断变化着，“毛主席”的称呼沿用下来。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最初叫书记）。
王若飞的话，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会调他当秘书。
胡乔木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
“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欣赏。
他推荐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乔木是个人才’。所以，毛主席很早就注意你。最近，毛主席那里人手不够，他点名调你去当秘书，你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那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秘书，他跟胡乔木并不认识。
既然是毛泽东点名要调胡乔木去当秘书，胡乔木只得从命了。
胡乔木从大砭沟前往延安的“中南海”——杨家岭，当年中共中央首脑人物聚居的地方。杨家岭位于延安城西北约三公里，是个小山村。据说明朝太保杨兆的墓在此，故原名“杨家陵”。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延安城，中共中央机关当夜便从城内凤凰山麓迁入这个小山村，从此改名“杨家岭”。
毛泽东住在小山坡的三眼窑洞里，左侧是刘少奇的窑洞，右侧是朱德、周恩来的窑洞。胡乔木从来没有干过秘书工作。新来乍到，被任命为文化秘书（后来成为政治秘书）的他，一时竟不知干些什么。毛泽东跟他谈过一次话——那是他平生头一回跟毛泽东谈话。四十八岁的毛泽东，只是问了问这位二十九岁的年轻人的大致经历，便忙于工作了。胡乔木无从插手，只得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闲坐。他不敢直接去问毛泽东该干些什么。
如此这般，胡乔木心里十分不安。他终于鼓足勇气，走向毛泽东的窑洞。本来，他想去问毛泽东该干什么工作，一进去见毛泽东正埋头校对文件清样，就说道：“让我来校对吧！”
毛泽东笑道：“好呀！”
于是，胡乔木从毛泽东手中接过清样，拿到自己办公室里校对。这是他头一回学会做秘书工作。
胡乔木所校对的，是《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清样。《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一本“大部头”文献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选工作。此书于1941年12月在延安正式出版，收入1928年6月中共“六大”以来至1941年11月的党内文件五百五十七篇，分上、下集出版。此书是供中共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用的，借以弄清中共“六大”以来的党内路线斗争问题。这“大部头”在正式出书之前，先是把文件印成活页文选分发。胡乔木当时所校对的，正是文件活页文选的清样。
胡乔木做过编辑，又有文字功底，所以经他校对的清样，不仅没有错别字，而且更正了一些文件最初误印的地方。毛泽东对这位年轻人的工作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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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飞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2）
校对《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那五百多篇文件，使胡乔木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中共“六大”以来党内高层斗争的内幕，第一次系统地读了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因此，协助毛泽东编《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是他在毛泽东身边所上的“第一课”。
后来，胡乔木回忆说胡乔木谈话记录，1991年3月20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页。：
“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
为《解放日报》写社论（1）
就在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不久，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
“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卷11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翌日，崭新的《解放日报》在延安诞生了。从此，《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为世人所瞩目。
《解放日报》创刊时，以博古为社长，杨松为总编辑（杨松即吴绍镒，病逝后由陆定一继任总编辑）。
博古，即秦邦宪，曾任中共中央总负责达四年，直至1935年遵义会议后不久被张闻天所取代。虽说他曾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当他认识了错误，便勇于改正，心悦诚服地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走马上任《解放日报》社长，干劲十足地提出，每天要发一篇社论！
博古是这么说的：
“你看《真理报》——苏共中央机关报，不是每天一篇社论吗？我们要学《大公报》嘛，《大公报》的老板张季鸾、胡政之等商量商量，一篇社论就出来了。”陆定一：《关于延安改版》，载《万众瞩目清凉山》第1集（内部资料）。
正因为《解放日报》每天都要发社论，博古约请中共中央许多负责人来撰写——诚如中共中央通知中所说的那样，《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内中，胡乔木也成了博古的约稿对象——有时，是博古请毛泽东写社论，毛泽东嘱胡乔木写；也有时是博古直接约胡乔木写。
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创刊不久，第一次为《解放日报》写了社论，题为《救救大后方的青年》，在6月8日刊出。胡乔木曾秘密去过中国西南大后方，他又多年从事青年工作，因此他写《救救大后方的青年》，对情况是非常熟悉的。
在社论中，胡乔木写道：
“有志的青年绝不能懒洋洋地缩起头来睡觉，静候痛饮凯旋之酒。为了加速最后胜利的到来，每一青年都应振作精神，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进行各种有益于抗战的工作……”
“用以毒害青年的武器有明枪，还有暗箭，你们不仅要认识满脸杀气，操着硬刀子的屠夫；更还要谨防那陪着笑脸，却是暗暗操着软刀子的谋士，——他们更善于巧言令色，为嗜杀的暴君歌功颂德，为刀头下的青年唱安眠曲。”
胡乔木显示了他写政论的功底。于是，《解放日报》编辑部“抓”住了他，约他不断地写社论，光是6月份便发表了他写的四篇社论。除了6月8日的一篇之外，还有：
6月10日，《欢迎科学艺术人才》；
6月17日，《国民党缺少什么》；
6月29日，《苏必胜，德必败》。
紧接着，他又写了不少社论：
7月8日，《国际的团结与国内的团结》；
7月27日，《出路和迷路》；
8月14日，《闻捷》；
8月26日，《最近的国际事件与中国》；
9月11日，《打碎旧的一套》；
10月24日，《开展冬###动》；
11月6日，《庆祝边区参议会开幕》。
前前后后，他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达五十八篇之多——在陆定一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之后，反对“每天一篇社论”，社论不再一天一篇，用稿量相对减少。
那时，《解放日报》社论，代表着中共中央的声音。胡乔木能够成为《解放日报》社论的主要“写手”之一，既显示了他的理论、写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