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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帝国能在八年间（1592—1600），连续进行四次大规模军事动员与作战（朝鲜战争可算两次），一次十万以上，另一次竟达二十万，怎不让人啧啧称叹？又不是游牧民族，说打仗民众一上马就OK了，怎么也不像是即将没落的样子呀？当人类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十七世纪来临时，大明乍一看依然是以东亚超级帝国之雄姿迎接它的到来的。登临绝顶上，一览众山小，试问周边还有谁能撼动它的地位？
可再细观，原来这庞然大物，纵不是泥足巨人，也是有点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先说大势，帝国历经前期的短暂腾飞后，各种主客观因素交集下，并未如所愿般直冲云霄，相反，还没达到成宣时期的高度便已开始再次滑落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等各方面问题，有历史遗留的，也有新近产生的，竟也越来越向严重化迈进。就是那万历三大征，表面光鲜的背后，危机也已然潜藏。
其实三大征很是参差不齐，相较朝鲜之役，其他两战对手远逊。尤其宁夏一战，叛军力量实际很小，几千人而已，明廷却调动几万大军，且有李如松、麻贵（打败蒙古套骑一战功绩大）所率的精锐参与，方才搞定。播州也是，面对一个地方土司，再强又能强到哪里去？前后抚战竟也折腾了十几年！如此取胜又何足大喜？
规模影响最大之朝战呢？明军可谓精锐尽出，李如松、麻贵、刘綎等皆当朝顶尖大将，最终也未能完全靠自身力量取得胜利，要不是人家丰臣秀吉死了，这仗还有的打呢。军队战斗力不能不让人担忧啊，北方传统游牧劲敌一旦再起怎么办？
何况这仗来得也不是时候，虽说都是必须要打的，也体现了万历一朝的功业，但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就要到来之际，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却先来了个空前大消耗，这个损失也确实太大了。
单说一个财字，《明史》记载：万历“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万历前期积累的财富就这样丧失几尽，帝国元气大伤，客观上成为帝国滑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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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莫疯狂捧杀人
说一千，道一万，万历后期没能再攀高峰反而坠落，最大的责任还是要由万历朱翊钧自己来负的。张居正改革打下了那么好的基础，帝国完全有实现超越成宣辉煌的可能，三大征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打下来，其间帝国财政都未出现崇祯时那种捉襟见肘的窘境，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可他万历亲政十年还没到，诸多个人问题便已暴露无遗，其中最被诟病的就是怠于临朝了。他竟然藏于深宫大院近三十年，不上朝，也不出宫门一步，除了内阁辅臣们偶有机会见他一面之外，就是朝堂上的官员都不给面见了；国家日常政务更是不闻不问了，甚至连部门有缺编缺额、官员需正常擢升等也都弃之一旁，随它去了。
虽说帝国的文官组织已形成较完备的系统，即便没有帝王的参与，首辅也能带领大家搞好基本正常的运转，绝不会出现崩盘的迹象，但作为一国之最高领袖，如此做派，不管什么原因都是讲不过去的，危害也是相当深远的，特别是制度精神层面。
君臣如何能和谐共处？臣子们会怎样对待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职责，又会有多少向上的激情与动力？说白了，长此以往，只会让国家制度更加松弛，吏治更加败坏，人才更加凋零，人心更加散乱，风气更加不振；而这些东西日积月累，一旦由量变到质变，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有可能从根本上摧垮帝国。
更有甚者，身为一国之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国的一切还不都是他万历的？可他竟然还贪财！后期为聚敛财富，以致矿税太监横行地方长达十年，政治、经济、民心方面的杀伤力相当之大，社会动荡也随之加剧，湖广、山东临清等地民变莫不因此。
至于文官集团的党争，哪个时代都有，明朝也是贯穿始终，但真正发展到空前激烈，以致成为明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是从万历开始的。什么东林党、浙党、昆党、宣党、齐党、楚党，等等，不管其中水分有多大，是否就不如*专制，如果不加以很好的制衡，党争权斗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肯定不利于帝国之发展。万历长期对朝政的不闻不问，很大程度上加快了这一步的到来。
不过，因此就对万历过于苛责，甚至把明亡的罪魁祸首这顶帽子安到他的头上，就有点与事实不符了。其实万历深居内宫不上朝，并非不过问政事，相反他通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的方式，始终把国之要务牢控在手。三大征便是一个明证，那时他已开始不临朝了，但战争的每一个进程，都能看到他的身影，重大的决策更是他最后拍板的，大体上也还都不错。比如将帅的任用，除了援朝之役明军后期统帅杨镐值得商榷外，其余皆是一时之选。李如松、刘綎等建立大功，都离不开他的慧眼识人。以后要讲的辽东边事，也同样如此，无论对李成梁，还是熊廷弼，他都给予了最充分的信任。
至于被后世认为导致明亡主因的“三饷”（辽饷、剿饷与练饷）加派，也因辽饷起于万历，让他倒了霉，遭到一片骂声。其实万历在位四十八年，仅在最后两年（1618年起）女真崛起侵扰辽东时，需要巩固国防才加派了辽饷，而那整体上依然赶不上被宣扬成不断减轻民众负担的大清税赋。（见《大帝卷？杂谈篇》）
另外，被痛责的矿税太监乱国扰民一事，始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三十三年时矿监便已全部招回，税监仍在行动，但经过一番改进后，征收中的弊端及危害已大为减轻。这样说绝非给万历卸责，只是觉得应该公平公正地看待一个人和一个时代，既不要捧上天，也不要踩入地，该咋样就咋样。
大凡论及国之兴亡，范围之广可谓无所不包，而且都能被讲得头头是道，深刻得不得了，特别是事后诸葛最好当，知道了结果，定好了框框，把原因往里一放就行。不过，这样的大而全，反而搞得人不知所措，倒不如换个角度来看看。
能让明朝这等大帝国灭亡的，原因再多，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表现形式：外患、内乱及两者相兼。
且看万历时，国家并没有大乱，即使山东等地民变，也都是小规模的，未给帝国造成什么惨重打击，更不要说毁灭性的了。就是宁夏、播州等地发生的大叛乱，最后不也得到了彻底平息？外患如日本者，有否入侵中国的打算且不说，朝鲜战场上明军大体上还是保持着一定优势的。北方二百年来最为强劲的对手蒙古人，万历时也只是对明之辽东不断侵扰，产生过压力，但已根本不具备对整个帝国造成威胁的能力了。要不是东北那一个民族的崛起，一场大战的爆发，谁也不会想到十六、十七世纪之交，仍是那么雄伟壮阔的大帝国，竟然有轰然倒塌的可能。
女真曾是大明人（1）
这个民族就是建州女真，崇祯八年（1635）起改称为满洲。提起他们，可能首先会联想到宋时之金，建立者不就是女真人吗？其实此女真非彼女真也。
中原王朝向来称周边之族，大多笼统概括之，如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百越、西南夷、靺鞨等，哪是一个民族，根本就是同一地区各民族或氏族部落集团的总称。女真也是这样，宋辽时对东北居于松花江、黑龙江中下游及长白山一带所谓白山黑水间各部族的统称也，绝不能因此便说他们是一个民族了。
且说宋辽时被统称为女真的氏族部落，有*真和生女真之分，灭辽建立金国的就是后者完颜部。待金占了宋的北方，入了中原后，那些参与建国的女真各部大抵也都跟着进来，不可避免地也都汉化了，等到蒙古人再灭金，更是渐渐融入汉人当中去了。如此一看，满洲前身的女真与建立金国的女真根本不是一回事。至于当时散居在东北的那一群女真人，蒙古人则设了若干万户府来统治，这里面倒是有满洲人祖先的。
明兴逐元以后，东北很快为大明所有，当地女真民众自然也就是明之臣民了。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设置三卫统辖女真：浑河以西至松花江上游的，属建州卫；辽河上游与松花江上游之间的，属海西卫；黑龙江中下游至乌苏里江一带最为落后不开化的，就属野人卫了。
明前中期是女真人一个大迁徙的时代，建州、海西女真更多是受到野人女真的侵扰，被迫离开故土，由东北向着西南方跋涉，当然后者也有部分跟进的。冷兵器时代就是这样，往往越野蛮就越强悍，女真之初也是，生女真不也是逼迫着*真往南跑吗？
原本居于黑龙江三姓（今黑龙江依兰）的胡里改（呼尔哈）、斡朵怜（吾都里）两个元时万户府的女真人，也分别在他们的首领阿哈出和猛哥帖木儿的带领下，汇入了奔腾向南的大江大河之中。
阿哈出率部辗转多处，来到了绥芬河流域，并于永乐元年朝明。成祖就在其部设卫，又因其所居之地含有原渤海率宾府建州故地，遂命名为建州卫，并赐汉名李思诚，封为指挥使，建州女真因此得名。李思诚后来传子李显忠，紧跟着是孙子李满住。以后的大清（后金）皇室就出于建州女真这一支，开国之君努尔哈赤即为猛哥帖木儿的六世孙。
猛哥帖木儿则来到了以阿木河（今朝鲜会宁）为中心的图们江一带，居于建州卫的附近，永乐十年（1412）也归附了明朝，成祖分设一个建州左卫，命其担任指挥使。后来，猛哥帖木儿为七姓野人所杀，其子董山与其弟凡察争位，明廷遂把建州左卫再一分为二，增设建州右卫，叔侄各掌一卫，时在明英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