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吴主观了点，事后也证实，康熙是没啥大本事，可清军新一代统帅有厉害的角儿，八旗依然很强，绿营同样不弱（都是汉兵，感叹）。另外，他也忘了，时间如果让人家凋零，自己与老部下们十一年来不也要走同样的路吗？
还有一点，绝对不能忽视，那就是满汉之争。明亡清兴至今不过三十年，大陆抗清之火被扑灭也只在九年前（1664），汉人的故国之思岂能说忘就忘？就连做汉奸已很久的吴三桂，手下不也有胸怀反清复明之士？他的女婿、臂膀之一胡国柱就是。
何况满洲贵族对汉人的统治，必须正视，三十年来残暴多于仁慈，贱视多于平等，不客气地说，占据帝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好几的汉人只是二、三等的公民，地位不要说远不及主体满民族，就连蒙藏都不如，这是不争的事实。
如此环境，要说广大汉人在短时间内，都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满洲贵族统治，那也太虚假了，即使有清三百年好像也没有吧。这次撤三藩，恰恰撤的也都是汉人，且不是一两个，而是牵涉几个大大小小的集团，足足六七万人呢，无形中触发了民族之感情，引发了民族之对立。
而正是这种客观存在的民族之争，不仅让三藩内部凝聚力更强，也是日后大乱爆发初期，虽然发动者是为人所不齿的昔日背叛者，大江南北的汉人响应者仍众的原因之所在。当然，跟着当朝的汉人也不少，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们；另外，坐山观虎斗的汉人同样不少。个中原因不想多说了，十七世纪汉民族的不断失败，根子就在于此。
切入正题。这边吴三桂们真的开始磨刀霍霍了，而康熙那边却还浑然不知，全力做着撤藩的前期准备工作，好几万人呢，漫漫长路，线路怎么走，沿途怎么接待，到目的地后又怎么安置，浩大的工程啊。
比起三峡移民恐也不简单吧。三百多年前的事了，没飞机、火车、汽车、轮船什么的，综合条件更是差之千里，尤其他们并非一般民众，而是三个强大的军民结合体，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康熙忙得不亦乐乎，其间有很多专门御批，足以体现他对撤藩之事的重视与对被撤之众的关切，但从他的着眼点来看，倒能明确一个真相。
原来他忙了半天，没有一件触及假如吴三桂们有啥异常如何防范的问题，虽然《圣祖实录》之类书上有不少事后弥补这方面不足的大帝语录及其他相关言辞，但根本找不到能够证明当时朝廷哪怕有一点实际举措的证据。
这也侧证了康熙当初决定三藩同撤时，想的就是那么简单，认为圣旨一到，一切OK，大臣们想这想那，还分几步走，纯粹多虑。什么“撤亦反，不撤亦反”，事后遁词也。
吴三桂们谋反之箭已在弦上，岂能不发？经过一番精心谋划，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终于正式反了！
老吴也从此进入了人生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他前不见古人后不知是否有来者的奇诡人生也至此奠定。
打你个措手不及
就在起事的第一天，吴三桂宣布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建国号“周”，以第二年为周元年。
接着选择良辰吉日，脱去满装，改穿汉服，蓄发复宗，率领众将士哭拜永历陵，动情之至，恸哭不止。虽然有点讽刺，这永历帝当年可是他从缅甸要回绞杀的（1662），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谁还会再去计较呢？
就这样，吴三桂以哭陵为契机，以民族大义为号召，开了一个极为成功的誓师大会，做了一个尤其生动的思想动员，成效非常显著，全军上下民族情绪高涨，凝聚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老吴为了师出有名，还搞了一个讨清檄文，气贯长虹得很，不失为名家精心之作。这宣传工作从来都少不了，把握舆论导向很是关键啊！
这文本是很有讲头的，能看出很多东西，真的假的，虚的实的，一应俱全。老吴的讨清檄文（附录1），及随后康大帝的讨吴谕旨（附录2），相互对照起来看，有意思得很。这里仅说一件。
那就是檄文触及了当年吴三桂与多尔衮订盟等事，三十年后重提，文中述及，脉络清楚，悲愤交加，虽不排除有作秀之嫌，但清廷一再回避之，讨吴谕旨及其他官方文件都不曾提起，就有点蹊跷了。按理说，如是老吴蓄意捏造，不正好有个机会严词鞭挞一下吗？又为何如此做派？想来老吴与清方达成的共讨闯“贼”、明清以黄河为界的盟约应该是确实存在的吧。
再说云南，那可是老吴的大本营，起事后自然兵不血刃轻松搞定。十二月初一，吴三桂从云南北伐，由康熙挑起、老吴发动的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规模内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此时，康熙还蒙在鼓里呢，一点不知情。也难怪，当时的通讯事业哪有现在这么发达？直到十二月二十一日，吴三桂起义的消息才传来。这下该轮到康大帝震惊愕然了，可又有什么用呢？就像吴三桂得知皇上恩准撤藩时一样，木已成舟，不可挽回了。他惟有找差补缺，将功补过，抓紧把抵御工作放到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精心部署，迎击来犯之敌。
具体说来，军事、政治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政治方面，调整策略，停撤平南王、靖南王两藩，意图孤立吴三桂；无论原来老吴手下，还是有父子兄弟现在云南的官员，概不株连治罪；逮捕三桂驻京为质之子吴应熊，防止内外沟通；多方安抚各重要军镇将领，鼓励他们守御地方，奋勇杀敌；对应老吴的讨清檄文，也搞了个讨吴谕旨，同样义正词严，对人家大张挞伐和声讨。
军事上，立足防御，视中原重镇荆州为最关键的战略要地，派遣满蒙八旗领衔的帝国最精锐也是最铁杆的部队驻防，抵抗吴军正面主力进攻；侧翼川陕也不能忽视，严防吴军经此线威胁京师，再辅以兖州、太原分做南北东西的中继站；笼络广西孙延龄，以牵制吴军北进；安抚福建耿精忠等，防止胁从，跟着吴三桂一块“闹革命”。
综观之，这套战略防御体系仅是正常之举，没有值得特别赞扬的地方，且预防性过重，收缩性过大。等于把长江南岸送给了吴三桂，要不然，帝国精锐越过长江，进驻湖南，与北上吴军针锋相对，压迫威胁性岂不更大？以后吴三桂不见得能迅速占领全楚，这样形势岂不更好？对民众的不利影响岂不更小？恐怕也不会导致后来华夏大地风起云涌，群起响应，让清廷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吧。
何况以吴军的进军时间推算，如果部署得当，满蒙八旗驻防湖南北部的军事重镇，是完全来得及的，但结果是不仅没有，就是驻防荆州也未见行动有多么迅速。
由此多少可以看出，康熙和朝臣们大战之初，措手不及已在先，估计不足又在后，虽然做了部署，骨子里还是认为，吴三桂再厉害，毕竟局促一隅，怎能与天下相抗？灭他易如反掌不一定，想来困难也不会很大，哪里料到战争竟会蔓延到大半个帝国，并打了好几年时间，标标准准一场大战。
想想也是，人家吴三桂从决断、准备到正式起兵，很长时间你都不知情，没有任何防范，临时抱佛脚，便能轻松搞定，你也太牛了，战争也太好玩了，老吴也太不经踹了。
可那战争岂是好玩的东西？真刀真枪的，弄不好要国破家亡的，何况老吴又怎是吃素的人？六十岁的人了，什么大浪没经过？什么大战没历过？战前又有精心谋划部署，准备翔实 充分得很呢，就你康大帝手一挥OK啦？岂不说笑。
结果，仗一开打，吴军便气贯长虹，一路所向披靡，勇不可当，很快饮马长江，遥指北京了。而康大帝的英明决策，看起来很美，仓促接招下基本无用。大清帝国被打得灰头土脸，一败涂地，甚至中原统治也有了崩盘迹象。
这是康熙六十一年帝王生涯中面临的惟一生死存亡的斗争，也是大清（后金）至太平天国起义前，二百三十余年遭遇的仅有的一场差点灭顶之灾。
吴三桂，康熙一生最大的对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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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危已在旦夕（1）
吴三桂云南起兵后，康熙十二年（1673）十二月底轻松搞定曾总管云贵时的老地盘贵州，先遣部队紧跟着攻入湖南，迅速拿下由黔入楚的要地沅州。
第二年伊始，吴三桂正式称“周王”，废弃康熙年号，称周王元年，改元“利用”， 废康熙制钱，自铸货币“利用通宝”。这下完全与康熙分庭抗礼了，华夏大地自此上演了一场“二龙相争”的好戏。
起初，吴三桂表现完美，完全压制住了康熙阵营。吴三桂称王改元后，未作丝毫停留，旋即亲率主力北上，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湖南常德、辰州、长沙、岳州、衡州等战略重镇纷纷被拿下，三月份全境皆归。前锋更是直抵长江南岸湖北境内的松滋（今松滋北），与清军大本营荆州隔江相望。
这时的老吴饮马长江，遥看北京，过江与否，尽在掌控，看起来北定中原指日可待了。这般轻松快捷便取得了如此骄人战绩，也许吴三桂自己都未曾想到过。
而清军如此不堪一击，康大帝更是绝对没有想到，他还以为纵是自己举措失当，仓促应战，以天下之物力，击败局促于云贵之一隅的吴三桂，简直不在话下。这也是他和他的朝臣们实施初期战略部署时，预防性过重，缺乏积极进取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要不然，湖南也不会这么轻易丢失。这对整个战局、对民心，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康熙毕竟不是神，作为最高领袖带着国家走上如此危途，心中若没有一点惊惧与懊恼，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除了被动接招还是被动接招，形势已完全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了。
吴三桂要真的过了长江，向京师杀奔而来，说不定大清就彻底败了，祖宗三代拼死拼活打下的中原�